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的大师，必然有着崇高的风范和超凡的人格，总能固执地坚持自己的操守,“珍惜羽毛，不慕浮名”。即便在我们今人看来的一些“小节”问题上，也丝毫不曾有怠。
　　鲁迅先生对《红楼梦》的许多精辟观点，至今为红学家们称道。他在创撰《中国小说史略·红楼梦》部分时，借鉴吸收了胡适《红楼梦考证》的成果，明确说明这是胡适考证的结果，“胡适作考证，乃较然彰明”，以示不贪功之心。
　　钱钟书先生素来亲和待人，从不摆大学者的架子。一次,一个叫吴庚舜的青年写了篇关于《长恨歌》的论文,请他指点。钱钟书不仅没有推脱，反而悉心作了修改补充。论文发表前，大为感动的吴庚舜请钱钟书署名，推辞再三，钱钟书署下了“郑辛禹”的笔名，并解释：《百家姓》中，郑姓排在吴姓之后；地支中，“辛”排在“庚”之后；古代圣贤中，禹在舜之后。先生一生最厌浮名虚誉，断然不做与后学争名之事。
　　1942年夏，郭沫若的历史剧代表作《屈原》在重庆公演，在连看了几场后，郭沫若觉得剧中婵娟斥责宋玉的那句“宋玉，我特别地恨你，你辜负了先生的教训，你是没有骨气的文人！ ”气势上不够，于是便找到饰演婵娟的女演员张瑞芳征求意见，而张瑞芳虽有同感却也提不出更好的意见。正在一旁化妆的张逸生便建议将台词中的“‘你是’改成‘你这’”。郭沫若听后连声称好，并尊张逸生为 “一字之师”。后来，他又专门就此事写了文章，表达对张逸生的谢意。
　　由中华职业教育社主办的《生活》周刊是上世纪30年代一份影响力很大的时事和青年修养刊物。在第二任主编、著名出版家邹韬奋的主持下，这份小刊物从起初的不足2000份激增到15万多份，一时间“风行海内外、深入穷乡僻壤”。由此，社会上很多人乃至业内人士都误认邹韬奋乃是该刊的创办者。而邹韬奋却在《二十年来的经历·现实的教训》中“为己正名”，写道：“我不能掠人之美，《生活》周刊并不是由我创办的。 ”其实以邹先生之盛名，即便不作解释，也无人去较真。老一代新闻人的高风亮节，令人肃然起敬。
　　不贪人之功、不掠人之美，实事求是、不慕虚名，成就了高山景行的一代宗师。而身处“渭水钓利、桐江钓名”世风下的我们，又该从大师们的身上学些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