郝隆年驾机起义后得到福州部队首长的赞扬。

晚年的郝隆年。

　　临邑人郝隆年曾是国民党空军上尉，新中国成立后，怀着对祖国大陆深深的思念之情和报效祖国的赤诚之心，毅然弃暗投明，驾机起义——
　　1955年1月12日上午8时50分，一架由台湾台中机场起飞的美制C-46型运输机安全降落到福州机场。在人民解放军热烈的欢呼声中，一位身穿上尉空军军服的国民党军官带着一名作战官和空勤人员走下舷梯。这位军官就是驾机起义的国民党空军飞行大队飞行员、作战科参谋、台北空军作战司令部少校作战官郝隆年。

立志从军御敌苦学飞行本领

　　郝隆年是临邑县林子镇郝家村人，原名郝学汤，1918年8月生，早年毕业于林子街陵县第五高小（当时林子街隶属陵县），后到天津工作、学习，“七七事变”后回乡参加抗日救国义勇军。当时中国抗日军队武器落后，日本侵略军则是现代化的装备，特别是他们的空军，到处狂轰滥炸，造成我大量军民伤亡，景象惨不忍睹。因此，郝隆年立志做一名飞行员，凌空杀敌，为国家和民族报仇雪恨。 1942年4月，郝隆年考入成都国民党空军军士航校学习飞行技术和航空理论，经过考试合格被派出国学习。他首先到巴基斯坦的拉河尔机场接受初级飞行训练，后经美国考试官鉴定合格后去美国学习。在美国学习期间，郝隆年亲眼目睹了美国飞行教官对中国学员的污辱与轻视。在学习飞行过程中，中国学员如果做错了一个动作，或者违犯了他们的规定，就要遭到辱骂和非难，甚至被淘汰，遣送回国。每个飞行小组，开始时有五、六个人，结束时往往只剩下一、二人，有的小组甚至全部被淘汰，能够通过初、中、高三关获得毕业证书的寥寥无几。当时同学们对美国教官的蛮横感到气愤，但国民党空军当局对美国唯命是从，同学们以各种方式进行反抗，有的甚至怀恨自杀，以示抗议。
　　1946年，郝隆年在美国俄克拉马州高级航校毕业，又经过一段时间C-46型运输机飞行训练，学成回国。到了上海，他被分配到国民党空军空运第二十大队十一中队，担任C-46型运输机飞行员。

拒绝同室操戈向往光明前景

　　中国人民经过8年抗战终于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赶走了侵略者。像其他民众一样，郝隆年也曾幻想祖国早日从战争的阴霾中走出来，过上幸福美满的和平生活。谁知抗日的烽火刚刚熄灭，国民党依仗美国政府的支持，点起内战的烈火。郝隆年在上海亲眼目睹了美军的吉普车在大街上横冲直撞，许多同胞被撞死、撞伤；在报纸上看到美军在各地的暴行层出不穷，他打心里感到愤慨。
　　从美国回来后，中队有许多同事请假回乡探亲，郝隆年也很想回老家看看离别多年的母亲、哥嫂和姐妹。但国民党空军当局规定，凡是飞行员一律不准到解放区探亲，因而他的请假要求被驳回，他更加不满。然而，更让郝隆年痛苦的是，他被国民党驱使，驾驶着飞机运兵、运粮、运武器弹药支援内战，去杀害自己的同胞，这与他不甘心做亡国奴，发奋学飞行抗击日寇的初衷是相违背的！而此时，他在一次例行体检中被查出肺病，终止飞行，住院治疗。借此机会，他连续休息，心中却为自己和国家的前途命运烦恼和苦闷。
　　当时的上海呈现出两种景象：一边是豪门、官僚、投机商过着声色犬马，纸醉金迷的生活；一边是工人、学生、革命知识分子进行反饥饿、反内战的游行。这时郝隆年看了一些进步书籍，接触了一些进步同学和亲友。其中对他影响最大的是老同学张何周。 1942年，郝隆年和张何周一同进入四川铜梁入伍生总队，分派在一个中队，朝夕相处，感情很好。后来，中队发生一起党员暴动事件，国民党特务怀疑张何周是闹事的组织者和策划者，是共产党人，因而将他开除，张何周被迫转入地下工作。 1948年经过上海去苏北解放区，郝隆年和张何周见面交谈，他受到了深刻的思想教育。此后每到深夜，郝隆年就悄悄地收听解放区电台，对于共产党的政策逐渐有所了解。尤其是在各个战场上解放军所向无敌，国民党节节败退，进一步证明共产党得到了全国人民的拥护，国民党统治土崩瓦解指日可待了。就在此时，同队同期的同学刘焕统、邹跃坤等人因为不满国民党反动派统治，驾机起义，飞到解放区。这些都给了郝隆年很大的启发和鼓舞，他的内心逐渐埋下了反抗黑暗统治，投向光明的种子。

