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付军
盐铁皆归于民
　　西汉政府通过控制和垄断川泽山林等自然资源，进一步加剧了社会的两级分化。汉武帝对盐、铁、酒实行官营、专卖，把地方上的富商大贾和豪强权贵所掌握的权利夺归朝廷，堵塞他们发财致富的途径，削弱地方割据势力的经济实力，消弭政治上的潜在威胁，也增加朝廷的财政收入。
　　但是，这种封建权力控制、垄断商品流通的专卖制度，对社会经济的发展弊大于利。造成生产效益低，产品质量差价格高，“不给民用”。即使产品不合实际需要，百姓也别无选择，给百姓带来极大的不便，“盐铁价贵，百姓不便”。工商官营导致的另一后果就是造成官商不分，史治腐败。当时有“贤良文学”之士指出，官商们假公济私，他们“云行于途，毂击于道，攘公法，申私利，跨山泽，擅官市”、“因权势以求利”，“子孙连车列骑，田猎出入”。官商们以权谋私，损公肥私，在流通领域中大发横财，吃了国家，肥了私家，穷了百姓。所以，这种政策表面上抑制了地方豪强势力的增长，却扶持了拥有政治特权的官商。董仲舒主张“盐铁皆归于民”，即将盐铁的生产、销售由官营改为民营，作为防止两极分化的措施，也是抑制腐败的重要措施。
　　盐铁官营的本质是一种权力垄断，利用国家权力优势垄断社会资源并主导资源配置，培养了一个特殊利益集团，时间一久，形成了“利益固化”。“利益固化”本身即是一种腐败，让社会成员无法公平分享利益。董仲舒的主张就是力图打破这一利益格局，实现社会分配的合理化、均平化，对今天我们的改革攻坚、“趟深水区”是有启发的。
公仪休休妻
　　董仲舒自己不置业聚财，史书上说他“终不问家产业”，也坚决反对官员家人从事产业经营活动。他在《天人三策》中给汉武帝举了个例子：春秋时期鲁国有个宰相叫公仪休，以清正廉洁名传于世。公仪休担任鲁相以后，规定鲁国一切做官的人，不得经营产业，不得与民争利，他认为做官的人，是在大的方面已经得到利益了，民众务农、务工、做生意，是取得一些小利，受大者不得再取小，因此，做官的人是不能兼做生意的。
　　有一次公仪休回到家中，看见妻子织帛，非常生气，当即赶走了他的妻子；在家里吃饭，吃到自家园里种的葵菜，气愤地把园里的葵菜都拔了，说：“我已经有了俸禄，还要与种菜的农人和织布的女工争夺利益吗？”通过这个例子，董仲舒向汉武帝说明，那些受君主宠爱身居高位的人，家中衣食饱暖并且享有优厚的俸禄，依仗富厚的资产和势力与百姓争利，老百姓怎么能和他们比呢？
　　公仪休的这种做法与他自己规定的“受大者不得取小”原则相符合。他以身作则，宁可自己多花钱从外面买菜买布，也不让自家人种菜织布，目的就是让卖菜织布的普通老百姓有生意做有钱赚，努力创造一种廉洁公平政治生态。
天不兼予，人不兼利
　　董仲舒认为，官员不置产业、不与民争利，这是天理。他有句名言：“予之齿者去其角，傅其冀者两其足”。长着锋利牙齿的动物没有坚硬的头角，长着翅膀的动物只有两条腿走路。天不兼予，人不兼利，这是“上天之理”，也是“太古之道”，古今通行的道理，国家应把它作为制度固定下来，各级官吏也应作为行为准则来遵守执行。
　　董仲舒“分予”思想的核心便是反对封建官僚与民争利，他明确提出：“食禄之家，食禄而已，不与民争业，然后利可均布，而民可家足”。如果“食禄”的官吏经营产业，实际上是与老百姓抢饭碗。从社会分工角度而言，从事生产劳动是一般民众的事，而各级官吏是靠国家俸禄进行治理社会人，董仲舒反对这些封建官吏“居贤人之位而为庶人之行”做法。
　　权力与产业直接结合，亦即官员直接经营产业，会给整个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带来严重危害。中国封建社会国家有一支庞大的官僚队伍。他们利用手中的权力，巧取豪夺，兼并士地，导致了农民的大量破产和贫富的严重分化，除引起吏治腐败外，还利用超经济手段攫取财富，是一种赤裸裸的掠夺行为，它比以经济手段获取财富更容易引起劳动人民的怨恨和不满。董仲舒提出官僚只领取俸禄，不经营产业的主张，如果违背了这一原则，“其患祸必至”。
　　这一思想，今天仍然值得学习借鉴。习近平总书记说：“当官发财两条道，当官就不要发财，发财就不要当官。”鱼和熊掌不可兼得，这是共产党人为官从政的廉洁底线。公务员参与经营活动的负面影响很明显。首先，会造成不正当竞争，影响社会经济秩序，损害政府机关的公信力。其次，影响本职工作的开展。公务员参与经营活动，无疑会分散精力，降低工作效率，甚至产生工作失误。其三，也是最重要的影响就是极易滋生腐败。公务员受到一些经营活动的利益诱惑，极易产生贪污受贿、滥用职权等腐败行为。可见，规范国家公职人员从政行为，重拳整治公务员违规参与经营性活动十分必要。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