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敏
　　中国历史悠长，产生了许多或神奇或怪诞的人物，而汉武帝时期的东方朔也应该算是其中的一个。
　　汉武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流的皇帝，在一流皇帝的统治时期产生了一大批各个方面的一流人物，正如《汉书·公孙弘卜式兒宽传》所说：“汉之得人，于兹为盛。儒雅则公孙弘，董仲舒、兒宽，笃行则石建，石庆，质直则汲黯、卜式，推贤则韩安国、郑当时，定令则赵禹、张汤，文章则司马迁、相如，滑稽则东方朔、枚皋，应对则严助、朱贾臣，历数则唐都、洛下闳，协律则李延年，运筹则桑弘羊，奉使则张骞、苏武，将率则卫青、霍去病，受遗则霍光、金日磾，其余不可胜纪。 ”在不可胜记的人物中，以滑稽被特别列举，可见东方朔的不同凡响。从史书记载看，东方朔也实在是不凡。据《风俗通义·正失篇》载：“俗言：东方朔太白星精，黄帝时为风后，尧时为务成子，周时为老聃，在越为范蠡，在齐为鸱夷子皮。言其神圣，能兴王霸之业，变化无常。”《列仙传》云：“武帝时为郎，宣帝时弃去，后见会稽。 ”夏侯湛《东方朔画赞》：“谈者以先生嘘吸冲和，吐故纳新，蝉蜕龙变，弃俗登仙。 ”又史料记载，东方朔神游过许多荒凉遥远的地方，如北极、扶桑（今日本），还传说他盗过王母娘娘的仙桃等等。于此可见，东方朔哪里是什么凡人，俨然神仙也。当然，历史唯物论不信这一类的说法，但值得重视的是：东方朔被如此渲染，甚至被神仙化背后的原因，换一种说法那就是，他对历史贡献了什么，其价值是什么。
　　从历史政治文化的视角考量，东方朔最突出的身份特点应该是两个：滑稽之臣与朝隐之士。而且有一个现象也颇为引人注意：被称为“滑稽之雄”的东方朔与司马迁是同时代之人，但司马迁作《滑稽列传》，并未将东方朔列入其中，只是后来由褚少孙撰述并“附益”于太史公传文之后；再者，东方朔的时代不但晚于柳下惠，也晚于老子，此二人不但具有朝隐思想，也有朝隐行动，可数百年后的东方朔却后来居上，几成朝隐的代名词。
　　何谓“滑稽”？《史记·滑稽列传》［索隐］注曰：“滑，谓乱也。稽，同也。以言辩捷之人，言非若是，说是若非，能乱同异也。 ”［索隐］又引“《楚词》云‘将突梯滑稽，如脂如韦’。崔浩云：‘滑，音骨。稽，流酒器也。’转注吐酒，终日不已，言出口成章，词不穷竭，若滑稽之吐酒。故杨雄《酒赋》云‘鸱夷滑稽，腹大如壶，尽日盛酒，人复籍沽’是也。又姚察云：‘滑稽，犹俳谐也。滑，读如字。稽，音计也。以言谐语滑利，其知计疾出，故云滑稽也。 ”司马贞的注文和引文是不一致的，注文强调的是颠倒是非、混淆同异；引文则偏向言语滑利、出口成章、滔滔不绝。崔浩注“滑，音骨”。我们今天把诙谐戏谑称为“滑稽”，但一般读为“滑hua稽”，其实这并没有读错，它符合《史记索隐》中引文之音、注文之义。就东方朔而言，应该是兼具注文和引文两方面特点，应该是个道地的滑稽之臣，班固称其为“滑稽之雄”，司马迁为何没把他纳入《滑稽列传》中？《史记索隐》述引：“仲长统云迁为《滑稽传》，叙优旃事，不称东方朔，非也。朔之行事，岂直旃、孟之比哉！ ”
