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贤圣/文
　　魏立勋学生时期就经常与革命者和进步人士接触，不断受到革命熏陶，从思想上产生了革命的萌芽。不久，在亲戚和周边进步青年的影响下，走上了报国救民的道路。
　　1939年6月，李晓瑞任陵县四区（滋镇）区委书记。王洪开村已入党的王德振（化名杨一枝）介绍魏立勋认识了李晓瑞。魏立勋向李晓瑞汇报了三洄河群众基础好等情况。李晓瑞为了考验其思想觉悟，先介绍他参加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党的外围组织，类似共青团），并提议推选他担任三洄河青年抗日救国会主任，给他看《论持久战》《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等书籍，并经常向他讲述抗日救国的道理，指导其如何在青年中宣传和开展抗日救亡活动。同年9月，李晓瑞正式介绍魏立勋加入中国共产党，当时根据六大党章规定，只享受预备党员（当时称候补党员）的权利，但因他担任抗救会的领导职务，所以享受正式党员待遇。李晓瑞又发展了魏乃德、魏立全、魏山阁、魏立吉等人入党，建立了三洄河党支部。魏立勋任党支部书记，领导全村的抗日工作。
　　查阅有关史料尤其是《桑榆集——王士英诗文书画汇编》，可以看出当年他职务变动频繁，每到一处开辟出新天地，党组织就会把他派往环境更为艰苦的地方开展工作，应了后来时兴的那话——共产党员是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
　　1940年3月，党组织决定调魏立勋任中共陵县四区三洄河乡中心党支部 （相当于现在的党总支） 书记，公开职务是三洄河乡抗日自卫队教导员。中心党支部下属有三洄河、张有道、赵屯、刘鸭子、高家共5个支部和尚未建立党支部但有单线党员的盛家、张庙两个村。
　　由于我八路军百团大战的重大胜利，大大震慑了敌人，日本侵略军加强了对我华北抗日根据地和游击区的“扫荡”和封锁。 1941年初夏，县委传达了中共中央华北局关于准备迎接最艰苦的斗争环境实行隐蔽政策的决定。规定我党干部不要再兼任公开职务，最好从事社会职业，以掩护自己长期为党工作。后来，魏立勋便辞去了乡抗日自卫队教导员的职务，化名王士英，并买了几只羊，当起了“羊倌”，从事着秘密工作，做着党的眼睛和耳朵。那段时间，三洄河、张有道、赵屯、刘鸭子、高家等村的很多村干部，都和他相处得非常热乎。他白天放羊，观察地形，搜集各种情况，晚上就在各个村子里串门儿，向他们传达上级指示，和老乡们拉家常，开展群众性的抗日活动。
　　1942年3月，王士英在抗日斗争中发挥了突出领导才干，积累了丰富的斗争经验。党组织调他担任二区区委书记。原书记贾子梁奉命向他交接二区党组织和党员关系。当时为了严格保密，要在晚间挨村挨户接头，耗费时间很长。贾子梁比他长几岁，文化程度也较高，在这一段工作过程中，对他帮助很大。特别是贾子梁对当地情况和群众关系的熟悉程度，给了魏立勋很深刻的印象。一次，他们从杜刘二庄到赵屯去，中间是一片平原开阔地，走了近一半路时，已是下午三四点钟，远远地看到两个人迎面走来。开始他们也未在意，当相距不足百米时，已能看清两人的衣装，一个高个子穿蓝色长衫，戴了一副墨色眼镜和一顶大沿帽；另一个有点像农民。贾子梁一看说：“不好，赶快把手放在怀里。 ”当时他俩都穿着不很厚的棉枹，用黑布带扎腰，这是典型的北方农民冬春天的打扮，一般都喜欢把东西放在腰带怀里，游击队员的短枪也常这样放。当对面两人越走越近，大约还有10多米时，对方看到他们把手放在怀里，以为他们手中都有短枪并扣着扳机，便向路右边跨出两米左右，他们也跨向右边，双方互相紧盯着走了过去，约走过七八十米后，这两个家伙从背后朝他们开了两枪。其实当时他俩都没有带枪，真是有惊无险！
　　1943年，陵县遇到了旱蝗灾害，人民生活和抗日斗争处在极其困难时期。各据点的日伪军吃饭问题也遇到了严重困难，经常到各村“扫荡”抢粮抢牲口，搞得人心惶惶。在十分恶劣的抗日环境中，王士英坚持领导二区人民群众克服困难，勒紧腰带和日寇开展斗争，不断取得新胜利，为二区的抗日工作打下了坚实基础。这年8月，在二区斗争取得好成绩的前提下，为了打开三区抗日斗争新局面，组织决定调他担任三区区委书记。