反抗黑暗统治 驾驶雄鹰起义

　　淮海战役后，国民党八百万军队全部瓦解，命令所有在沪空军人员全部撤往台湾，郝隆年被迫带病随部队到了台湾。起初，住在新竹，后来迁到台中飞机场。国民党到台湾后，进一步投靠美帝，实行法西斯专政，镇压台湾人民和爱国民主人士，到处笼罩着白色恐怖。特别是对飞行人员控制严密，除用提升、奖赏进行拉拢，特务监视外，还实行五人联保，如有一人“投共”，其余四人要连坐判刑。但是无论官阶、利禄和特务、牢狱都动摇不了爱国志士的斗志。先郝隆年从台湾驾机起义回归大陆的杜道时、陶开府、黄铁骏、胡弘等人对他都是鼓励，更增强了他弃暗投明的决心和信心。
　　为了防止飞行员驾机起义，国民党当局采取了许多措施。机场上每架飞机都派有两名士兵看守，跑道两旁架设高炮和高射机枪，飞机起飞如未得到塔台指挥官允许，即使离地升空也会被击落。还规定飞机去海上巡逻或到大陆空投，每一机组至少五人（飞行员二人，领航、通讯和机务各一人），各带手枪相互监视；在台湾上空飞行，每一机组至少三人（飞行员二人，空勤机工长一人），一律不准带手枪。
　　针对上述情况，郝隆年一面秘密将航行资料、地图和手枪等准备妥当，一面有意识地创造有利条件，等待有利时机。为了避免国民党当局和特务的注意，他佯装成一个醉生梦死的颓废主义者，整天和一些达官贵人的子弟、亲戚厮混在一起，吃喝玩乐，广事交际。经过一段时间周旋，他取得了上级信任，于1954年底被晋升为金马前线陆空联络少校飞行作战指挥官，要求立即赴任。这是一个大好的机会，郝隆年就以行将赴任为由，在机场一次例行的飞行计划内，把自己的名字填上去，经过批准，伺机起义。
　　1955年1月12日，曙光微露，大阳升起，仰视高空，只有一层薄薄的白云，对飞行来说虽不是理想的天气，但挡不住郝隆年似箭的归心。吃过早饭，他乘车来到飞机旁，另一少校飞行作战官和空勤机工长先至，他们礼貌地寒暄一番后，便开始做飞行前的地面检查。随后，三人相继登机进入驾驶舱，经过开车、试车，观察发动机运转正常等程序后，将飞机沿滑行跑道滑到起飞位置。然后郝隆年以合法飞行身份，向塔台请示起飞，经塔台指挥官允许，他迅速加大油门使飞机很快离开地面。此时的郝隆年像久困了的飞鸟重新展翅蓝天，想到即将与久别的亲人团聚，为伟大祖国做贡献，他的内心充满有生以来从未有过的幸福感。
　　当飞机飞行高度上升到2000米时，改为平飞，郝隆年一挥左手，另一个飞行员作战官接替驾驶，他自己走进后仓。一进后仓，他发现那个空勤机工长坐在椅子上打盹，于是郝隆年迅速地打开航行包，取出手枪，把下仓的门打开，大声喊醒机工长。机工长睡眼惺忪地看着他，意欲反抗，但见郝隆年手中有枪，随即酥软下来，无可奈何地跳进下仓。郝隆年赶紧将下仓门关紧，急回驾驶仓，那个飞行作战官见他手中有枪，敏感地意识到有意外，要求郝隆年让他跳伞下去，遭到了郝隆年的拒绝，并告诉这位作战官只有老老实实地跟他回大陆才有前途。为了防止他反抗，郝隆年一手握枪监视他，一手握着驾驶盘，把飞机转向福州航向，迅速向下俯冲，把飞机高度下降到20米，作超低空飞行，同时用无线电话筒迷惑台湾塔台指挥官，说飞机在台中机场东南方向发生故障，随即把耳机挂在驾驶盘上，对方哇哇乱叫，郝隆年置之不理，只顾加大油门朝前飞去。
　　一月的台湾多云雾，特别是太阳刚刚升起，海面经常有雾。当郝隆年飞临海峡上空时，能见度差，突然发现有只台湾军舰在正前方。想躲避已经来不及，郝隆年便猛加油门，以最大速度一掠而过。军舰发现飞机，急起攻击，郝隆年早已把生死置之度外，勇往直前（降落后发现飞机尾部曾中弹）。摇摇晃晃的战斗机在海面上艰难地飞行。郝隆年沉着地应对，驾驶着受伤的飞机义无反顾地飞向福州机场。没想到，在福州机场上空，又被人民解放军地面枪弹击中。九死一生的郝隆年全然不顾枪林弹雨，将飞机对准跑道，果断地降落在福州机场。搞明真相后，他们受到了机场解放军官兵的热烈欢迎,出现了开头一幕。机场官兵刚刚用树枝、稻草将飞机掩藏起来，追杀的国民党喷气式战斗机就追到机场上空，遭到防空部队猛烈射击，敌机掉头而去。

发挥自身专长为祖国献余生

　　次日上午，福州部队首长亲切接见、款待了郝隆年，并对他说：“你驾机起义回归祖国大陆的爱国行动，受到全国人民的欢迎。 ”随即华东军区、南京市为他召开了隆重的欢迎大会。同年五一国际劳动节，郝隆年被邀请在祖国首都参加观礼，见到了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及其他党和国家领导人。后又受到江泽民、乌兰夫的接见和鼓励。
　　中央军委总政治部根据郝隆年的专长，安排他到中国人民滑翔学校担任滑翔、飞行训练和指挥工作，并为海、空军代训飞行学员，为各省市培训滑翔教练、运动员。郝隆年以一颗热爱祖国的赤子之心，将多年来刻苦学习的飞行技术完全倾注在人民滑翔事业上。学校培训出不少滑翔健儿，多次创造了优异的滑翔记录，在祖国的滑翔史上增添了新篇章。他对待教学工作认真负责，兢兢业业，曾多次被评为先进工作者、劳动模范，受到奖励。
　　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郝隆年于1979年被任命为上海市政府参事、第五、六、七届市政协委员，并被推选为第六、七届市政协常委。 1988年12月2日，郝隆年因病医治无效在上海逝世。终年70岁。
　　郝隆年同志生前十分想念在台湾的同学和旧友，他希望台湾当局以民族大义为重，早下决心，捐弃前嫌，为实现祖国统一作出应有的努力。但愿这一天早日到来，以告慰他的在天之灵。□朱斌善
（作者单位：临邑县档案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