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的除夕，天气格外的晴朗。这个冬天竟然没有下过一场像样的雪，鲁北平原上气温最低已达到零下九度。人们焦急的盼望着飘下鹅毛大雪，可是老天爷似乎并不可怜天下人的苦心。这不，年除夕了，天空依然那么湛蓝。太阳快要落山了，她像个大火球一样挂在西方的树梢上、农家的房顶上，映照得半个天都是红的。我照例要在太阳落山之前赶回到家乡，参加族人“请爷爷娘娘”的仪式。我儿子开着车在拥挤的公路上缓缓地前行，大部分车辆上的人和我一样大概去干同一个活。公路两侧的村庄里已经开始响起“噔——嘎”那闷声闷气的“二踢脚”的响声，还夹杂着“噼噼啪啪”的鞭炮声。我知道这是各个家族在“家堂”前燃起的鞭炮，是召集族人集合的信号。类似于过去在生产队上催促社员上工的钟声，或者是军营里“嘀嗒嘀嗒”的集合号声。族人们听到鞭炮声，就会放下手中所有的活计，赶紧到“家堂”前集合，这时，不管你官多大，不管是贫穷还是富有，不管你是千里迢迢从多远的地方赶回家的，都要走出家门，去请过世的亲人回家过年。
　　我的祖父母已过世几十年，父亲母亲也离开我们有很多年了，他们的名字都已上了“家堂”。因此，虽然父母亲不在人世了，我也要和族人一起请他们回家过年。汽车刚刚进村，村中的陈家、付家、刘家、李家、石家、张家、孟家等各个家族的人都来到了大街上，在各自供奉的 “家堂”前燃放起了鞭炮，整个村庄笼罩在层层呛人的硝烟中。我赶紧随族人们去“家堂”前磕了头，然后燃起了一炷香，先向村东头祖坟方向去请，然后又向村西头的先人们的坟茔去请，辈分大的年长者口中念念有词：“爷爷娘娘们回家过年了！”
　　我已经六十多岁了，从我记事起，每年除夕“请爷爷娘娘”的习俗从未间断过，哪怕是在“大跃进”的年代，或者是“四清”运动“破四旧立四新”最激烈的时期，甚至于“文化大革命”那么激烈壮阔的最革命的日子里，这些农村的习俗都没有断过，人们明着不干暗着干，不管是哪一
级干部，也不管什么“造反派”，在这些习俗面前都不敢甚至不愿多说一句话犯忌的话，否则会招来长辈
　　的呵斥和族人的白眼，甚
　　至有人会说你：“就你革
　　命，你没爹没娘”。改
　　革开放后，这些千百
　　年来流传下来
　　的民风民俗迅
　　速的得以恢复，
　　人们不再藏着
　　掖着，而是名正
　　言顺地接着
　　老辈里传下
　　来的习俗去
　　祭祀那些长
　　眠于地下的
　　先人们。
　　在参加完
　　族人们 “请爷
　　爷娘娘”的仪式回
　　来的路上，我思绪
　　万千，我在想，为什么
　　这些民风民俗有如此巨大的力量？朝代不断更替，而民风民俗却代代相传，从未间断？我走过全国不少地方，虽然风俗的具体做法有些不同，但每个地方的风俗却很少有人能改变。几千年来的帝王将相、乡贤名宦他们对民风民俗有些什么样的影响？剪不断，理还乱。带着这些探究民风民俗的浓厚兴趣开始了我的探索之旅。
一、民风民俗是历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我的家乡山东省平原县是个有着2230多年历史的古老地方。秦朝设县，汉朝设郡，据有关资料记载，古属齐鲁之邦，这里有河无山，水深土厚，民风民俗淳朴，历史文化厚重。勤劳而富有创造精神的平原人民，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为了繁衍生息、生存发展，在生产生活的实践活动中，创造、丰富、发展和传承了具有地方区域特色的民风民俗。