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配枪后的“红色娘子军班”成员（前排右一为王玉兰，中排左一为张学芝、左二为孙德珍）与陵县人武部领导、工作人员合影。王玉兰供图

20世纪70年代末，王玉兰（前右二）回村看望“红色娘子军班”的姐妹们（前左一为孙敬香）。王玉兰供图

　　□石贤圣/文
　　现今130余户、450余人的陵城区安德街道雨淋店村，自古是个故事传奇、英雄辈出的村庄。
　　相传，清乾隆年间（1736—1796），乾隆皇帝路过此地，时值大雨，巧遇有店，遂驾宿于此，御封“雨淋店”。后渐成村落，村名亦随之称为雨淋店。
　　抗日战争时期，德州通往陵县的一条路（即现东风东路改道之前）东西穿过该村。由于地理位置特殊，这路成为日寇的一条重要交通运输线。 1942年春，县大队以民房作掩护埋伏于村内，对日寇的运输车辆进行了伏击，严重削弱了其后勤保障，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贡献。
　　由于运输线遭到沉重打击，日寇气急败坏地进行疯狂报复，实施了令人发指的“三光”野蛮行径。全村陷入一片火海之中，化为乌有。村民眼睁睁失去了自己的家园，全村280人背井离乡、投亲靠友，过上了颠沛流离的生活。
　　抗日战争胜利后，在中国共产党的关怀下，漂泊在外的村民陆续回到了久别的故土，并用自己勤劳的双手重建家园。
　　20世纪60年代，这里的民兵连中涌现了一个铁姑娘队，其成员个个都是好样的，班长王玉兰，队员有张学芝、孙德珍、殷光兰等，且随着时间推移因有的姑娘出嫁等原因而不断更新换代。
　　她们不仅军事素质过硬，还积极投身到生产劳动中，不怕苦，不怕累，不怕难。在村里，有什么险活、脏活、累活，铁姑娘队都抢着干；集体有难事，她们来解决；谁家有困难，她们去帮助。很快，铁姑娘队名声远扬、广受称赞。
　　陵县评剧团到雨淋店村演出时，还专门创作了歌唱铁姑娘队和王玉兰的评剧唱段，博得满堂喝彩：
　　王玉兰是模范，
　　战天斗地意志坚，
　　带领一队铁姑娘，
　　东西洼里扎营盘。
　　哎嗨哎嗨哟哎嗨哎嗨哟，东西洼里扎营盘。……
　　我采访王玉兰颇费了一番周折。经多方打听，最后在原陵县经信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李宪利处得到了王玉兰的手机号码。
　　2021年1月6日上午，我拨通了王玉兰的手机。待我简短自我介绍和说明“来意”后，她谦虚地说：“这么重要的书籍和有限的名额，我值得一写吗？还是写写那些贡献更大的人物吧！”待我进一步说明这不仅仅是赞扬她本人，更重要的是让现在的年轻人了解前辈们的艰辛奋斗历程、珍惜现在的幸福生活、激发工作热情创造更加美好的未来等，她这才答应接受采访。
　　1月8日，三九第一天，也是陵城区入冬以来气温差一点突破有气象资料以来历史极端最低气温－21.8℃的极寒天气（城区－20.4℃）的次日。这天上午，虽然气温有所回升，但走在路上，依然感觉天寒地冻、寒气袭人。按照事先的约定，我和陵城区委党史研究中心科员朱超龙，来到陵州路北侧的恒盛如意苑小区，拜访王玉兰。
　　王玉兰和儿子一家住在一起，宽大的客厅内整洁舒适、暖意融融，素有“生命之花”美誉的绿萝，枝叶繁茂、翠绿欲滴、生机勃勃。
　　王玉兰虽年逾七旬，但精气神依然十足。她拿出珍藏了四五十年的3幅老照片，一一介绍上面的领导和战友；她还建议我将后三任班长也写一写：“一个人浑身是铁能打几根钉？当年‘红色娘子军班’之所以有那么大的成绩和那么好的影响，是几任班长持续接力、姐妹们共同努力的结果。 ”她给我的印象和打电话时的感觉一样——热情、干练、谦让……就这样，这篇文章由《王玉兰》变成了《四班长》。
　　当天下午，我又来到区委组织部，按照相关规定，在区委第四巡察组组长、区委组织部干部信息科科长李珏及区委组织部干部信息科副科长贾萍萍的帮助下，查阅了“红色娘子军班”几任班长的档案。
