辛庄村 “一包烟”针灸医生王培利，是王玉辰徒弟的徒弟。王培利出师后行医乡里，出于方便乡民请他，他家从不喂狗。村民王连甲的三儿子“三红子”小时候体弱多病，有一次犯了抽风病，眼看抽得不行了，王连甲把王培利请来，一排针扎下去止住了抽风，并且从此再也没犯。 20世纪50年代，农村实行合作化后，社员集体劳动，王培利外出看病经常耽误农活，其他社员开玩笑说，谁再叫你看病，收他一包烟给我们抽，你的那份活我们帮你干了。从此，上门求医的人会带上一包烟。王培利自己不抽烟，把烟都分给社员抽了。
　　纪家楼村过去有 “三多”：看病的比长病的多，教书先生比学生多，拾粪的比狗 （拉粪）多。
　　“看病的”指的是医生。到新中国成立之初，纪家楼村里有朱子轩、朱子营 （人称 “小神仙”）、纪寿青、朱宪邦、朱宪廷、刘学孔、朱宪治、朱立国等十几位中医。莫说在那个时代，就是处在当今，一个村子出这么多中医，也是极少见的。
　　在这些医生中，名气最大的是中医朱宪廷 （1912—2000）。朱宪廷从15岁随父亲朱子轩学习中医， 22岁开始坐堂出诊，终生行医。用盖棺定论的话评价：他少年立志，崇尚勤俭，不食烟酒，艰苦朴素，艰苦奋斗，甘守清贫；他医德高尚，行医不分高官豪富，不分平民百姓，不分亲疏远近，一视同仁；他救死扶伤，从不收礼，乐善好施，济人济世；他严于律己，宽以待人，淡泊名利，与世无争。
　　这样评价朱宪廷，让人看上去难免有溢美之嫌，事实上，这些词语概括不了他的真实的光彩人生。
　　有一年，曹寨 “毛家”太太得了大病，吩咐管家套着马车去东乡请一位大夫。管家到了那里，大夫到外地出诊了。回来路上，路过纪家楼，管家想起朱子轩医道不错，心想，病不等人呀，既然那位大夫请不到，就请朱子轩去给看看吧。到了朱子轩的中药铺里，不巧，朱子轩也出诊了，一时半会儿回不来。管家想，来到人家的药铺了，请不到朱子轩，这样走了也不是个事儿呀，那就叫他儿子朱宪廷去给看看吧。朱宪廷跟上管家去了“毛家”。这时， “毛家”准备了一桌丰盛酒饭，正等着东乡的大夫到来。家人听得门外车马铃声，对太太说，大夫来了。大门响处，家人隔窗一看，管家请来的不是东乡的大夫，而是“楼上” （周边村子乡民习惯将纪家楼称作“楼上”）的朱宪廷，赶忙告知太太。太太说声“撤席”，家人叽里咕噜忙活着把酒席撤了。朱宪廷视而不见，进屋坐定给太太诊脉看病，开了方子，嘱咐病人服药注意事项，抬腿走人。太太半信半疑地按方抓药，三服药下肚，大病痊愈。这一来，太太觉得很是对不住朱宪廷，懊悔不已。这正应了 “后悔药有吃的没有卖的”那句话。 （57）
朱殿封 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