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军/文
　　明朝万历年间，济南府德州陵县（今德州市陵城区）人徐迪吉以“拔贡生”身份出仕陕西省西安府华州洛南县知县，时间虽短暂，但在洛南县留下了善政的美名，在我国古代廉政史上也将永远流传关于他的佳话。由于资料有限，笔者根据由张明福先生整理的明代著名文学家、书画大家邢侗为其撰写的墓志铭，进行解读，将其形象还原，以飨读者。

　　身出名望，少有异才

　　徐迪吉（1548年—1609年），字汝惠，别号心禹，明朝济南府德州陵县人。徐氏家族祖籍原在兖州，陵县始迁祖为徐迪吉的五世祖徐荣。据邢侗为其撰写的墓志铭可以得出其家族清晰的脉络：“荣生海，海生斌，斌生宦，宦生明道……生迪吉”。其“列祖皆有德义”，在乡里皆有口碑。其祖父徐宦“尤以崇尚风烈著”。其父徐明道对儒学的研究可谓达到“鸿庞俨雅”的程度，曾在国子监学习，在家乡名声极佳，人称“徐太公”。
　　徐迪吉在幼年时就显现出异于常人的“天资颖拔”，其长相“修躯伟度”，做事“动合准绳”，非常有原则性。等到上学后，其学业“该通淹洽”，超出同龄学童。在由县学主办的数十次考试中屡屡“名列第一”。隆庆元年（1567），山东提学邹善督察济南府教育状况，设考场以测试学子的学业水平，结果徐迪吉再次获得陵县头名。
　　隆庆二年（1568），朝廷下诏向各州府选拔优秀的学子入太学。徐迪吉第一个被选中，此时的他恰好弱冠之年。

　　久困科考，怡然林麓

　　徐迪吉入太学后，与孟秋、郭章曲、崔淳、邢侗、黄辉等人“卜居”在寺庙中。这些人都是各地的学者名流、儒学翘楚。大家很投契，在一起整日谈古论今、辨析“上下古今制业”，关系非常融洽，“更相慕悦”。他们每人都“无不上第相期许”，对未来充满了美好的憧憬。但时命多舛，在科考中徐迪吉“不淑见落”。科举刚结束，其十分沮丧地返回了故里。时过不久，噩耗再次传来，其祖父母、父母四人相继辞世，这对徐迪吉的打击十分巨大。其整日“卧苫”直至“禫期”结束。其孝义美德也随之传扬四方，时人无不折服称许。事后，徐迪吉又将精力集中在“制业”上，“愈益高微”，而且相当刻苦，“未尝一日离占毕”。但谁知天不遂人愿，时运再次不济，徐迪吉又一次名落孙山。此事对其影响甚大，以至于让其自为“自是无复科举望”，对科举丧失信心乃至放弃。
　　徐迪吉虽被科举所困，但其并未放弃做学问。其“日夜探讨”，博览群书，致力于对古籍的辨伪，同时关注“朝常国是、刑章兵政，以及方舆人情土俗”，稗官野史、文字训诂等也是其涉猎的范围。其研究之宏博，用功之精深，“反复绝编”，已到无所不用其极的程度。
　　与此同时，徐迪吉还钟情于园林花卉，“艺洛阳牡丹、徂徕松、淇围竹筱、泰山樱桃……”。在其精心照料下，“无一根秣滋茁，擢本成林”。徐迪吉精湛的栽培技艺令身为园艺大师的邢侗也佩服不已，赞叹道：“公树植得天甚”，还喟叹自己的泲园不如其花园幽雅馥郁。