　　司马迁《滑稽列传》传记了三个人：淳于髡、优孟、优旃。“淳于髡者，齐之赘婿也。长不满七尺，滑稽多辩，数使诸侯，未尝屈辱。 ”赘婿者，女之夫也，比于子，如人疣赘，是余剩之物也。“优孟者，故楚之乐人也。长八尺，多辩，常以谈笑讽谏。 ”优者，倡优也。孟者，字也。优旃亦同，旃其字耳。“优旃者，秦倡也。善为笑言，然合于大道。 ”朱儒者，身材特别矮小、专供权贵取乐的倡优。三人虽然都具有“多辩”，能以“笑言讽谏”，且“合于大道”的优点，但也同时具有身份低贱的弱势，或为疣赘，或为倡优，甚至是供人取乐的侏儒，是君主之弄臣。故后世往往把朝臣中的滑稽之臣与君主身边的弄臣联系在一起。而东方朔与此三人有较大不同。
　　据《汉书·东方朔传》记载：东方朔“少失父母，长养兄嫂，年十三学，三冬文史足用。十五学击剑。十六学《诗》《书》，诵二十二万言。十九学孙吴兵法，战阵之具，钲鼓之教，亦诵二十二万言……朔年二十二，长九尺三寸，目若悬珠，齿若编贝，勇若孟贲，捷若庆忌，廉若鲍叔，信若尾生。 ”可见，东方朔虽然出身不高、早丧父母，但自幼读书习武为士，并不低贱；东方朔虽然也有诙谐戏谑、能言善辩的特点，但绝非蝇营狗苟的猥琐之人，而是个有抱负、想作为，在仕途不顺、理想困顿的情况下，以自己独特方式影响君主和朝政的谏臣；就连长相都很伟岸，身“长九尺三寸，目若悬珠，齿若编贝”，美男子也。
　　《汉书》本传曰：“朔虽诙笑，然时观察颜色，直言切谏，上常用之。 ”这些忠谏之言主要包括：谏汉武帝微行游猎及建上林苑：“今陛下累郎台，恐其不高也；弋猎之处，恐其不广也。如天不为变，则三辅之地尽可以为苑，何必盩厔、鄠、杜乎！奢侈越制，天为之变，上林虽小，臣尚以为大也……夫殷作九市之宫而诸侯畔，灵王起章华之台而楚民散，秦兴阿房之殿而天下乱”；谏汉武帝宠佞幸坏礼制：寡居的窦太主私幸贵宠董偃，“天下莫不闻。郡国狗马蹦鞠剑客辐揍董氏”，武帝为窦太主置酒宣室，使谒者引内董偃，东方朔历数董偃之罪，坚决谏阻：“夫宣室者，先帝之正处也，非法度之政不得入焉。故淫乱之渐，其变为篡，是以竖貂为淫而易牙作患，庆父死而鲁国全，管蔡诛而周室安”；谏汉武帝“侈靡趋末”：孝文皇帝“贵为天子，富有四海，身衣弋绨，足履革舄，以韦带剑，莞蒲为席，兵木无刃，衣缊无文，集上书囊以为殿帷；以道德为丽，以仁义为准。于是天下望风成俗，昭然化之。今陛下以城中为小，图起建章，左凤阙，右神明，号称千门万户；木土衣绮绣，狗马被缋罽，宫人簪玳瑁，垂珠玑；设戏车，教驰逐，饰文采，丛珍怪；撞万石之钟，击雷霆之鼓，作俳优，舞郑女。上为淫侈如此，而欲使民独不奢侈失农，事之难者也。陛下诚能用臣朔之计，推甲乙之帐燔之于四通之衢，却走马示不复用，则尧舜之隆宜可与比治矣”；谏汉文帝登蓬莱求仙不死之药：“夫仙者，得之自然，不必躁求。若其有道，不忧不得；若其无道，虽至蓬莱见仙人，亦无益也。臣愿陛下第还宫静处以须之，仙人将自至”；尤其在老死之前还劝谏武帝远小人：“《诗》云‘营营青蝇，止于蕃。恺悌君子，无信谗言。谗言罔极，交乱四国’。愿陛下远巧佞，退谗言。 ”此外，东方朔一生著述颇丰，班固《汉书·艺文志》载《东方朔》二十篇，清人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辑东方朔著作18篇。在东方朔的著述文章中，《上书自荐》《答客难》《非有先生论》《七谏》等诸篇对后世影响极大，从中也可窥见其人生和思想演变的轨迹，即从自负到自嘲，从入仕到朝隐的过程，很值得重视和研究。
