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接2版）那会儿，只要一有空，他就掏出卡片背单字，后来又经过俄语10天速成班的强化训练，他竟然在很短的时间内就记住了1200个俄文单字，还学完了俄语语法。掌握了俄语之后，张兴业购买了大量有关汽车、机械方面的俄文书刻苦钻研，这为以后的工作奠定了良好基础。
　　同年，国家成立了机械工业部，汽车筹备组也改成了隶属机械工业部的汽车局，张兴业随之成了汽车局的第一批工作人员。

　　参与一汽筹备，因工作勤恳被评为劳动模范；偶然合作，邂逅一段美好姻缘

　　张兴业真正与第一汽车制造厂结缘，源于一次出差。那是1952年10月，张兴业出差到了长春孟家屯，当时，一汽正在进行基建。时任汽车筹备组主任郭力见到张兴业之后，极力挽留他，就这样，张兴业由北京汽车局调入了一汽。
　　当时，一汽筹备组共有100多人，主要任务是组织一汽的工厂设计和翻译印刷。为此，有关部门还组织了一批俄文翻译人员。他们虽然都是俄语专业出身，但是面对专业性极强的技术名词，这些人根本不知所然。
　　张兴业此前积淀的俄文基础，在这里发挥了作用。他在原有学习基础上，又自学了汽车方面的俄文名词，然后再培训翻译员并制作了中俄文技术名词对照表，没几个月，翻译员们已经可以独立工作了。
　　由于张兴业的勤奋、刻苦，他被工厂评为了劳动模范，并被推荐参加了长春市第六届劳模大会。
　　没过多久，全部翻译工作完成，就要开始印刷了，筹备组抽调了张兴业和另外一名女孩——赵光参与了印刷工作。印刷由长春印刷厂负责，张兴业和赵光负责校对。由于工作量巨大、时间又特别紧，印刷厂几乎昼夜加班，张兴业和赵光也必须天天加班校对，有时候，一边吃饭，还要一边校对。
　　校对工作虽然枯燥、繁重，但是两个年轻人在3个月的朝夕相处中，却擦出了爱情的火花，当张兴业得知赵光比自己入党还早了3年，更是欣赏有加。 1954年1月，两个在工作中相识的年轻人，在长春国营食堂办了一场“婚宴”，共同步入了婚姻的殿堂。
　　当时，一起结婚的还有另外两对新人，这3对新人都住在了胜利公园旁的一个半地下室里。据张兴业回忆，那会儿结婚非常简单，两个人的被子往一块一搬，就算结婚了。结婚典礼上，两个人的穿着也非常朴素，衣服还是旧的，张兴业一身深灰色中山装，赵光则穿着蓝布的列宁服。工厂给3对小夫妻各配了一张大床、一张桌子、两个方凳，做饭则是一个公用的大厨房，摆了四五个煤气灶，生活非常简朴。