　　之后，我按王玉兰提供的任期较长的孙敬香的手机号，多次通话核实有关情况；孙敬香还提供了两幅珍贵照片。
　　于是，我迈进了那个激情燃烧的火红岁月。
　　1962年，王玉兰在平原恩城师范毕业回到了家乡。“向雷锋同志学习！ ”1963年3月，毛泽东主席的题词，相伴一阵紧似一阵的春风传遍神州大地，全国学雷锋运动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王玉兰担任村团支书，带领团员青年学雷锋做好事，一起参加集体劳动，较着劲儿地干活，不图回报一分，不甘落后一步。后来，她还担任了村里的记分员。当时，思想单纯的她根本没有“得罪人”的概念，跟在大队长孙永显后头，逐一检查100多名男女劳力挖沟、锄地等农活的劳动进度和质量，实事求是地将得分记在工分本上；不合要求者不留情面地通知返工；有时，她还直接给妇女们分配挖沟、锄地等农活，并担任监督、计分工作。
　　后来，雨淋店村遵照毛泽东主席关于民兵工作“三落实”的指示和上级要求，建起了民兵连，劳武结合，劳动之余进行小型练兵。而民兵连中有一支十八九岁、二十来岁的姑娘组成的铁姑娘队，队长就是王玉兰。
　　“当时俺们这帮小姑娘真是天不怕地不怕，好多活都是抢着干偷着干，样样不甘心落在男青年后头！”回忆起当年的情景，王玉兰依然兴奋不已。
　　清理集体猪圈是又脏又累的活，夏天更是如此，闷热难耐、气味刺鼻、蚊虫叮咬……县、社驻村干部考虑到她们的身体情况，不让她们干这活。可她们光怕这活让别人抢去，不顾白天劳累，傍晚收工后回家匆匆吃口干粮就赶往场院里清理猪粪。她们不止一次累得汗流浃背，用手擦汗时常常不小心将手上的猪粪抹在脸上而看不出彼此的面目，但相视一笑继续干下去，一干就是三四个小时，连续几个晚上就把8个猪圈的100多方猪粪清理出来了。
　　雨淋店村不仅地势低洼，而且盐碱严重，真是旱时一片白茫茫，涝时一片水汪汪。有句老话说，雨淋店有三宝：碱蓬、红荆和老草。当时，这里处处洋溢着高昂的士气和火一般的热情，干部群众按照县、社统一安排，开挖沟渠，为改种水稻做准备。“稻改”这场农业改革是寻求提高粮食产量的一次探索。铁姑娘队特别引人注目，她们虽然都是姑娘家，可是带头挖沟修渠，吃苦负重从不叫苦。有时天旱，她们两人一组，用拴上长绳的水桶由低到高一桶一桶向稻田里淘水，直累得腰酸腿痛，但没有一人叫苦。
　　然而，实践证明，水稻种植不适合当地的农业发展，“稻改”这场探索也终止了。 1966年实行“稻改旱”，恢复以前的旱地种植。为提高粮食产量，解决群众温饱，雨淋店村建起了两块样板田，一块是村东50多亩玉米试验田，另一块是村西30多亩地瓜间种高粱试验田，全部由铁姑娘队负责。她们的生产热情空前高涨，不光白天拼命干活，到了晚上，还轮流值班和庄稼“住”在一起。她们的住处很简单，有的在搭起的窝棚里，有的在树上搭一层板，还有的在红荆条下铺一层草席。这样做，一是为了便于观察庄稼的生长情况，二是为了必要时可以加班干活。当时，班里有个叫张秀玲的姑娘，她在地里垒起了火灶，连吃饭都不回家。一次浇地，孙秀玲和孙秀芝值夜班。赶上抽水机坏了，孙秀玲见沟里没来水，就在旁边躺着歇了一会儿。她已经连轴转了几昼夜，头一挨地就睡着了。不久抽水机修好来水了，她全然不知。孙秀芝发现她时，她躺在水上睡得正香呢。
　　这年夏天，原济南军区副司令员杨国夫来陵县检查指导工作，组织地区、县、公社各级领导在该村开现场会。在雨淋店村一拃来高（20厘米左右）的玉米地头，他高兴地对铁姑娘队的做法大加赞赏，勉励她们再接再厉，取得新的更好的成绩，并将其命名为“红色娘子军班”。 20岁的王玉兰由铁姑娘队队长成为第一任“红色娘子军班”班长。姑娘们欢欣鼓舞，这支队伍有了一个响亮好听的名字。一时间，“红色娘子军班”成了雨淋店村的形象大使和靓丽名片。
　　在“红色娘子军班”的汗水浇灌下，雨淋店村迎来了大丰收。县里组织在城里开会的全体村党支部书记步行来参观她们的样板田。“先头部队”已经到达村头，“队尾”才刚刚出城。