　　1944年5月，在三区打开斗争局面、并取得巨大成效后，党组织决定调王士英任陵县六区区委书记。当时六区区长是张质彬，兼任区中队长。王士英则兼任区中队政治委员。抗日战争胜利后，蒋介石发动了内战。当全国进入解放战争阶段的1947年6月，组织决定调王士英担任中共陵县县委宣传部部长。1948年8月，又调他任济阳县县委宣传部部长。
　　1948年10月，中共中央根据解放战争形势的发展，作出抽调干部南下接管新解放区的战略决策。根据中央指示，中共渤海区党委要求各地县委都要配备两套领导班子，包括县委、县政府、县大队以及县级各民运团体、各区委的班子。一套留当地坚持工作，一套随军南下。身为济阳县委宣传部长的王士英积极报名，成为130名南下干部之一。
　　1949年春节刚过，县里给每位同志3天时间，向家里人告别。这一别，要到哪里去？去多长时间？路有多远？什么时候能回来？回家路上，王士英脑子里想了很多，盘算着如何安慰母亲。他父亲去世早，自幼和母亲相依为命。 1942年3月，党组织调他到陵县二区当区委书记时，母亲曾大哭一场。现在，又要到千里之外战火纷飞的江南去，她老人家能想得通吗？回家后，王士英给娘磕了个头，汇报了自己的革命经历，又从淮海战役的伟大胜利讲起，说到江南人民盼望解放军过江……很快，母亲就想通了：“孩子，咱不去谁去呀？你是党培养的干部，应该做大事！ ”随后拿出一件新棉大衣和一个红布包，递给王士英：“这是我用刚织的布给你做的棉大衣，还有一块银元，是土改时分的，娘没舍得花，你就带上吧！ ”
　　1949年3月1日，王士英踏上了随军南下的征程……先后任浙江省新昌县委副书记、县长，绍兴专署办公室主任，浙江工业干部学校校长，南京电力专科学校校长，南京无线电工业学校党委书记，成都无线电机械学校校长、党委书记。 1980年，任杭州电子工业学院党委书记等职。
　　离休后的王士英，于1986年下半年进入中共浙江省委老干部局举办的老年大学学习书法、篆刻、中国画，后又经常参加老年大学的书法研究会、浙江省老干部书法家协会、浙江省老干部美术家协会的书画讲座展览等活动，出版有《桑榆集——王士英诗文书画汇编》，其中诗词书画作品系离休后所作；文章多为为曾经工作过的新昌县和五所学校周年庆所作纪念性文章以及回忆当年工作情况的一些文章，许多叙述都是真实感情的表露。
　　王士英身在异地，仍时刻关心家乡的发展变化，力所能及作贡献，1984年9月，参与了《陵县志》第一轮的评审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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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士英（1924.10—2012.03），原名魏立勋，字汉杰，男，汉族，陵城区滋镇三洄河村人。自幼在本村私塾读书。 1939年6月参加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并兼任三洄河青年抗日救国会主任。 1939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10月任三洄河村党支部书记。 1940年3月任三洄河乡中心党支部书记。因在当地参加敌后游击战争，为防日本侵略军及汉奸特务对家属报复，于1942年改用现名。 1942年3月起，先后任陵县二区（神头）、三区（郑家寨）、六区（宿安）区委书记兼区队政治委员，中共陵县县委宣传部部长、济阳县委宣传部部长等职。1949年3月随军南下。 1949年6月至1985年，先后任浙江省新昌县委副书记、县长，绍兴专署办公室主任，浙江工业干部学校校长，南京电力专科学校校长，南京无线电工业学校党委书记，成都无线电机械学校校长、党委书记。 1980年任杭州电子工业学院党委书记等职。 1985年离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