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核心，它激励着每一位中华儿女为祖国的发展繁荣不懈奋斗。老一辈知识分子与党和国家休戚与共的家国情怀和奉献精神，是最宝贵的精神财富。著名学者季羡林、任继愈、欧阳中石先生是从齐鲁大地走出来的学界精英，更是广大优秀知识分子的杰出代表，他们秉承的家国情怀和高尚情操，特别是教书育人、甘于奉献的敬业精神，是深入开展“弘扬爱国奋斗精神、建功立业新时代”主题活动的重要课题。
　　一个人能成就一番事业，应该和他的天赋、努力和机缘有关
　　三位先生是我最尊敬的学界前辈。多年来，他们对我教诲提携，恩同再造。他们又都是山东人，感情一直很深，可以说“亦师亦友亦乡亲”。他们在学界，甚至海内外都是受人尊敬的前辈和大家，称三位先生为“三贤”，不单单是出于自己的仰慕之情，更是基于他们在学术上取得的不朽成就，基于他们在教书育人方面作出的突出贡献。
　　过去我们谈对季先生、任先生的认识，很少从一名党员的角度来看待和考量这两位先生所取得的成就。过去一直称季老、任老“先生”，其实严格来讲，党内应该互称“同志”。因为季羡林、任继愈先生是上世纪50年代，准确说是1956年入党的老党员。季先生的入党介绍人是当时北大东语系的党总支书记。他们的党龄长达半世纪，是当之无愧的老党员。那个年代，正处于“三大改造”基本完成，国家刚踏入社会主义门槛的历史关头。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他们为了祖国的繁荣富强和个人的成长进步，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这是庄严神圣的选择。在以后的漫长岁月中，尤其是特殊年代，他们也与大多数知识分子一样，遭到不公正的对待，但他们不忘初心，没有动摇过作为一名共产党员的理想信念。
　　季先生过去曾经在一篇文章中说，一个人如果能成就一番事业，应该和他的天赋、努力和机缘有关。其实在我看来，至少这三位先生是这样的，特别是后天的努力。另外就是要有一定的机缘。
　　我们都知道季羡林先生小学入学面试的时候，比别人多认识了一个骡子的“骡”字，就早上了半年学，很多事情都可能因为这半年而改变，这应该就是季先生说的“机缘”。
　　另一点我感觉就是山东人的憨厚，骨子里的那一种韧劲。我们知道，欧阳中石先生北大哲学系毕业后，很长一段时间内从事基础教育。他教过小学教过中学也教过大学。他教过语文教过数学也教过体育甚至化学。在生活中工作中，谁也不可能一帆风顺，都会遇到这样或者那样的问题，就是要看你怎样去看待。比如说欧阳中石先生，中年因为见义勇为被车轧过脚，又因为身体原因落下了偏盲的问题，看东西、行走比正常人要困难。中石先生从北京一所中学调到大学工作的时候，已经年过半百，因为当时没有书法学科，他就在教科所工作。直到后来创办了夜大函授讲授书法，又有了书法大专班。经过多年的发展，创建了完整的书法教育体系，为中国的教育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我想这是他们能够取得成功的重要原因。
　　每一位先生都是一本厚重的大书，都对祖国充满深厚情感
　　每一位先生都是一本厚重的大书。只能以我的了解结合亲身经历来谈一下。季羡林先生是临清官庄人，任继愈先生是德州平原人，欧阳中石先生是泰安肥城人。他们都曾在济南上过小学，读过中学，又都在北京读过大学。这样一来，他们就有很多共同的师承。季羡林先生的小学校长王祝晨，是山东教育界的先驱，他也是欧阳中石先生的小学班主任。这三位先生又都是高中校友，都毕业于山东省立第一中学。二战后，季先生放弃国外名校执教的机会毅然回到祖国，到北大组建东方语言文学系。 1952年院系调整，中石先生从辅仁大学哲学系又转入北大哲学系学习数理逻辑。任先生1934年考入北大哲学系，后来又在西南联大读研究生，毕业后成为了一名教师。任先生是北大文科研究所的第一批研究生。当时一共招过两届，他是第一届。到1964年中国科学院成立世界宗教研究所，任先生调离北大，但仍在北大兼任教学工作。