　　司马迁与东方朔不但是同时代人，且同朝共事，且关系颇好。据《史记·太史公自序》：“凡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为太史公书。 ”司马贞《索隐》注曰：“案桓谭云：‘迁所著书成，以示东方朔，朔皆署曰太史公。 ’则谓太史公是朔称也……”《史记》初题署为太史公，有可能是出自东方朔。司马迁对东方朔的思想、才能、为人、痛苦、无奈，应该是非常了解，且会有惺惺相惜之感。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曾说：“仆之先人非有剖符丹书之功，文史星历近乎卜祝之间，固主上所戏弄，倡优畜之，流俗之所轻也。 ”说皇帝把自己当倡优看待。汉武帝看东方朔其实也是如此。司马迁不愿意，或不忍心把东方朔放到《滑稽列传》中。褚少孙虽然把东方朔补列到《滑稽列传》中，但给以“奇伟之人”的评价。陈桐生曾写过《寄奇伟于滑稽》一文（载《史记名篇述论稿》），认为“美学范畴的滑稽，其基本内涵是在嘲笑和插科打诨之中揭示其自相矛盾之处，以达到批评和讽刺的目的”，但东方朔的滑稽也仅仅是“在形式上符合滑稽美学范畴，而在其本质上则近于当代美学中的崇高”，认为东方朔的滑稽与今天我们所说的滑稽有着本质的不同。这个认识是有价值的。但是，如同我们无能把司马迁看成倡优一样，也不忍把东方朔看成是滑稽弄臣，这是我们和汉武帝的区别。东方朔死后，汉武帝也意识到自己俳优东方朔的误识：“东方朔在朕身旁十八年，而不知是岁星哉！ ”即十八年我都不知道他不是凡人。当然，这与我们对东方朔的认识仍有很大差距。“朝隐”是东方朔文化研究中最值得重视的问题，就连所谓的“滑稽”，在某种意义上也不过是朝隐思想主张的另类行为表现方式。东方朔并非历史上最早提出和实践朝隐之人，柳下惠、老子都要早他数百年，但他却是朝隐的最大代表，几成朝隐的代名词。“大隐住朝市，小隐入丘樊。丘樊太冷落，朝市太嚣喧。不如作中隐，隐在留司官。似出复似处，非忙亦非闲。”白居易这首《中隐》诗，虽然没有明言，但人们普遍认为“大隐在朝”指的就是东方朔，原因就在于东方朔已成为朝隐文化无需置疑的最大代表。比较遗憾的是，“朝隐”一词虽说出现在西汉（见扬雄《法言·渊骞》：“柳下惠非朝隐者与？ ”），却并非出于东方朔之口，并非见于东方朔笔端，但关于“朝隐”的思想观点和主张，在东方朔的口中、笔下，表述得清清楚楚，不会产生丝毫疑义。据《史记·滑稽列传》褚少孙《东方朔传》载：“朔行殿中，郎谓之曰：‘人皆以先生为狂。 ’朔曰：‘如朔等，所谓避世于朝廷间者也。古之人乃避世于深山中。 ’时坐席中，酒酣，据地歌曰：‘陆沉于俗，避世金马门。宫殿中可以避世全身，何必深山之中蒿庐之下。 ”这种朝隐思想在其《诫子诗》中也有清晰表现：“首阳为拙，柱下为工；饱食安步，以仕易农；依隐玩世，诡时不逢。 ”（《汉书·东方朔传》）即东方朔是老子而否伯夷叔齐。东方朔的朝隐思想是时代的产物，是其对所处的时代特点和士人仕进命运清醒认识和理性选择的结果。我们从他充溢自信、自负、甚至自吹自擂的给汉武帝的《上书自荐》，到满是自嘲、自贬、甚至是自哀的《答客难》《非有先生论》，可以觅见其朝隐思想演进和确立的过程。
