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付军
全面考察保廉洁
　　董仲舒看到了对官吏考察的重要性，一次上书中他说，“扶衰止奸，本在吏耳”，函谷关以东的地区，物价上涨，人民饥饿死亡，盗贼纷纷起事造反，都是官吏治理无方造成的，应当“考察天下领民之吏”，优化官吏的设置和使用，来消灭各种乱象，使“百姓各安其业”，达到善治的目的。
　　他提出了一套考察贤才方法：虚心向被考察人周围的士人请教，观察他所做事情的来龙去脉，要注重和其他贤才商量，征求大众意见，了解到他们的内心真实想法，更要深切地体谅他的情志，观察他的喜好和厌恶，以省察是忠厚君子还是奸佞小人。还要考察他们过去的行为，并与当今的情况进行验证，特别要观察他们日常的所作所为，要注意观察他是否喜欢承受古代贤人的优秀品质，他的对立面是哪些人，他怨恨什么人，他所尊重的人，他经常为何而争执，还要分别他们的亲族和姻亲，来分析他的成长环境。这一套选人用人的方法，直到今天我们看起来也是很实用的。
　　“试玉需烧三日满，辨材须待七年期”。考察人才，既看他的一时一事，也看长远、看大局。董仲舒强调要看正反两个方面，不能义气取人。他说“闻其声，则别其清浊；见其形，则异其曲直”。在浊之中一定要看到他的清；在清当中，一定要知道他的浊；在曲当中，一定要看到他的直；在直当中，一定要看到他的曲。不用显著的遮蔽细微的，不用众多的去掩盖寡少的，要把好事、坏事、美事、丑事与他们各自的行为相对照，才能得出公正的结果，切不可以偏盖全、一恶遮百善、一美遮百丑。真正能把黑与白分别清楚，就能选到真正的贤能之人。有了这样的导向，老百姓就知道该如何去留进退了，国家就能实现善治的目标。
揽名责实，不得虚言
　　“没有考核，就没有管理”。官吏考核事关行政效率、吏治清明，对政治体系的运行和社会的发展安宁至关重要。
　　注重实绩是古今通用的一条官员考核原则。董仲舒说“揽名责实，不得虚言”，要倾听群众的反映，看看他的名声好坏，更要考察实际政绩，在实践中检验官吏的治理成果和实际贡献，绝不能用虚有的名声来代替官吏的实际表现。
　　董仲舒强调积累的重要性，从小事做起，从细处着眼。善恶都是慢慢积累起来的，“众少成多，积小致巨”。做的好事积累多了，自然名声显达，德行彰著，自身也受人尊重。积善在自己身上，就好像逐渐长大而自己不觉察；积恶在自己身上，好像灯火消耗油一样，人也不容易看出来。所以考核更要注重从小处着眼，从长期观察，不拘泥一时一事，这就是“考其所积也”。
　　工作成绩的产生不是一蹴而就的，要有一个积累过程，不能凭一时一事的表现来决定官员的实绩好坏，要看长远、看积累。他说“考绩之法，考其所积也”。考核官员政绩的方法就是要考察他们所积累的功劳和过失。有时因为特殊的机遇，一个官员到任后短时间内会产生突出的成绩，但从长远看，由于缺乏全局眼光和战略思维，政绩却是平平的。也有的官员可能由于一时的特殊情况，到任不久就出现了失误和问题，但从整个任期看，是有能力有魄力的，也能做出成绩来。所以考核干部看短期也看长期，看成绩也看过失，总体评价，实绩为上，这才能得出公正客观的考核结果。
　　如果本质是善的，并向着善的方向努力，经过不断积累，事业必然会做大。官员到任，以“为天下兴利”为目标，就象“春气之生草”那样，一点一点的积累。“是以兴利之要，在于致之，不在于多少；除害之要，在于去之，不在于南北”。特别是涉及有利于群众的事情，毫发必兴，不以利小而不为；有害民众的事情，再小也必须革除。行者常至，为者常成。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利民之事，丝发必兴；厉民之事，毫末必去”。把“利民”作为执政治国的价值标准，具有民本思想的积极意义。兴利与除害两者结合，来评价官吏的实绩。
从 “文质彬彬”
　　到 “先质而后文”
　　董仲舒强调“贤愚在于质，不在于文”。“文”“质”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两个概念，广泛应用于文论、人才、礼仪和社会治理特征等方面。就人才来说，“文”指外在表现，“质”指内在品质。孔子有句名言：“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质朴胜过文饰，则显野粗、豪直；文饰胜过质朴，则显虚伪、曲折，质朴与文饰搭配均匀，调和得当，才是真正的大雅君子。
　　董仲舒继承了孔子的观点，他说“质、文两备，然后其礼成”。符合文质兼备“礼”的社会状态是他心目中最高的治理追求，但“文质彬彬”的状态确实不容易做到，如果在“文质”之间做一选择的话，董仲舒选择了后者，他说“俱不能备，而偏行之，宁有质而无文”，“《春秋》之序道也，先质而后文。”没有刻意的粉饰，没有华丽的装潢，没有词藻的妆扮，只坦诚，只有率真，只有心直口快，反倒显得更实际更有用，正是社会治理所需要的人才！
　　他举了一个例子：按照《春秋》书事达理的表现方法，中原诸侯拜访鲁君，一律用“来朝”两字表达。朝见时总免不了一套繁文缛节的礼仪。介国原本只是一个东夷小国，其国君名叫葛卢。夷狄之主，不熟悉“来朝”的这一套礼仪，没有行诸侯见鲁君之大礼，所以僖公二十九年冬季，《春秋》书作“介葛卢来”四字，而非“来朝”。考虑到他能够主动朝见礼仪之邦，说明其心中已经萌发向往仁义、趋近王化的意向了，其动机值得肯定，应该给予鼓励和褒奖，因此《春秋》称呼他的名号。然而，如果徒有文饰而失去质朴之本性，不但不符合礼的要求，而且还会滋生出许多罪恶的事端。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