随着历史的沿革，它的发展和传承受到地理、经济、政治和科学技术的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形成了与全国其他地域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具有浓厚地方特色的民风民俗文化。自古以来，平原文事昌盛，历史文化名人辈出，出生于平原或曾活动于平原高层次的历史名人就有西汉时期的经学大师平原文学匡衡，东汉末年“试守平原令、后领平原相”的刘备，三国时期著名的易经名家管辂，南北朝时期注释《世说新语》刘峻，著名书法家颜真卿等。直到新中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宗教学家、一代宗师任继愈，著名作家邓友梅等等。辈出的历史文化名人用他们的知名度和学识以及身体力行影响和充实着平原地区的民风民俗，使它代代相传、不断丰富发展。这些民风民俗与平原人民的生产生活息息相关，伴随伴生，满载着丰富多彩的历史信息，散发着浓郁的泥土芳香，闪耀着劳动人民的才华与智慧。正如任继愈先生在1993年1月1日为《平原县志》作序时写的那样：“平原县地处鲁西北，有河无山，田野开阔，水深土厚。这片宽广无际的土地哺育着平原人民。与自然风貌一样，平原人率多平易坦荡，朴实无华，讷于言辞，笃于实践，做得多，说得少。认识到真理所在则义无反顾。这些看起来很平常的性格，从一个侧面体现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品质。”
　　我不是民风民俗研究的专家，甚至连个爱好者也算不上，充其量只是一时有些兴趣，所以，我不可能做系统的大量的调研工作，只能从一些历史典籍中和当地民间风俗的一些了解中做出自己的判断，这些判断或者或者是片面的，不连贯的，或者是一叶障目的。
　　据一些史料记载，风是人的常性之和，是因水土等自然生态因素的不同而生成的彼此相异之风。应邵在《风俗通义·序》中写道：“风者，天气有寒暖，地形有险易，水泉有美恶，草木有刚柔也。俗者，含血之类，像之而生，故言语歌讴异声，鼓舞动作殊形”。这段文字记载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群体生活方式的差别是风俗的基本内容，风俗是在自然和人文共同作用下形成的，因此，“风俗”应该具有自然与人文的双重意义。
　　从民风民俗传承的实际情况来看，风俗是一种呈地域状 分布的、时代沿袭承传的民间的文化现象。民风民俗作为一种文化延续，由它的地域性决定着人们的社会意识、行为方式和生活习惯。它凭借着自身相沿袭并融入的那种强韧的惯性力量，在精神层面上规范着这一地域上人们的思维与行为。平原县在春秋战国时期属齐国，为“齐西境之下邑”，后又为赵吞并，赵惠文王元年封他的弟弟赵胜为“平原君”，他以招贤纳士著称于世，与孟尝君、春申君、信陵君并称“战国四公子”。到秦汉时期又重归齐，齐国的风俗承东夷文化传统，较少受宗周礼制的束缚，带有商品经济的色彩，这些尤其表现在山东的东部一带较为明显。但平原这地方虽是齐国的地盘，但已处齐的最西部边陲，因此这里再往西几十里路便是当时的赵国。是个山高皇帝远的地方。齐国的商品经济色彩的影响不大，反而受山东西部鲁国以农耕文化为特色的风俗影响更重。尤其是西汉武帝听从了董仲舒的建议，“废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儒教文化的影响反而成了平原地方风俗的主要特色，同时还受赵地崇义尚武的文化影响。因而，这里自古也是绿林好汉出没的地方，直到近代成为“义和团”发祥地之一。