　　德州地区农产品展览会组织方还派人前来选展品，王玉兰挑选了十几个块大形美的地瓜参展，又让雨淋店村火了一把。
　　1968年，“红色娘子军班”有了自己的装备——10支半自动步枪。原来她们的武器是木头枪，老远一看挺像的，可近前一看就“露馅”了，这次可都是实打实的真家伙，这让全公社的人都羡慕得不得了。她们一起劳作、一起训练，晚上睡在大队部里专门为其准备的3间房屋东里间的一个大土炕上。她们农闲多训、农忙少训、劳武结合，在劳作任务极其繁重的情况下，也没有一丝懈怠。
　　1971年3月，组织上推荐王玉兰到山东农学院农学专业学习。她担任共计39人的农学1班的副班长、党小组组长。虽然人在大学校园，但她仍然念念不忘雨淋店和“红色娘子军班”，课外活动开展军事训练活动，她才又找回了过去的影子。
　　1973年8月，学业有成的王玉兰回到陵县，被分配到与老家东西相对的最东端郑家寨公社担任农业技术员。虽然在此工作时间仅1年4个月，但她扑下身子、扎实工作，所做的两件事情深受公社领导认可和农村干部群众欢迎——当年秋天，王玉兰深入李士若村，建起了以村妇女主任李英梅为组长、团支书李春成为副组长的科研小组，划出地块进行小麦品种产量对比试验；次年春天，她又带领公社妇女干事韩秀梅吃住在东姚村，带领干部群众潜心进行改碱种棉试验，在公社驻地以西、以东两个村庄点燃了科技之火，为以后的农业发展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1975年1月，上级一纸调令将王玉兰调任城关公社党委副书记，主要分管政工。她上任后啃的第一个“硬骨头”就是整顿城北某村的落后班子。当时，该村干部群众团结情况较差，个别人爱贴“大字报”，时任党支部书记年龄较大该退了，副书记因工作能力差等原因无法接任，还有一人“抢”着干，而公社通过多种渠道考察的目标是一位小队长。已身怀有孕的王玉兰“临危受命”，带领财政、武装、团委、水利方面的4位党员负责人共同组成的工作组住进了该村。他们自带炊具、食宿自理，账目一清二楚；同时，深入农户和田间地头，与干部群众交朋友、察实情、问建议，广泛宣传上级的方针政策。
　　其间，还发生了两个“小插曲”。一次，一位村民在自留地里割小葱回来，正好路过工作组住处，见他们成天风风雨雨为老百姓着想不容易，便招呼一声放下一捆小葱转身就走。王玉兰赶紧跑出来连声道谢、耐心解释，让其把小葱拿走，避免了个别别有用心的人说三道四。
　　还有一次，工作队听说村北电灌站要宰猪，便商议着凑钱买点肉改善伙食，并派代表拿着钱前往，但当时尚未宰猪，便把钱留下，何时宰捎信儿（当时无电话等联系方式）再来取。恰好这天宰猪时老支书去买肉，电灌站的工作人员就让他把肉捎回来了。没想到，没多大工夫，村里就有谣言传开了：“老支书给工作组送肉了，这里头肯定有事！”王玉兰马上安排召开干部群众大会，让负责买肉的同志将前前后后地经过讲清楚，这才平息了一场风波。
　　从春到秋，经过半年的洗礼，该村的干部群众深刻认识到了工作组的良苦用心，尤其是全体党员统一了思想认识，最后形成一致意见，推选出新一任党支部书记，组成了团结协作、带领群众向前奔的领导班子。
　　1977年秋后，城关公社实施“万亩方”水利工程，营部设在城南孙来仪村，360名青壮男劳力驻扎于此，开挖村东、村北沟渠。可刚刚动工没几天，县里又有水利工程，将这些河工统一调往他处与其他公社的民工实施“大会战”。这里的工程不能半途而废啊！公社主要领导便把这一任务交给了王玉兰，要她带着妇女主任魏学芹，组织城关、杨家、叶家、曹都龙、王芽5个片（现管区）的360名未婚女青年成立“红色娘子军营”完成这一任务。当时几乎是清一色的娘子军，唯有两个“葱花”：一位负责丈量的施工员，一位炊事员。人员到位后，王玉兰以片为单位，明确了连长、教导员，将大家有序安排到各农户家入住。
