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榕
（上接630期四版）
三、正党风、带民风、传家风，移风易俗、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历史的长河已经流淌进二十一世纪。平原众多的历史名人象昨日的星辰已经陨落，在党的领导下，改革开放后的平原经济社会和文化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世代相传的平原民风民俗并没有因为时代的变化而湮灭，相反，近些年来民间风俗却呈现出空前活跃的状态。不管是新中国建立之后对农村旧文化的改造运动，还是地方政府经常不断的运用行政手段强行推行的民风民俗改造，虽然在当时短期内看似效果明显，但是，一旦失去这种行政手段高压态势，各种民风民俗传统又会出现反弹，重新占据农村的文化和精神生活。像节庆习俗中的过年习俗，在五八年大跃进时曾流行一时的“干活
干到二十九，吃了饺子就动手”，不准群众在春节休息、拜年，不准群众自立锅灶、集体吃大食堂，不仅在
　　当时造成民怨，而且留下了严重的后果 。改革开放后，先是春节放假三天，到现在合并休息日为七天长假。再如“文革”中青年结婚陪嫁只送“红宝书”、锄头、铁锨，在当时形似很“革命”，但终不能持久。改革开放后，随着物质的不断丰富，陪嫁的东西越来价值越高，由手表、自行车、缝纫机等“老三件”，的“二十四条腿”，发展到今天的楼房、轿车、金首饰、高档家电等，婚宴的水平也由“杂货菜”发展到鸡鸭鱼肉山珍海味齐全的“席面”，喜宴的规模也由家庭成员、亲戚为主发展到亲朋好友、同学战友、单位同事等，少则十几桌、几十桌甚至上百桌。许多人甚至为随不起的“人情债”而烦恼。毋庸赘言，这些民风民俗在恢复和发展中，有些已失去了本来的文化承传内涵，而成为物质文化的敛财聚财的手段，不仅严重的败坏了社会风气，而且严重影响着党风政风。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纪委书记王岐山在天津考察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和纠正“四风”时所指出的：“党风政风与社风民风紧密相连、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党风是关键，社风民风是风向标。党风决定民风，民风影响党风。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传染性强，不仅党内有，社会上同样存在。党员干部身上的不正之风影响到民风，社会上讲排场比阔气、高档消费一掷千金、婚丧嫁娶大操大办，要‘面子’、不要‘里子’的奢靡之风也对党风产生了不良影响。”这振聋发聩的疾呼之声，既精辟又到位。我们在研究历史名人对民风民俗影响的时候，实际上涉及到一个意识形态建设的根本问题。有什么样的历史观，就会有什么样的价值观。对历史人物、历史现象和民风民俗的褒贬，直接影响到对当今人物、现象和价值的判断。所以，我们有必要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的高度，充分认识正党风、带民风、传家风的极端重要性。
　　从历史名人对民风民俗的影响看端正党风的极端重要性。平原的历史名人也和全国的历史名人一样，多是历朝历代的统治阶级的成员。新中国建立后，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作为党的各级干部和历史名人有着类似的作用。党员干部的一言一行和榜样的作用，以及各级党委政府制定的方针政策，无不对民风民俗的传承和发展产生巨大的影响。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社会文化确实有了很大发展，证明我们党找到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正确的。但是，也不可否认，在一些党员干部身上也确实存在着严重脱离人民群众的不正之风。党的十八大和三中全会作出的在全党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坚决纠正“四风”，落实“八项规定”惩治腐败，这从根本上为正党风提供了有力的武器。我们的党员干部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只有真正落实和实践了党中央的这些规定，才能密切联系群众，影响和带动民风的好转。