　　在古代中国，秦汉时期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十分重要的时期。秦王朝对全国的统一，标志着一个历史时期的结束。表明一个新时期的来临则是从汉代开始的。许多后代承传的民风民俗现象，在秦汉时期特别是汉代已经显示了其具有必然意义的强大生命力。在政治上，大一统中央集权王朝的建立，与此相配套的各种制度趋于成熟；产业构成及其分布格局更为明晰，并形成与此相适应的产业管理和经营方式；在思想文化方面，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的局面被适应王朝统治的思想统一模式所取代。这些方面奠定了此后两千多年中国古代社会形态的基础的模式。在民风民俗方面，这个时代同样有着承先启后的意义。与大一统的政治形态和经济构成相适应的民风民俗直接或间接的影响着后代。我们在编纂《秦汉古郡平原》这本书的时候，强烈地感受到传承至今的民风民俗，例如，住宅、服饰、信仰、出行、丧葬、节庆、交往等等方面，都打着古老历史文化传承的烙印。
　　正因为平原这地方是秦汉古郡，特别在汉朝，汉高祖刘邦时以平原县置平原郡，县为郡治，下辖十九个县，包括现在山东德州，聊城一带，以及河北沧州一部分县市。到东汉末年平原郡下辖九县，平原县仍为郡治。平原郡的人口由西汉时期的66万多人发展东汉时期的150多万人。是黄河以北地区与青州可以媲美的一个大都会。由于平原在春秋战国时期绝大多数时间属齐国，齐文化对当地民风民俗的影响不可避免的承传到秦汉时期，齐文化比较重视商业，农商并重，在战国七雄中它的实力应该是最强的，但齐桓公尊王而不称王，他没有统一全中国的远大志向，并且他富国不强兵，齐国的大军事家孙膑在齐国得不到重用，反而被别国聘去当官。所以春秋战国时期平原并没有出现更多的历史名人。秦统一中国后，以平原邑置平原县，汉以平原县置平原郡。实行以儒家文化成为国家的主流意识，平原的民风民俗受儒家文化的影响日渐深远。“忠厚传家远，耕读继世长”成为民众家族的族训，读书入仕成为平原人的信仰和追求。特别是西汉时期的匡衡被分配到平原来做“平原文学”以后，京城里的许多学子慕名来平原拜匡衡为师，后来多为朝中重臣。匡衡不是平原人，他祖籍是今天苍山兰陵镇人，至匡衡时迁居山东邹城，世代务农，家境贫寒，不得不替人帮工以获取读书的资费。“凿壁偷光”的故事流传至今。汉宣帝时，经过九次考试，录为丙科，授太常掌故的小官，还未上任，又调任平原文学。当时这是一个俸禄只有二百石的小官。但匡衡的学问并未因为官小而受到影响，也未因为当官的地方离京城较远影响他的声誉。许多京城的学生专程跑到平原来拜匡衡为师。这些学生回到京城后集体向汉宣帝刘询上书，请求将匡衡调回京城任职。皇帝派曾任过平原太守的太子太傅萧望之和少傅梁丘贺专程来平原考察匡衡，直到公元前49年12月26日汉元帝登基，匡衡的命运才有了转机，调回京城，历任为郎中、博士、给事中、光禄大夫、太子少傅等职。公元前36年7月，匡衡被任命为汉朝的丞相。匡衡的读书升迁之路对平原人影响很大，平原出了一批又一批的读书人，仅汉魏时期，从平原走出去的官员就有七人官至宰相之位。读书做官成为平原民间精神追求。时至今日，平原人仍然希望自己的子女们能读好书，上个好学校，将来能找个好工作，以此光宗耀祖。却很少有人从小教育子女经商做工，在民风民俗里承传下来的就是“做一个买卖瞎一个人”“无商不奸”的风俗，所以，平原很少出大商人、工商界的知名人士。这从一个方面说明民风民俗的传承性。
