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军/文
　　地方志是研究我国各地区的历史、地理、政治、军事、经济、工业、农业、交通、文化、教育、科学技术等诸方面情况的重要资料宝库。它起源于春秋战国时期，两千多年来，传世的方志约在八千种以上，十万余卷，这是祖先留给我们的文化瑰宝，有待我们去发掘、利用。德州市陵城区历史悠久、闻名遐迩，其修志始于明嘉靖三十三年（1554），由时任知县孙昺主修。之后，陵县修志存续不断，然而时间久远，均已散佚。现存最早版本为康熙《陵县志》，共六卷，由时任知县史飏廷参照明朝旧志主修，于康熙十二年（1673）编撰。该志设有地理、建置、官师、人物、艺文等志。志书编修审慎，文图具备，资料丰富翔实，是当时的名儒士绅“精心结撰”之作，可谓“善本”。

　　志书的编撰缘由

　　康熙《陵县志》编撰于康熙十二年（1673），开篇卷首有知县史飏廷作的序文。该文明确记述编撰缘由：“今以海内而视安陵，不啻弹丸黑子......邑之不可无志，而志之或圯，不可不修也，明矣！余自戊申夏，以李官奉裁改知是邑，甫入署郎简邑乘，以奉指南。核其始，则辑于明时嘉靖之癸丑。凡从前之涣汗，未必尽收。其修则踵于万历之甲辰。而以后之时事，未由续入，及甲申兵燹，不特简编残缺失次，即枣梨莫辩鲁鱼。余盖岌岌乎惧斯邑之为杞宋，冀所以维新，缘民疲力惫，未遑措手。乃值今上龙飞之十有二载，永清大定，又适届癸丑之期。谕辅臣请汇修一统全书。余小臣承乏是邦，恭逢元会。敢不竭蹶周谘，网罗旷逸，以补当年之所未备，而效细流之会朝宗。然以吴蒙三都未赋容逞私意，漫成一书。正藉绅士仔肩，而邑之先达诸君，更复谦谦三让。余以千金之裘，必须众腋，大厦之构端庀群材。诸君始各唯唯，退而搜缉，三阅月咸出枕笥，晋祈集事，余万不获。已晨简薄书，焚膏继晷，勉步邯郸，踵前尹孙公之辙，而起炉锤。先布大纲，后分条目，可因可革。远稽往牒，近采舆情，宁严毋滥，宁简毋芜，厘正增芟，悉准令甲。完兹具体，只期有裨于瘠土之民，无负此日之文明运会而已。若历年滋久，剥极而亨，井固不移，而邑或改。窃愿宏览君子踵事增华，庶不至挂一漏万，有美弗彰。则余此日之一编，阙疑传信，又为邑乘之嚆矢矣。 ”由序文可知，史飏廷坚定认为：陵县虽为“弹丸”小县，但不能没有志！由于年湮代远旧志必须续修！陵县志始于明代嘉靖癸丑年（1554），但收录有缺漏，“从前之涣汗，未必尽收”。其续修于万历甲辰年（1604），但又遭遇“兵燹”，造成“简编残缺”，模糊难辨。史飏廷主政陵县后亟需志书，“以奉指南”。当时正值政局稳定、四海升平又恰逢“癸丑之期”（距嘉靖癸丑年两个甲子，120年），时机成熟，于是精心策划，“竭蹶周谘，网罗旷逸，以补当年之所未备”，期望“有裨于瘠土之民，无负此日之文明运会”，有助于移风易俗，以实现教化的功效，希望成为以后陵县志的“嚆矢”。