　　任继愈先生在治学方面取得的成就有目共睹。毛主席上世纪60年代曾经有过一个批示：“任继愈发表的几篇谈佛学的文章，已如凤毛麟角。 ”后来毛主席亲自在家中接见任继愈先生，谈了关于哲学和宗教的问题，并批示成立宗教研究所。对于这件事，特别是毛主席当年对他的评价，任先生很少提及。记得有一次，任先生的一位学生在和他见面时问过这件事，他听后一言不发。所以当年任先生和毛主席见面的情形，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很少见到相关文字记载。直到任先生去世后，家人整理他的资料，才发现了当时任先生给学校写的情况介绍，也不过寥寥数语。谦逊、低调、甘居人后、淡泊名利是这几位先生的共同之处。
　　三位先生都对祖国充满了深厚的情感。他们教书育人淡泊名利，但爱国从来不甘居人后。季先生曾经说过：“我有两位母亲，一位是生我的母亲，一位是祖国母亲，我对她们充满同样真挚的情感和敬意。 ”他是这样说的，更是这样做的。季先生留德10年，放弃了国外的执教机会，选择回到祖国。“七七事变”后，北大、清华、南开三所大学南迁长沙，组成“临时大学”，后来又迁往昆明，这就是被称为“世界教育史上奇迹”的西南联合大学。当时任继愈先生跟随老师同240位师生一起，从长沙徒步行至昆明，共计1300多公里，历时68天。任继愈先生回忆起这段历史深情地说：“我深信，探究高深的学问，不能离开哺育我的这块灾难深重的中国土地。从此，我带着一种沉重的心情来探究中国传统文化和传统哲学。 ”不难看出，几位先生不论是求学还是治学，都把自己的研究与国家和民族紧紧联系在一起。季羡林先生毕生致力于文化研究工作，他为弘扬中华文化与东方文化，促进东西方文化交流作出了卓越贡献。
　　季先生在东方学、语言学、中外文化关系、印度学、美学、比较文学等领域著作等身，被誉为学界的楷模；任继愈先生在宗教学和哲学方面的研究成果被誉为“凤毛麟角”；欧阳中石先生则在哲学、书法教育和传统文化等方面有着深入的研究。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中石先生最为人熟知的是他在书法领域取得的成就，其实先生的诗名文名被他的书名所掩。先生写了很多诗词，是严格的格律诗，格调非常高古并且意蕴深远。但这些诗稿在他看来纯粹是自我感怀的抒发，从来没想结集出版。直至先生晚年我给先生说，这些内容不但有很强的可读性，而且很有教育意义，对学生也很有帮助，听过这些，先生才同意出版。当时我把诗稿带给山东老乡李肇星，他在航班上写了很长的序言。这两本诗集一本是《中华颂》，一本是《齐鲁颂》。先生极为珍视这两本诗集，每次回山东老家总是随身带上，送给家乡的朋友和后学，因为诗文的字里行间充满了对祖国对故土和对所处伟大时代的一片赤诚。
　　严格说来，中石先生是季羡林、任继愈两位先生的学生。季先生过米寿就是88岁生日的时候，中石先生给季老画了一张水墨荷花，落款是弟子中石拜。因为中石先生是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后从辅仁大学来到北大，当时季羡林先生已经是东方语言文学系的教授。在北大哲学系读书的时候，任先生在北大讲授哲学。记得中石先生说过当时任先生喜欢穿长衫，非常儒雅清秀，同学们爱开玩笑，都叫他“长衫书生”。他们都是谦谦君子，为人平和低调，做学问严谨求实，有古仁人之风。
　　治学领域的不同，决定了他们气质的不同。一位是从事东方学、语言学研究，一位是从事哲学研究，一位是传统文化研究。同季先生交流，听他对事情的分析，堪称鞭辟入里，绝对是不激不厉精准到位，让人如坐春风。但看他晚年的衣着打扮，永远是一身中山装老布鞋和一顶毛线织成的小帽，又像极了邻家的大爷，那样的可亲可敬。任先生语速相对快一些，他晚年对青少年的道德教育非常关注。直至今日，我依然无法忘记当他听到某些学生由于道德缺失引发恶劣事件时那充满忧虑的眼神，任先生说，青少年时期是道德教育的关键时期，要下气力做好这方面的工作，要把美德教育开展起来。任先生平时喜欢穿西装，让人看起来永远那样儒雅清新。中石先生因为年轻时唱过京剧，他是四大须生之一奚啸伯先生的学生，一口标准的京韵京腔。先生学习逻辑出身，思维相当缜密，谈问题看事情总能一步到位一针见血。
　　共同发起中华传统美德的系统梳理和研究工作