　　善治洛南，百姓称赞

　　徐迪吉怡然“林麓”已久，但朝廷并没有忘记他，曾多次派其“知交劝驾”。其一开始推辞不就，但在多次劝导下，只得应允。不久朝廷任命徐迪吉为陕西省西安府华州洛南县知县。洛南县在秦时，隶属内史地南境，“下邑”，称为“京畿之地”。它地处秦岭东段南麓，“据山当险”，素来民风刁悍，难以治理。其境内矿藏资源丰富，明廷在此设置矿场（管理者称为矿使，明万历二十四年（1596）始置，均以宦官充任，往各地开矿征税。其权力极大，可专摺奏事，节制地方官吏。其于各处横征暴敛，先后激起多起民变。万历三十三年（1605）罢矿监，税使仍置，直至明神宗死后始罢。）甚多，“斫遍山谷原田间”，这更加剧了治理难度。前任县令因管理无方而被免职。徐迪吉自知此去任务艰巨，下车伊始便立下强誓：“平生击节强项之”，同时感慨：“谓何而纵阉人鱼肉吾赤子？吾将不与此曹俱生也。 ”矿使们本想操纵这位新来的县令为他们牟利所用，但听闻徐迪吉的誓词后，觉其刚正不阿、不易控制，开始有所忌惮，一时竟茫然无措起来。
　　果不其然，徐迪吉到任后第一件事便是整顿矿场。其以官府名义颁发给每矿规定限采份额，以防过度开采；并下令“厉禁发掘田冢”，严禁侵占农田及百姓坟地；还暗地采取措施防备阉人矿使盗采。此之前，有人状告一私人矿主偷采案，“日久不决”。实则其人受阉人矿使暗中指使，欲借此来霸占私人矿主之矿场。徐迪吉署理此案期间，不畏强权干扰，打破陈规彻查此案。在深入调查取证后，其最终裁决：纯属诬告，严惩诬陷者。此举令私人矿主感激涕零，百姓们心悦诚服，更让矿使们胆寒，收敛不少。
　　前文提及洛南百姓难以治理，坊间恶叉白赖之事甚多。当地有个吕姓书生，幼年时与某家结亲。成年后，某家因吕生家贫而悔婚，并将其女嫁于他人。吕生不服，将此事诉讼至徐迪吉处。徐迪吉对此等背信弃义之事很是气愤，其鞭笞了某人并诘问道：“此宜禽犊所不为……为吾更妁。 ”于是徐迪吉便自己出钱为吕生另寻了一门亲事，又为其谋得了一份差事，让其有了安定的生活。百姓们听闻后无不感动，“化其猂黠”，民风有所改变。
　　按照洛南惯例，县衙每年公开举办一次针对贫弱人员的施舍活动。徐迪吉感叹道：“扶危济困岂能仅一次而已？ ”于是其积极联络县里的富民大户，并带头募资、捐粮捐衣。所得物质悉数用于救济鳏寡孤独等弱势群体。全县百姓无不对其感恩戴德。
　　徐迪吉上任之初正逢州县院试，此虽为明朝科举中的第一级，但也关系重大。徐迪吉十分重视，“出教严甚”，把各项准备事务都安排地非常精细、妥当；对生员们的文卷评骘严谨细致，优劣等级划分恰当合理。等到考试之日，其与考生同样“昏而入，晨而试，再昏署甲乙”，紧随考生，生怕出现任何差池。在其重视和无微不至的关怀下，考生们备受鼓舞，奋力应试，最终取得佳绩，乃至“文誉彻长安”。
　　明万历年间，因黄河决口，中原地区多次遭受洪灾。洪灾之后，中原地区又迎来了一次次的大规模饥荒，饥民流散,饿殍遍野,瘟疫盛行。洛南未受灾祸，但四方有大量流民涌入县城。此时正值徐迪吉在任，其“不作秦越视”，想方设法为灾民筹粮，致使“多所全活”。

　　愤然离任，惠及乡闾

　　短短不足半年时间，徐迪吉在洛南的治理就得到了当地百姓们的一致认可，人们对其赞不绝口，尊称其为“洛南公”。但也有一些人将其视为“眼中钉、肉中刺”。前文已提到，这些人就是那些阉人矿使们，他们认为徐迪吉是挡在他们发财路上的“绊脚石”，对其恨之入骨，恨不得将其速速除之而后快。他们唆使一些与之交好的御史，纷纷上书弹劾徐迪吉。不仅如此，他们之中还有叫膺冒的人，暗中买通州郡官员并诬告徐迪吉中饱私囊，假公济私。州郡官员不问青红皂白便将徐迪吉停职囚禁，等候查办。对此，徐迪吉“恬镇不乱”，不发一言。不久此事被陕西臬台得知并过问。经过臬台一番调查：徐迪吉自到任，根本“未名洛一钱”。在铁证面前，膺冒“色变口塞”，连夜逃跑了事。通过这件事更加证明了徐迪吉的“洁廉”，从而博得了上司们的“交最”称赞。但此时的徐迪吉早已心有幽愤并萌生退意，其看透了明末官场的腐败黑暗。平反之日，徐迪吉决定卸任归籍。多名爱才官员手持“勉劳贤令”，追至徐迪吉返程半途，诚信挽留。但其去意已决，一一“逊谢，卒不顾”。官员中有人提议将其事迹刻上石碑，永留洛南。徐迪吉却说：“其人与言足重，故系之，何必上洛碑。 ”亦被其婉谢之。
　　抵里后，徐迪吉并没有刻意闭门谢客而是积极造福乡邻。其拿出家中余粮分发给乡中那些无依无靠的人；“尊老畀幼各当意”；又出资捐物赠给“庠校”；同时还无私资助乡中穷困读书人等等。这些善举都显示了其“忱且高”的美德，赢得了乡亲们的赞许与敬慕。
　　邢侗对徐迪吉如是评价道：“察其才气，耿介不阿，邑沉毅而敏于事，事不百中，不轻发西门，安于之韦弦适矣。若所为文章，期于见志，明白正大，不为骶骳掩抑态。千言涌而万夫辟，庶几乎。 ”盖棺论定，徐迪吉可以称得上我国古代的彬彬君子。时至今日，其许多优良品质值得我们后人学习，其事迹值得被传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