　　中国历史自秦始皇开始建立了君主专制和中央集权的大一统国家，这与先秦时期完全不同，虽说秦末汉初经历了可称之为“后战国时代”的历史回流，但到东方朔生活的汉武帝时代，不但重现了秦始皇时代的制度和政治特点，而且有过之而无不及，从政治经济到思想文化，空前的大一统和专制集权，还有汉武帝的好大喜功、攻伐奢靡、喜怒无常，生杀肆意。东方朔对此是不满的，也是惧怕的，故屡屡对武帝有所劝谏，但为了容身保命，时时对专制君主都要“观察颜色”，甚至需要滑稽“诙笑”，这又成为汉武帝即公卿大臣将其作为弄臣的原因，不被汉武帝委以重任的原因，其人生悲剧的原因，朝隐思想形成的原因。当然，次生原因。
　　班固的《汉书·艺文志》把东方朔归入杂家，应该说是没有问题，但就其朝隐思想主张而言，更多体现了道家倾向。他赞扬老子“柱下为工”；而庄子所说的“虽圣人不在山林之中，其德隐矣。隐故不自隐。古之所谓隐士者，非伏其身而弗见也，非闭其言而不出也，非藏其知而不发也，时命大谬也。当时命而大行乎天下，则反一无迹；不当时命而大穷乎天下，则深根宁极而待，此存身之道也”（《庄子·缮性》），这对东方朔的处世之道有重大影响，与其朝隐思想有密切关联。且东方朔所说的“陆沉于俗”的“陆沉”二字，本身就取自《庄子·则阳篇》：“自埋于民，自藏于畔.其声销，其志无穷，其口虽言，其心未尝言。方且与世违，而心不屑与之俱。是陆沉者也……”东方朔是朝隐文化的代表，也正是因为朝隐而在历史上显名，但“朝”和“隐”却是相悖的，当朝为臣、出仕为官就不可能做到真正的隐，所谓“避世金马门”，作为“全身”保命的手段可以，作为脱离政治的隐身之法是不可能的，东方朔本身屡屡的劝谏行为，详陈农战强国之计等，完全可以证明这一点。所以，他本质上非但不是朝隐的侍臣弄臣，反而是积极入仕的忠臣谏臣。
　　东方朔是一个非常聪明和智慧之人，在诙谐滑稽的外形下，对朝廷政事，对历史大势，是有思想、有识见的。《答客难》是反映东方朔政治思想和历史观的代表之作，这篇文章表面看是东方朔回答博士诸先生们对其的诘难，实际是假借问答这一特别文章体裁作自我申论。据《史记·滑稽列传》载：时会聚宫下博士诸先生与论议，共难之曰：“苏秦、张仪一当万乘之主，而都卿相之位，泽及后世。今子大夫修先王之术，慕圣人之义，讽诵《诗》《书》百家之言不可胜数，著于竹帛，自以为海内无双，即可谓博闻辩智矣。然悉力尽忠以事圣帝，旷日持久积数十年，官不过侍郎，位不过执戟，意者尚有遗行邪？其故何也？”东方生曰：“是固非子所能备也。彼一时也，此一时也，岂可同哉！