　　民风民俗是一种文化现象，因而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长期稳固性。平原是秦汉古郡，秦汉时期的先民们在生产生活中形成的民风民俗具有奠基性的意义，许多的风俗在秦汉时期就已经形成了。虽然朝代更替，斗转星移，在人们日常生活的所有方面，平原的民风民俗以其强大的力量，规范和调解着人们的行为方式，它的系列特点和引人注目的影响力使之成为与经济、政治、文化同样重要的一种社会力量。
　　从崇尚方面看，人们信仰大一统的爱国主义，以此为标准衡量人们的言行是爱国还是卖国，是忠还是奸。现存于图书馆的《文天祥过平原碑》就是明证。南宋丞相文天祥公元1278年12月20日兵败被俘，1279年9月18日被押解途中夜宿平原，留下了《过平原》诗一首。在诗中他高度赞扬了平原太守颜真卿的历史功绩，赞叹了他在抵御安禄山叛乱中所表现的忠贞气节，表现了自己爱憎分明的情感。诗中有这样的诗句：“平原太守颜真卿，长安天子不知名。一朝渔阳动鼙鼓，大河以北无坚城。君家兄弟奋戈起，一十七郡连连盟。”“公死于今六百年，忠精赫赫雷行天。”同时在礼仪、道德、节庆、衣食住行、婚丧嫁娶等方面，平原都有一些潜移默化深入民心约定俗成的民风民俗。这些民风民俗作为社会文化的一部分，它有和宗教类似的功能，他能够凝聚人们的力量，起到稳固社会的作用。相同的民风民俗及在共同的信仰基础上产生的强烈的认同意识，能够使同一家族同一区域的民族形成统一的不可分割的整体，成为地域性的和谐稳定的基础。没有信仰就没有畏惧，没有民风民俗就没有道德底线，健康积极向上的民风民俗有助于社会稳定和发展。
二、历史名人对民风民俗有着重要的影响
　　民风民俗作为一种民间文化现象，她在传承中积淀，在稳固中发展，它不可能象政权更迭那样一朝亡覆。但它又不可能是不变化的。他随着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而不断变化着它的内容和方式。人口的流动、迁徙、使民风民俗文化得以广泛的传播和交融。古代先进的农耕技术和传播，也将不同地区不同文化背景的民风民俗带来了流动。平原县历史上经历过的历朝历代的移民活动很多，特别是明朝永乐年间的大移民，以及近代山东人闯关东的移民潮，使南北、东西方向的大移民，必然使外地风俗融入到平原地区。同时战争也给平原人民带来尚武的风俗，读书做官带来崇尚入仕的风俗，“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发生在西汉末年的迟昭平平原农民起义和近代发源在平原的义和团起义运动就是证明。
　　在这些流动和变化中，历史名人的影响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应邵在《风俗通义·序》中认为：风俗“或正或邪，或善或淫也”“圣人作而均齐之，咸归于正，圣人废则还其本俗。”将改变风俗的力量全系于个人，不合理性是显而易见的，但我们从中也能窥见民风民俗与历史名人的关系。生活在西汉后期的王古指出：“今俗吏所以牧民者，非有礼义科指可世世相通者也，独设刑法以守之。……是以百里不同风，千里不同俗，户异政，人殊服，诈伪萌生，刑罚之极，质朴日销，恩爱寝薄。孔子言‘安上治民，莫善上礼’，非空言也。”也就是说，风俗并非凝固不变，良好的风俗要依靠社会上层尤其是君主或圣人的努力来建立。在西汉时期曾担任过平原文学的匡衡，在他做了宰相之后提出了改变风俗的方案，他认为要改变民风民俗，社会上层要以身作则。他指出：“公卿大夫相与循礼恭让，则民不争；好仁乐施，则下不暴；上义高节，则民与行；宽柔和惠，则众相爱。四者，明王之所以以不严而成化也。”相反，如果“朝有变色之言，则下有争斗之患；上有自专之士，则下有不让之人；上有克胜之佐，则下有伤害之心；上有好利之臣，则下有盗窃之民。”因此，上层行为是“风俗之枢机”，风俗是否能向理想的方向发展，“审所上而已。”