　　2017年年初，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这是一份关于中华文化传承的纲领性文件。文件第一次界定了中华文化的内涵：包括核心思想理念、中华传统美德、中华人文精神。早在上世纪90年代末，三位先生共同发起了中华传统美德的系统梳理和研究工作，他们在青少年中普及和推广传统美德教育。由季羡林、任继愈、欧阳中石先生领衔编纂的《中华传统美德》丛书，系统梳理历代典籍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美德警句经典，这本书的成人版、学生版分別荣获“全国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优秀读本”“2013年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向全国青少年推荐百种优秀图书”等荣誉称号。三位先生对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的重视体现了他们的前瞻性。
　　2005年，季羡林先生因身体不适住进了医院，在疗养康复期间，先生委派我编纂一套《人文中国》丛书。接到任务后，很快确立了编纂方案，即以季羡林、任继愈、欧阳中石三位先生的师承和交友为主线，系统梳理上世纪百年中国人文社科领域出现的大师巨子和学术精英，记录他们的嘉言懿行和道德文章。在这套丛书的献词中，有这样几句话：上世纪的百年历史，是中华民族一部艰苦卓绝的奋斗史。在这场伟大的历史进程中，出现了一批卓荦不群的大师巨子和学术精英，他们以精深的旧学功底、恢宏的家学渊源、严谨的治学精神与辉煌的学术成果享誉中外。他们的学术成就与道德文章，是继先秦子学、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乾嘉朴学之后的又一座学术高峰。《人文中国》丛书《世纪学人》卷，旨在通过记录百年学人的嘉言懿行和学术成就，弘扬优秀的中华文化和彰显崇高的人文精神。现在看来，三位先生在多年前就已经在研究中华传统美德、中华人文精神领域取得了重要成果，不能不感佩他们治学的前瞻性和担当精神。
　　第一套进入国民教育体系的山东必修课教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编写伊始，我们就提出“美德三百句，铸就人一生”的编写理念，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经典当中具有美德传承意义的古训章句按照由浅入深、循序渐进的方式予以呈现，在广大中小学生可塑性和记忆力最强的学生时代，把美德的种子种进脑海，融入血液，让他们熟读成诵，这不仅符合课程纲要的要求，也符合学生的认知规律。可以说，这与过去多年跟随三位先生从事美德研究工作密不可分，这套教材中饱含了几位先生的教泽与智慧。
　　和几位先生交往多年，其间的过往与经历太多太多。能与几位先生相识，得到他们的教泽，分享他们的慈光春晖，实在是三生有幸。这几位先生给我留下最深的印象就是爱国爱家。季羡林先生曾说：“平生爱国，不甘人后，即使把我烧成灰，我也是爱国的。 ”当年季羡林先生经友人的推荐，本可以去剑桥大学任教，从事自己的科研工作，但当他想到自己饱经战火的祖国，想到自己的亲人，毅然放弃了这个多少人梦寐以求的机会。几位先生在学术上取得的成就令人景仰，他们为山东赢得了荣誉，是家乡的骄傲。中石先生曾专门请人刻了一方印章，印文是“生于鲁长于齐壮游京师”，虽不常用，但足见先生对家乡的情感之深。不知大家有没有发现，中石先生晚年书写频率最高的字除了落款以外就是“德”这个字。三位先生出任《中华传统美德》丛书编纂指导和学术顾问，为丛书的编写，为美德的弘扬付出了很多汗水。特别是季先生、任先生晚年因为行走不便，中石先生多次代表自己的老师来到山东，把美德丛书赠给家乡的孩子们。可以说，几位先生的一言一行都是我们后学学习的榜样。季先生、任先生已经离开我们多年，但他们的道德文章和精神操守，将为世人铭记。作为一名文化工作者，我将一如既往地弘扬几位先生与祖国休戚与共的家国情怀，宣扬他们为人处世的高尚情操，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践行中华传统美德，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贡献自己的力量。
（作者系原《红旗画刊》总编助理）
□殷昭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