　　夫张仪、苏秦之时，周室大坏，诸侯不朝，力政争权，相禽以兵，并为十二国，未有雌雄，得士者强，失士者亡，故说听行通，身处尊位，泽及后世，子孙长荣。今非然也。圣帝在上，德流天下，诸侯宾服，威振四夷，连四海之外以为席，安于覆盂，天下平均，合为一家，动发举事犹如运之掌中。贤与不肖何以异哉？方今以天下之大，士民之众，竭精驰说并进辐凑者不可胜数。悉力慕义，困于衣食，或失门户。使张仪、苏秦与仆并生于今之世，曾不能得掌故，安敢望常侍侍郎乎！传曰：‘天下无害灾，虽有圣人，无所施其才；上下和同，虽有贤者，无所立功。 ’故曰时异则事异。虽然，安可以不务修身乎？《诗》曰：‘鼓钟于宫，声闻于外。 ’‘鹤鸣九皋，声闻于天。 ’苟能修身，何患不荣！太公躬行仁义七十二年，逢文王，得行其说，封于齐，七百岁而不绝。此士之所以日夜孜孜，修学行道，不敢止也。今世之处士时虽不用，崛然独立，块然独处，上观许由，下察接舆，策同范蠡，忠合子胥，天下和平，与义相扶，寡偶少徒，固其常也。子何疑于余哉！”于是诸先生默然无以应也。
　　这段文字把汉武帝时代与春秋战国做了精彩的对比，在明褒暗贬、反言正语、是是而非之中，清晰表明了东方朔的取舍和追求。笔者认为非常具有批判性和思想价值。
　　东方朔认为春秋战国时代与汉武帝当代不同，即“彼一时也，此一时也”。张仪、苏秦之时，周室衰微，诸侯争胜，“得士者强，失士者亡”。由于有竞争，故各国君主纷纷招贤纳士，士人“说听行通，身处尊位，泽及后世，子孙长荣”。而当今则不然，天下一统，君主由于没有竞争之压力，以至于“贤与不肖何以异哉？ ”“天下无害灾，虽有圣人，无所施其才；上下和同，虽有贤者，无所立功。 ”东方朔的主旨是说，不是自己才华不够，而是生不逢时，他说：“使张仪、苏秦与仆并生于今之世，曾不能得掌故，安敢望常侍侍郎乎！ ”即如果张仪、苏秦生活在当今的时代，二人还赶不上我东方朔呢。
　　历史确实如东方朔所认识的，春秋战国时期是士人思想和仕进发展的黄金时代，由于天下不统一，由于列国之间有竞争，故不论是君主还是士人，就有自由竞争的空间，在士人与君主之间形成“合则留，不合则去”的平等关系。秦始皇以后则不同，天下一家，别无分店，所谓“六合之内，皇帝之土……人迹所至，无不臣者”。（《史记·秦始皇本纪》）士人与君主的关系完全变了，从师、友变为臣、僚，自由选择的空间几无，曾经可供隐居的泉林，也是皇帝的郡县之土，随意游走甚至是犯法的事情。唐代大思想家、文学家韩愈说得好：“古之士三月不仕则相吊，故出疆必载质，然所以重于自进者，以其于周不可，则去之鲁，于鲁不可，则去之齐，于齐不可，则去之宋，之郑，之秦，之楚也。今天下一君，四海一国，舍乎此则夷狄矣，去父母之邦矣。故士之行道者不得于朝，则山林而己矣。 ”（《后廿九日复上宰相书》）而在高度专制集权的社会环境下，或因法律的禁止、或因生计的困厄，当隐于山林都不可能时，无奈之下也就只有市隐、朝隐、心隐了。《答客难》反映了东方朔对张仪、苏秦在历史舞台上大展个人才华、大创人生辉煌的羡慕，对战国那个士人自由宦游黄金时代的向往，无须讳言，这同时也是对专制集权时代思想才华被严重制约的不满和批判。这是很有价值的思想，说明一个普世道理：自由竞争，靠市场调节，不仅有利于经济的进步和发展，也有利于政治和思想的进步与社会的发展；相反，专制、集权、垄断，不仅制约经济发展，同样也阻碍政治和思想的进步与社会的发展，因为就其本质而言，专制是一种政治垄断，是不平等的，故也是不合理的，东方朔的不满和批判是有深远价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