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有这样一群人，他们一边教书育人，一边下田种地，他们的文化水平不高，种地水平更不高。然而，在村民眼里，他们却是与众不同的一群人，是一群有着光明前途的人。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民办教师。
　　我的母亲就是这样一名民办老师，她当时的最高学历是高中毕业生，在1978年的村办小学，学历是最高的。母亲的长相和身材也是一流的，和电视剧《三妹》的女主角相像。所以，在村里师资力量不够时，才貌双全的母亲就脱颖而出了。她出任民办老师时，是三个孩子的母亲。
　　母亲知道，村里的孩子，只有读书，才能更好地建设家乡，或者走出村子，赢得更好的人生。她拼尽全力教好学生，希望自己能为国家多培养可造之才。后面20多年时光里，母亲一边精进自己的教学水平，一边考师范大学的中专文凭，这也为后期转为公办教师增加了砝码。“公办”两个字一直挂在外婆的嘴上，也一直挂在外婆的心上，就希望母亲能转成公办，这也成了她一块甜蜜的心病。而母亲“志不在此”，心里只有学生和种地。
　　村里小学的教师有十来人，都是民办教师，连校长也是民办的。所有的民办老师，都是白天忙教书，早晚忙种菜，特别是到20世纪80年代初期包产到户以后，他们还要种粮。有心气不高的教师，就辞了职，专门种地去了。每年的“民转公”名额有限，各个教师之间存在很大竞争。
　　母亲拖着我们三个孩子，年年学校地里两头忙，闲暇时间不是在备课，就是在研究其他老师的教研资料，心思完全没放在转正上，有三次“民转公”的考试，她都失败了。这样一直到了1993年，她最后一次参加“民转公”考试，和同事一起，如果再考不上，因为年龄原因，她就再也没机会，得做回地道的农民。
　　这一年，父亲已退休在家，我已经上班了，弟弟在外打工，妹妹读卫校，没有孩子拖累，母亲有大把时间复习备考的。
　　可是，母亲想趁着假期去县里进修，提升自己的教学水平。父亲听了很是无奈，与我们商量后，干脆一不做二不休，把母亲“锁”在房间里闭关修炼，安心备考。就这样恶补了一个暑假，等到考试时，母亲的充分准备让她做题十分顺利：当别的考生无从下笔时，她则笔下生风，同事和她在同一个教室考试，却是焦虑不安，东张西望，母亲则暗暗感谢父亲对她实行的“高压”闭关手段。
　　眼看到了成绩揭晓的时间，母亲却不敢去当地教育部门询问，她害怕再次失败。在她的情绪影响之下，父亲也不敢出去打听成绩。而这时我正好回家探亲，23岁的我，骑上单车就往几十里外的教育局飞奔。我找到了相关的工作人员，说明来意，她把手里的册子一顿翻，说：“你母亲分数蛮高的，考过了，放心吧。”我飞奔回家报喜，父亲高兴得像个孩子，手舞足蹈，母亲也激动得有些热泪盈眶。看着她如释重负的表情，我这时才明白，原来“民转公”也一直是悬在她心里的石头。
　　当年，母亲所在的小学，5名参加考试的老师，只有母亲达到了分数线，而且是全县300多名“民转公”考试的第三名。
　　母亲也是我的第一任老师，一共教了我六年。她的名言是，教育不是灌满一桶水，而是点燃一团火。
　　三尺讲台育桃李，一支粉笔写春秋。母亲虽然已经去世多年，但她奉献的精神影响了许多人，每逢提起，村里人无不竖起大拇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