　　亲历一汽建厂，见证第一批汽车的诞生；主动深入一线，为中国越野车发展奠定根基

　　虽然一汽筹备组已经成立，但到底是四年建成还是三年，中苏双方有不同意见。前苏联专家要求一定在三年内完成，但是重工业部却认为没有把握，这件事还被提到了中央政治局上讨论。参加会议的有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等国家领导人，会议一致同意支持一汽三年建成出车。 1953年6月9日，毛泽东亲自签发了《中共中央关于三年建成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的指示》，而这一天，也成为新中国汽车工业的发祥日。
　　1953年7月15日，万名建设者汇聚在长春西南郊，在这片当年侵华日军留下的细菌工厂的废墟上，开始了伟大进军。
　　张兴业被任命为技术设备科科长，负责组织和参加翻译设备分交总清单以及设备订货申请书，同时分管全厂的工艺、设备到货以及分配和安装。后来，他又被调任生产准备处计划科科长，全厂上万台设备、3500多种工具、950多种材料、400多种协作件等都需要他一一列出需求清单、完成数量和进度，工作异常繁忙、复杂。即便如此，张兴业还是利用零零散散的时间，给生产准备处的同事讲授了金属方面的知识，并自学了《汽车拖拉机制造工艺学》和《汽车工厂的生产准备》等书籍。
　　1956年7月13日，崭新的总装线上，终于装配出第一辆解放牌汽车，次日，首批12辆解放牌汽车在雷鸣般的掌声中驶出了装配线，标志着三年建成一汽的目标如期达成，也向世界宣告了中国不能制造汽车的历史从此结束。
　　工厂逐渐步入正轨，生产准备处也随即撤销了。时任一汽厂的长饶斌把张兴业留在了身边。饶斌是中国汽车工业的灵魂人物，成功领导建成一汽和后来的二汽。饶斌安排张兴业做值班工程师，即厂长不在的时候，他可以代理厂长做一些日常的事务性工作，并兼任饶斌的秘书。
　　工厂正式投产前一个月，饶斌给张兴业下了一个任务：让他写一份三年建成一汽的总结，同时制定出一个工厂接下来如何运转的总体思路。张兴业经过反复思考，最终起草了3份报告，饶斌非常满意，并亲自召开全厂动员大会，围绕着3份报告开展工作。经过艰巨而庞大的组织工作，一汽的生产管理、经营管理和组织管理越来越井井有条，为汽车生产创造了良好的外部条件。
　　当时，全世界可以生产解放牌汽车的工厂有3个，一个是前苏联的斯大林汽车厂，一个是罗马尼亚汽车厂，再一个就是一汽。前苏联专家把3家生产的汽车对比之后，发现中国的汽车质量是最好的。斯大林汽车厂的生产主任在离开一汽时，这样告诉饶斌：“你们的工厂多好，我真羡慕你，我们那个工厂却是破破烂烂的。 ”
　　在张兴业看来，一汽能够得到外国专家的赞扬，与这里艰苦卓绝的学习精神是分不开的。在一汽，人们学文化、学技术、学俄文，几乎到了痴迷程度。早上学、晚上学，即使走在路上还在背俄文小卡片。当时，一汽有一个875大楼，那几乎成了一汽的教育大楼，许多人早上上班之前，都会先去那里学习两个小时，晚上下班后，再去学习两个小时。一汽人自己建了一个小俱乐部，天天有电影播放，但是除了星期天，很少有人去看电影，都一心扑在学习上。
　　在这样的环境之下，一汽培养起了一支能干、不怕吃苦的好队伍，后来这支队伍成了我国汽车工业的脊梁，现在全国像样的汽车厂里，几乎都有一汽人，且都是工厂里的技术专家、宝贝疙瘩。
　　1957年7月，张兴业申请下一线锻炼，获得了饶斌支持，他被调入了底盘车间任技术科长。在这个近105人的大科室里，张兴业组织了越野车的工艺设计、工艺装备设计等工作，这是一汽第一次靠自己的能力进行一个新车型的生产准备工作。后来，随着国家加大越野车的投资力度，一汽建立了越野车分厂，在抗美援越期间，志愿军就使用了一汽的越野车。

　　参与兴建二汽，为其框定先进的技术流程；两次临危受命，帮助“问题工厂”成为新典型

　　1959年底，饶斌调任北京任机械部副部长、汽车局局长，张兴业也随之回到了汽车局。在汽车局，张兴业一边负责工艺处的工作，一边负责轴承业务。彼时，中苏关系走向恶化，前苏联再也不向中国提供航空和坦克轴承了，这极大地影响到了我国的飞机和坦克的生产、维修。为了攻克这一难关，张兴业受命组织了全国轴承厂的精干力量，花了将近3年的时间，最终拿下了100号航空轴承和500号坦克轴承，保障了部队的使用。
　　早在1952年底，毛泽东就萌生了建设二汽的构想。 1953年，一汽正式开工前，相关负责人曾向毛泽东汇报方案，毛泽东提出，中国这么大，光一个一汽是不够的，要建设第二汽车厂。考虑到一汽在北方，中央最终决定将二汽放在南方。
　　到了1968年，二汽建设进入具体实施阶段，最终方案定在了鄂西北一个贫瘠的小山沟——十堰镇，也就是后来的十堰市。
　　1970年，二汽建设下放湖北省，湖北省的领导有顾虑，说：“这么大的二汽，我怎么管得了，你们机械部怎么也得派人来。 ”于是，机械部部长周子健决定委派张兴业参加二汽领导小组，就这样，张兴业又参与进轰轰烈烈的二汽建设之中。
　　在二汽，张兴业一方面负责二汽设备工作，另一方面，为二汽建设提供条件。后来，湖北省委还任命张兴业为二汽党委常委、革委会副主任。张兴业虽然变成了二汽职工，却不在二汽拿一分钱工资，而由部里发放。 1973年，机械工业部任命张兴业为汽车局副局长，但仍在二汽上班。
　　同年10月，张兴业被调回北京。对于张兴业来说，此次回京一点也不轻松。他即将被派往“重灾户”——四川大足汽车厂做国务院联络员。
　　四川大足汽车厂位于大足县城30公里之外，居民不足千人，商业网点极少，使得厂子职工的生活物资供应、子女升学就业及厂区治安等问题丛生。同时，受“文革”影响，这个厂子从干部到工人，派系林立，一直处于严重对立状态；厂子有8名领导，7名是原单位一把手，互不买账，“八个棒槌敲不到一个点上”。职工意见也非常大，200多个转业军人要回原籍，100多名职工要求回原厂。 （下转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