　　综观平原历史上的名人对民风民俗的影响，概括起来，大约有五个方面的影响。
　　1、言论的引领作用。平原的历史名人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乡贤名宦。据平原旧县志记载，自明朝地方开始修志开始，历朝历代都建有乡贤名宦祠，对名垂青史的历史名人进行专门的祭祀，以影响后人。这些乡贤名宦大体分两部分人，一部分是出生在平原，后入仕为官宦，在平原影响较大的，如西汉末年平原女子迟昭平，西汉和帝的老师、后为司徒的刘方，三国时期魏国著名的术士管辂，南北朝时期齐梁间著名学者注释《世说新语》的刘峻，明朝洪武年间的锦衣卫指挥使宋忠，明朝洪武年间太子朱标的老师后为左春坊大学士的董伦，清朝康熙年间的探花官至左都御史兼两江总督的董讷，明朝嘉靖年间进士官至南京刑部右侍郎的任士凭，明朝嘉靖年间进士官至应天府丞的雷稽古，明朝隆庆年间进士官至大理寺少卿的宋仕，清朝康熙年间进士官至光禄寺卿的张曾羽，以及清朝乾隆年间进士、著名诗人董元度等。新中国成立之后，平原的现代名人如：中共中央组织部原部长张全景，著名哲学家、宗教学家、一代宗师任继愈，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著名作家邓友梅等。另一部分名人是在平原为官时民间口碑好，后至朝中重臣，主要有西汉平原太守萧望之，是当时著名的经学家官至御史大夫，西汉时期曾任平原文学、汉元帝的丞相匡衡，东汉时平原太守，后官至大司徒的伏湛，东汉时期的平原太守，后为太尉的赵熹，东汉时期平原太守，后为太尉的郑弘，三国时期魏国平原太守，后为司空的孙礼。另外还有两位，一位是东汉末年“试守平原令，后领平原相”，后为三国时蜀汉开国皇帝刘备，另一位是三国时魏国被封为平原王，后为魏国第二任皇帝魏明帝的曹睿。
　　这些在平原的乡贤名宦，他们的言论对平原的民风民俗的影响不可谓不大。象刘备在平原时曾在这里与关羽、张飞桃园三结义，他们结义的誓言“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代代相传，已经成为平原人诚实做人、朴实无华，为真理义无反顾的精神支柱。平原人在刘关张桃园三结义的地方（现三唐乡桃园村）立庙祭祀，后又在平原县城建庙以祀。在平原的民风民俗中，爱国、忠诚、以人为本是人们信仰的核心。
　　2、名人榜样的作用是无穷的。俗话说“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历史上的平原名人榜样的作用成为平原人仿效的楷模。“平原文学”匡衡“凿壁偷光”的故事家喻户晓，虽然这件事并没有发生在平原，但匡衡在平原任职期间勤奋好学官至丞相，在平原民间影响之大，范围之广，已融入到民风民俗代代相传的精髓里。不管是官家子女还是百姓的孩子，都以匡衡为楷模。西汉末年的平原太守伏湛，在天下战乱纷争、人民惊扰的时期，自己节衣缩食，救济贫困百姓，他对家人说：“现在兵荒马乱，天灾人祸的时候，百姓们正在挨饿，我们怎么能独享饱食呢！”他把全家的伙食改为粗粮，把自己的俸禄拿出一部分来周济群众。一时间，投奔到他家的贫穷人家有一百多家。老百姓感恩他的恩德，同时也在潜移默化中受到影响。因此，舍己为人，助人为乐在平原民风民俗中已成为人们无意识的行为，这些行为也影响着民风民俗的走向。同时，平原名人事业上的成功，特别是“读书入仕”的榜样作用，也引起了平原这一地区民风民俗的变化。千百年来平原民间风俗中崇尚、鼓励人们读书做官，重文轻商。因而文事昌盛，商贾为轻。那些读书做了官的人，有的是朝廷钦赐、有的是地方官员捐俸为他们在县城树碑立传。原存于平原、恩县两城的牌坊、祠堂、别墅等多为这些名人修建的。从古至今，读书做官、光宗耀祖是十分荣耀的事情，这些也促进着民风民俗的不断变化。
