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首次赴会。公开数据显示，新委员1080人，占比超过48%。按照历年的经验， “一次会议”的采访最让人烦恼：老委员容易 “老生常谈”，甚至 “审美疲劳”；新委员怀揣忐忑，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 “来学习学习”。今年却有些不一样了：无论新老委员，说行话的多了，讲热点的多了，但最明显的是 “要权利的”多了。
　　有要 “知情权”和 “监督权”的。比如致公党中央常委、上海市委副主委蔡建国委员，他直指有些部门对提案的回复是 “实质上肯定，具体中否定”，有些部门的回复就是把阶段性工作计划一股脑儿地发给委员。他因此提案要求 “提案反馈公开化”，把委员的提案和政府的答复向公众公示， “当委员和政府都能感受到来自社会舆论的压力，提案才不会变成圈子里的文来文往。”
　　有要 “调研权”和 “参与权”的。比如上海社科院研究员张泓铭委员，发现北京以外的全国政协委员机会太少，总体参与率偏低。他直截了当地要求，全国政协委员应根据自己的专业特长参加全国政协的某个专委会，并参加该专委会的主要活动；全国政协或其界别、专委会举办视察、考察、专题调研等重要活动，应当告知所在组织的全体委员。
　　还有要 “被评价权”的。民盟河南省副主委、郑州市主委朱专兴委员认为，少数政协委员不愿做艰苦细致的走访采集和调查研究工作，提案要么闭门造车，要么围绕本行业利益反复提出，极大地制约了政协提案作用的发挥；因此，需要一个独立提案质量评价机构。
　　这种对委员、对政协、对政府谈权利的现象，是政协委员渐趋政治成熟的表现； “要权利”的本质，是政协委员们对议政话语权的珍视。
　　较长一段时间以来，人们诟病 “政协委员鼓鼓掌”，炮轰 “明星委员会请假会作秀就是不会履职”。但撇开怒气，我们应当承认， “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这一具有中国特色的民主政治样式需要时间不断完善。我们也应当看到，历届政协和历届政协委员们在社会公众的厚望中、在日趋开放的舆论环境中渐渐成熟。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政协是公众参政议政的重要制度平台；政协委员不是荣誉，不是待遇，而是参政议政资源的持有者。
　　衡量民主政治的成本与产出，政协委员的政治成熟——表现在敢于并善于行使法定的政治权利，努力推动符合民意的议政结果走出会场、生根现实。 （文汇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