　　志书的编撰人员

　　序文中提到编撰人员能各安己事，“始各唯唯，退而搜缉”，都躬勤其事，“晨简薄书，焚膏继晷，勉步邯郸”，态度十分认真积极，他们分工明确、各司其职，使得编撰工作井然有序。这些编撰人员均为当时陵县的“正藉绅士”、“先达诸君”：主修为时任陵县县令史飏廷，副修为时任陵县儒学训导冀之益、士绅康严采、康温采、李宪，校对为士绅康廉采。这些熟读经史的人中翘楚，不但具有厚重的知识积累、广博深诣的学养，而且参与熟悉和热爱的家乡地方志编纂工作。
　　史飏廷，字昌言，生卒年不详，江苏溧阳人。他于顺治十二年（1655）中进士，即任湖北郧阳府推官，补任湖北安陆府推官，“两府推官”。不久他被任命为湖北沔阳代理县令。康熙七年（1668年）调任陵县知县。任内他及时赈灾、积极组织灾后重建、体恤百姓、均衡赋税、兴礼义、重教化。随后升任陕西西安府同知，在潼关负责课税。后补任河南南河同知，修堤防、浚河道。康熙二十年（1681）八月，升任云南府知府。参与平叛“三藩”之战，但因积劳成疾，猝死任内。史飏廷以“廉明任事”，颇有政声，“百姓称便”，可谓一代循吏。
　　时任陵县儒学训导冀之益乃益都（今潍坊青州市的旧称）人，明代著名廉臣冀练之嫡孙，康熙十二年（1673）以“岁贡”身份授陵县儒学训导。康严采、康温采、李宪、康廉采皆为本地望族士绅，其中康严采、康温采、康廉采是明代著名大臣康丕扬的嫡孙，也是名噪一时“康氏八采”中的三采。康严采为顺治辛卯科举人，康温采为顺治十八年的贡生，康廉采为“顺治戊戌进士，初任兴化府推官，裁补灵寿知县”，李宪为顺治丁酉科举人。依此可见，主要编撰者皆为陵县贤达，康熙《陵县志》可谓出于名家之手。