　　正党风固然是问题的关键，但民风对党风政风的影响也确实不可忽视。民风民俗是一把双刃剑，有积极向上的一面，同时也有消极落后的一面，象这些年来社会上流行的婚丧事大操大办，不仅劲头强势，而且波及城乡。有些“土豪”为比富炫富，豪金嫁女，动不动就为儿女造上千万元的别墅豪宅，购高档汽车，办挥金如土的婚宴，屡屡见诸于报端。一般平民百姓也随风而动，婚丧事上讲排场、要面子。再比如一些节庆风俗，特别是“中秋节”、“春节”、孩子满月、生日等，本来是些喜庆的风俗，现在却大大变了味，有些人借机送礼行贿，求人办事还人情债，不送礼不办事，送了礼乱办事已成为社会活动的潜规则。在有些人心里，哪怕送了礼没办成事，也求得个自我安慰，认为花了钱了，尽了心了，办不成事也没有什么遗憾了。这也在一定程度上使一些党员干部在 “糖衣炮弹面前打了败仗”，从“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发展到不收礼不办事，收了礼乱办事，小事收小礼，大事收大礼。没事时想到有事时，平时也要经常意思意思，以至于吃喝之风屡禁不止，送礼之风已成常态。有些党员干部不吃请，不收礼反而成了怪事，以至于党中央反四风、八项规定公布后，有些党员干部仍然“惯性做怪”刹不住车，受到党纪政纪处分甚至受到国法刑事处分。
　　因此，在严肃党风党纪的同时，也要在全社会开展移风易俗教育，对有些消极腐败的社会风气，也要制定必要的行为规范，象目前开展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宣传教育活动，全社会 “四德”工程建设，“学雷锋、树新风”活动。特别是党中央从一点一滴抓起的一些事情，小到元旦、春节期间不准公款印制贺年卡、挂历，不准公款购买鞭炮，不准公车办私事，清明节提倡节俭文明祭奠等等。而且发现一起处理一起，使党员干部有所收敛，民风民俗的本来意义有所回归，老百姓拍手称快。
　　要使党风政风有根本的好转，民风民俗得以健康传承，家教家风是基础。家庭是社会的细胞，是最小的社会单位，家教家风好不好，直接关系到人性的好坏。所以，自古以来，就把“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作为一个系统工程，作为这个教育系统的基础就是“修身、齐家”。人们常说，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任继愈先生在2005年的时候，他和胞弟任继周、任继亮在这年的5月4日有次家庭聚会，他在写信给三弟的信中是这样描述家庭对他们的影响的。他在信中说：“五四聚会，得以畅叙。我们在动荡、颠簸中度过了少年、壮年和老年。70岁以后才安定下来。所谓颠簸，有生活上的，也有环境上的。”“回头算算细账，我们的得以活的有些意趣，得益于忠恕传统的家庭文化教育。这倒不是父母长辈的叮咛嘱咐，而是一种生活原则。‘忠’是为人实在、信得过。对人对己都要信得过。‘恕’是对人对事有宽容的度量。‘忠’偏重在自己，‘恕’偏重在对人。父亲在世时，我们多数时间和他不在一起，父亲晚年时才接触多些。从他身上表现出中华文化中‘有所不为’的人生方向，行为底线。再困难也不做自己认为不该做的事，老年无悔很不容易。可以想见，一个指挥过千军万马的将军，在困难的解放前夕，背着一个帆布褡裢挨家挨户送羊奶的情境。生活困难，但形象高大。母亲文化不高，但识大体。理解并支持父亲的一切，形象是光辉的，我们几个都分享着这种家教。”“忠恕”传统思想是任氏家族从儒家文化中汲取的精华，成为传承久远的任氏家族的家风。这种家教家风支撑任氏家族在六百多年的历史中，人才辈出，成为平原这块古老土地上屈指可数的书香门第。
　　总之，正党风、带民风、传家风是一个有机的整体，我们党下决心从正党风开始，从党员干部抓起，从具体的一件件实事做起，我们相信，民风民俗一定会能发挥它积极向上的一面，克服消极落后的一面，整个社会风气一定会有一个根本性的转变。古老文明的中华大地一定会焕发出历史文化的灿烂光彩。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