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击疫情，党和政府坚持把人民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充分体现了浓厚的民生情怀。这种情怀，既来自对宗旨的践行，也源自深厚的文化传统。
　　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 ”人应该有恻隐之心，这种恻隐之心不是高高在上的怜悯施舍，而是设身处地、感同身受，是对生命的无上关怀。每当社会动荡不安、民不聊生，总会有人著文咏诗，为百姓发声。
　　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战争给人民带来痛苦和灾难，杜甫反对战争，同情百姓。他目睹朝廷强行抓人当兵的现实，以“纪录片”般的生动形象记录了安史之乱带来的灾难，《石壕吏》就是其中的一首。诗中，抓丁的官吏飞扬跋扈，家里老头儿翻墙逃走，只得老太太出门应对。在老妇人的陈述中，我们看到了青年死亡、家庭破碎、老人无助……杜甫在《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中，更是疾呼：“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 ”他自己身处苦难逆境，却要为他人撑起一片绿荫；自己遭遇不幸，却要一心为他人遮风挡雨，饱含忧国忧民的精神。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宋代大儒张载说：“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通俗的解释就是：以天下为己任，为百姓谋福祉，让文化发扬光大，让天下和谐安定。唐宪宗迎佛骨入宫，韩愈写了《谏佛骨表》，劝导皇帝不要盲目拜佛。皇帝勃然大怒，要处死他，大臣们苦苦求情，才使韩愈捡回一条命，却被贬到偏僻的潮州。韩愈路过陕西蓝田关，写下了那首著名的《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欲为圣明除弊事，肯将衰休惜残年！ ”抒发了以天下为己任，不惜牺牲个人利益的精神。到潮州后，他干了4件事：驱除鳄鱼、兴修水利、解放奴婢、兴办教育，都事关国计民生，赤诚之心，跃然纸上；拳拳之心，化为实举。苏轼评价韩愈“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赞扬他以行动践行济世安民思想。
　　惟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安史之乱后，社会矛盾日渐突出。诗人想通过诗歌反映社会现实，揭示百姓疾苦，于是就有了中唐的“新乐府运动”。白居易的《卖炭翁》便是新乐府的代表作，诗人自注云：“苦宫市也。 ”一个辛苦的老人为了生存艰难烧炭，却被官府以皇宫采购的名义强行拖走，只留下“半匹红绡一丈绫”，很明显，这是赤裸裸的抢劫。白居易强调诗歌要服务于现实，“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他强调诗歌要“救济人病”“补察时政”，也有为民请命的内涵。
　　为百姓代言，为社会伸张正义，是古代文人的一种自觉。他们“以百姓心为心”的情怀，逐步积淀为民族优秀文化传统，在诗文中不绝如缕，在现实中温暖民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