　　志书的编撰结构

　　唐代著名史学家刘知几在《史通·序例》中说：“夫史之有例，犹国之有法，国无法，则上下靡定；史无例，则是非莫准”。康熙《陵县志》发凡起例，以志为纲，各纲之下，酌分细目，以纲统目，属纲目体。每目以专一主题而加纂述，属于典型的“横排竖写”体例，符合章学诚“史体纵看、志体横看”的方志修纂思想。康熙《陵县志》纲目编排合理，合乎旧志编排规范。为了便于说明，这里附上志文目录：
　　地理志：星野图、舆地图、城图、沿革、疆里、形胜、川泽、风俗、土产
　　建置志：封建、城池、公署、祠祀、古迹、牌
坊
　　政务志：里甲、户口、田赋、课程、马政、兵防、灾祥
　　官师志：职官、名宦
　　人物志：闻望、科贡、乡贤、恩荫、孝义、隐逸、贞节、仙释
　　艺文志：收录了从西汉至清康熙时期各类名家名作多达115篇
　　在纲目编排上，康熙《陵县志》延续旧志体例，以地理、建置、政务、官师、人物等作为志文主体内容，所不同的是，康熙《陵县志》着重突出建置和人物两部分内容，并将其作为独立卷目来表述。究其原因：陵县“地近邹鲁，风教犹存，故士重廉耻，敦礼义”；另外这与县令史飏廷极为重视教化有莫大关系。
　　地理志：以“天文星野图”、“舆地图考”和“城图考“三图开篇，阐明了陵县方位在二十八星宿中“危宿”之“入危十一度”，引证“陵系古名郡”。“沿革”目详述陵县古今沿革，陵县区划变动频繁，忽存忽废，名称亦有不同，志文明析原委，上迄“上古少昊”时期，下至“国朝”（康熙），将近3000多年历史一一厘清，一目了然，从而还原了陵县在历史上的重要地位。
　　建置志：此志为康熙《陵县志》重点之一。“封建”目承接“沿革”目进一步叙述陵县在夏、战国、东汉、晋、梁、唐、宋、明这八个时期分属采邑情况。“城池”目讲述了陵县治所城墙的三次变化。“公署”目所载是与“城图考“相配的。“祠祀”目是建置志的主体，编者首先言明：“国之大事惟祀……一邑之重务”。因此他们用大篇幅详尽记载了分散于当时陵县城乡的祭祀场所：文庙、启圣祠、名宦祠、乡贤祠、奎楼、社稷坛、风云雷电坛、厉坛、漏泽园、汉太中大夫东方先生祠、唐平原太守颜鲁公祠，还有各类庙庵和寺院达35所。“牌坊”目记述了28座“朝廷敕建以旌荣党里甲”牌坊。这些都是封建社会用以教化百姓的工具，据此也足见当时的陵县封建思想是相当浓厚的。“古迹”目记录了13处名胜或遗址，它们之中有不少至今犹存。其后还附上“坟墓”一目，记载了四处名人的坟冢，其中除了东方朔墓外，其他三座均难以考证。
　　政务志：将当时陵县的村情、户数、田赋、课税等情况详细记录出来。古代农业社会，气候变迁对社会影响重大，因此详加记述十分必要。康熙《陵县志》就很重视对历代气候、灾异的记述。其中“灾祥“目记载了从西汉至当时的43件发生在陵县的灾疫，数据非常具体，为后人研究提供了依据。
　　官师志：“职官“目将历朝历代最高行政长官（102人）、县丞（40人）、主簿（50人）、典史（44人）、教谕（50人）、训导（57人）等陵县的主要官吏列举并附简传，这是非常珍贵的史料。梁启超先生曾说：“真凡能够创造历史的人，就要仔细研究，替他们作很详尽的传”。 ”名宦“是在本地做官中的“循良遣爱”、可流传千古的人，也就是有功德有善政者。标准较高，数量不多。古代有异地做官的要求，所以名宦都是外籍人士。此目下载有5位”父老之所讴吟与乡达之所赞颂“的循吏：孙昺、宋文明、南拱极、翟栋和王三元。
　　人物志：此志也是康熙《陵县志》重点之一。因人物众多，人文荟萃，志书坚持以成就、级别、品德操守为收录标准。“闻望“目记载了本地的35位”流芳后世之英贤“，这些人都属于在历史上留有功绩和德行响当当的人物。这一目与”乡贤“目重合太多，换言之”乡贤“目应为赘述。 ”科贡“记述也非常翔实，它将本籍有科举功名人员均收录在案，其中进士8人，举人36人，贡士159人，例贡36人，例监6人，武科5人。难能可贵的是他们绝大多数人附有简介。 ”恩荫“目载有因后人”贤能“而被朝廷”荫封者“11人。收录“孝义”源于编撰者以为孝义自天而生，愚贤皆备，目的在于褒扬真性情、真孝行，希望“人子博施广济”。在此目下记录有“慷慨扶危”德行之乡贤6人：张山、李勉、张所蕴、康福寿、王曰谨、谷应举、曹魁光，并附上他们的“义举简传”用以彰传美德，“以敦教化”。“贞节”目亦有教化之意，此目列举了从元至清康熙年间的25位贞妇义女，这种看似旌表实则是封建时代用传统思想压制女性的一种手段。值得一提的是康熙《陵县志》“人物志”中还特辟出“隐逸”一目。“隐逸”多指隐居不仕之士。在古代有些人为保“清名”，不愿意跟统治者同流合污,所以选择隐居避世，这些人大都是“抱璞怀芳”的文人，古时代文人大多有骨气操节，文能使人发挥才识，润色世间所以堪为褒扬。此目就记述了5位“甘蹈身隐”的乡贤：康灏、康瀜、张翱、石天麟。人物志和建置志纂述资料非常翔实，记述全面，反映出编撰人员谨严的修志态度。
　　艺文志：在康熙《陵县志》所占篇幅最大。该志共收录从西汉至清康熙时期各类名家名作115篇。其中有赋、律诗、词、表、散文、议论文等多种文体，一些很有价值的文章也在此列。比如襄楷的《上桓帝书》、祢衡的《鲁夫子碑文》和《祢处士文苑传》、华轶的《弘道训下教辞》、刘寔的《崇让论》、陆机的《谢平原内史表》、刘善明的《与友崔祖思书》和《上太祖陈事表》、刘峻的《辩命论》、王孝藉的《与吏部尚书牛弘书》等，均为史学名篇名作。另外利用三分之一篇幅辑录了当地名流士绅的诗篇，为后世学者研究地域文化提供了重要参考。
　　总而言之，康熙《陵县志》以朴质、凝练之笔概述了康熙时期陵县一域之景况，其编撰精湛，校审严谨，纲目设计合理、规范而又多有创见，堪称善本，是值得后世方志界借鉴、研究的旧志典范之作，是研究陵县历史及地域文化必不可少的重要参考资料，有待我们后人发掘、利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