　　3、历史名人的作用还在于主动的改造民风民俗。在民风民俗面前，历史名人特别是进入统治群体的名人，他们不是民风民俗的被动适应者，而是主动改造者。风俗的厚与薄和控制风俗的方式是他们一直关注的内容。司马迁在《史记》中曾开列出整合风俗的五种方式：“善者因之，其次利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与之争。”（《史记·货殖列传》）列宁也曾经说过，千百万人的习惯势力是最可怕的势力。历史上统治群体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对民风民俗中有利于统治集团的有利于社会稳定的就提倡和发扬，有些则采取措施因势利导，对那些不不利于统治集团的风俗也会采取教育、改造、禁止等措施，有些甚至用法律的形式加以取缔和禁止。例如为纪念介子推而设立的“寒食节”、为纪念屈原而设立的“端午节”等等，都是利用节庆的形式加以固定的民风民俗。东汉初年的平原太守赵熹在平原任职期间，平原地面上多盗贼，不但影响社会的安定，而且给社会风气造成很坏的影响，如果一个地方遍地是小偷，而且成帮结伙，这个地方的民风肯定不好，老百姓没有安全感。于是，赵熹主动联络附近各郡，联合追捕贼盗，很快抓到了贼首，并且斩首示众。同时，他抓捕了盗贼余党数千人。为了改变地方风气，赵熹上书皇帝，根据这些余党的罪行的大小，分别给予处罚，同时，建议朝廷将这数千名余党押解到京师周围的各个郡县，分散安置，交给百姓对他们监督改造。这样一来，平原地面的盗窃之风大改，而且坚持了数年的教育工作，使民风民俗大有改观。后来青州地面上发生了大蝗之灾，这些蝗虫一来到平原地界上就全部死掉，老百姓编成歌谣歌颂赵熹的功德。“后青州大蝗，侵入平原辄死，岁屡有年，百姓歌之。”
　　4、来自不同地域的历史名人，带来了不同的民风民俗，同样影响着平原地区风俗的演变。在中国历史上官吏历来有交流任职的制度习惯，所谓“五百里内不做县官”是历代王朝官吏制度的通例。平原的历史名人中凡是在平原做县令或者太守的，绝大多数来自全国各地，而平原籍的历史名人多在外地为官。这种交流任职制度的好处是不言而喻的。由于官员的交流任职，把各地的民风民俗自然而然的交流融合在一起，影响着他所任职的地域风俗。《淮南子·地形训》中说：“轻土多利，重土多迟。清水音小，浊水音大。清水人轻，浊水人重。中土多圣人，皆象其气，皆应其类。”由于历史名人他们所生长的地域环境和风俗之间的差异，使他们对自然的崇拜、穿着服饰、交流语言、房屋建筑形式、行事方式、婚丧习俗、节庆活动等方面存在着很大的差异性。这些地域文化的思想观点，影响了数千年，至今仍闪耀着思想的光辉，推动和影响着区域民风民俗文化的演变与发展。象元朝平原的监县达鲁花赤也先不花是蒙古人，他过惯了游牧民族的生活，可是他做了平原的监县以后不得不改变他的生活习俗，要按着朝廷的命令要求，加修平原县城的城墙，但他要在城墙的下边修上“马道”，便于士兵骑马巡逻。明朝是县志记载修县城最多的时期，从平原明朝古县城图看，在其布政司（县衙）房屋布局上与其他朝代也有一些不同，其中区别最大的就是在县衙内修建了“土地祠”。你不要以为这“土地祠”同农村的“土地庙”一样是供奉土地爷爷的。其性质完全不同。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