　　次日，迎着冉冉升起的朝阳，在孙来仪的场院里召开了誓师大会。将3岁女儿舍给老人看管的王玉兰声情并茂，从小家说到大家，从雨淋店说到城关、孙来仪，从当年10余人的“红色娘子军班”说到现在360人的“红色娘子军营”，鼓动得大家热血沸腾、掌声不断。一直放心不下的公社书记傅巨文骑着自行车前来察看，在场院边上目睹此情此景，一颗悬着的心着了实。一个月的时间，王玉兰没敢离开工地，晚上查夜安全问题丝毫不敢放松；白天工地巡回关注工程质量和进度；伙食问题更不敢含糊，尽最大努力吃饱且不出问题。刚要迈进腊月门，工程告捷，共计动土近10万方，一举拿下了“万亩方”。至今王玉兰走在大街上，还不断有“小姊妹”给她打招呼：“王书记挺好的？还认识我吗？我当年跟你一块上过河啊！ ”
　　1981年5月，王玉兰调任正在筹建的陵县毛纺厂党委委员、副厂长，开启了“由农到工”的新征程。但她无论走到哪里，都一直牵挂着“红色娘子军班”，常抽出时间回去看望姐妹们。
　　王玉兰上大学前担任了村妇联主任，张学芝接任“红色娘子军班”班长。她沿着“老班长”的足迹，一步一个脚印，带领姐妹们劳作、习练于家乡这片热土上。 1971年12月，张学芝被陵县县委统一招收，先是到边临镇公社后桐村包村，后到滋镇公社高家驻村。 1972年8月起，先后任边临镇公社妇女干事，刘泮公社妇女副主任；陵县农机局工会副主席、主席，妇女主任。
　　1971年年底，孙德珍担任了“红色娘子军班”第三任班长。当初刚发枪时，她每天都把枪擦得铮亮，夜里睡觉也搂着它。刻苦训练下，她成为当时射击成绩最好的一个，后来代表公社参加了全县集训。她上任后更加重视军事训练，民兵建设也更为规范化，每天夜里安排两个人绕村巡逻，多年没发生任何安全事件。 1974年10月，组织上推荐她到平原师范学校学习，1976年6月毕业。 1976年8月起，先后任陵县抬头寺公社妇联干事、主任，管委会委员，党委委员；陵县档案局干事、管理员；陵县县委信访科检查员，陵县信访局正科级信访检查员。无论工作如何变动，她都始终如一、尽职尽责。曾当选山东省第六次妇代会代表，德州地区第六次妇代会代表，陵县妇联第六、第八、第九届委员。 1977年，荣获全县劳动模范称号。
　　1974年10月，孙敬香继孙德珍之后为第四任“红色娘子军班”班长。她和姐妹们嗜枪如命，白天轮流由一人负责把枪擦干净，整齐放入专用橱内；夜间则拿出一定时间练习射击，靶子固定在50米开外的墙上，当然每夜两人的巡逻雷打不动；雨天不能下地干活，练习射击便成了她们的主要活动。 1976年10月，她参加了德州军分区“双学”积极分子报告团，40余天的宣讲，使“红色娘子军班”的事迹为更多的人所熟知。1977年，她代表“红色娘子军班”出席原济南军区召开的“双学”先进代表大会，作典型发言，并荣获原济南军区“双学”积极分子称号。她曾兼任时楼片党总支副书记，又先后任丁庄公社公交办公室工作人员、文化站站长、妇联主任，边临镇副镇长，陵县审计局党组成员、纪检组组长。由于审计部门的特殊工作性质，所以她特别注重学习，1994年3月至1996年12月，在职参加山东省委党校农村干部业务大专班农业经济管理专业学习，获得毕业证；1998年9月，取得计算机技术应用水平考试合格证书。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后，陵县逐步实行了农业生产责任制，“红色娘子军班”渐渐退出历史舞台。历任班长王玉兰、张学芝、孙德珍、孙敬香无论在什么岗位，都始终如一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努力作出了不同的贡献、展现了别样的风采。她们的精神谱写了时代赞歌，鼓舞了一代又一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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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陵城区政府驻地以西7公里处的安德街道雨淋店村，20世纪60年代曾经诞生了一支女民兵队伍——铁姑娘队。她们一起劳作、一起训练，农闲多训、农忙少训、劳武结合，威名远扬。1966年夏天，原济南军区副司令员杨国夫来陵县视察，对其大加赞赏，并命名为“红色娘子军班”。她们在地区、县、公社组织的民兵技术比赛中，曾获得射击基本功及步枪近距离、远距离射击比赛第一名；曾荣获山东省民兵“三落实”先进单位、德州地区新长征突击班、陵县排头兵等称号，多次参加民兵先进集体代表会议。其先进事迹曾在《大众日报》和《山东民兵》刊登。
　　四任班长持续接力，光荣传统不断弘扬。她们是：
　　第一任班长王玉兰，女，汉族，1947年11月出生。1965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雨淋店村团支部书记、记分员、铁姑娘队队长、“红色娘子军班”班长、妇联主任。 1965年，参加山东省民兵积极分子代表大会。 1970年秋，出席山东省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 1971年3月，到山东农学院农学专业学习。 1973年8月参加工作，历任陵县郑家寨公社农业技术员，城关公社党委副书记，陵县毛纺厂党委委员、副厂长，陵县毛纺厂党委副书记、书记，陵县颜陵纺织集团公司党委书记，兼陵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陵县人大第十一至第十四届常委。曾荣获德州地区优秀党务工作者、全省纺织系统优秀思想政治工作者、山东省三八红旗手、全国三八红旗手等称号。
　　第二任班长张学芝，女，汉族，1952年1月出生。 1971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在王玉兰任雨淋店村妇联主任时接任“红色娘子军班”班长。 1971年12月，被陵县县委统一招收，先后到边临镇公社后桐村、滋镇公社高家包（驻）村。1972年8月起，先后任边临镇公社妇女干事，刘泮公社妇女副主任；陵县农机局工会副主席、主席，妇女主任。
　　第三任班长孙德珍，女，汉族，1952年5月出生。 1971年12月，接任“红色娘子军班”班长。1972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74年10月至1976年6月，在平原师范学校学习。1976年8月起，先后任陵县抬头寺公社妇联干事、主任，管委会委员，党委委员；陵县档案局干事、管理员；陵县县委信访科检查员，陵县信访局正科级信访检查员。山东省第六次妇代会代表，德州地区第六次妇代会代表，陵县妇联第六、第八、第九届委员。曾荣获全县劳动模范称号。
　　第四任班长孙敬香，女，汉族，1957年10月出生。 1974年10月，接任“红色娘子军班”班长。1976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76年春，任时楼片党总支副书记兼“红色娘子军班”班长。 1979年8月起，先后任丁庄公社公交办公室工作人员、文化站站长、妇联主任，边临镇副镇长，陵县审计局党组成员、纪检组组长。山东省委党校农村干部业务大专班农业经济管理专业毕业。原陵县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原陵县革命委员会委员。曾荣获原济南军区、山东省军区“双学”（学雷锋、学硬骨头六连）积极分子，德州地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德州军分区“双学”积极分子称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