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接547期）
　　石奋跟随高祖刘邦起兵，一直以恭敬谨慎著称。景帝时期，石奋和他的四个儿子都官至两千石，石氏家族号称万石君。石奋的儿子们在武帝面前谨小慎微，其长子石建和少子石庆尤甚。石建为郎中令时，发现给武帝上书的“马”字下面漏了一笔，惊恐曰：“书‘马’者于尾为五，今乃四，不足一，获遣死矣！”輥輱訛石庆任太仆令时，赶御车出行，武帝问他几匹马拉车，石奋用马鞭指着马一匹一匹去数，然后才回答是六匹马。石建兄弟深知伴君如伴虎，终日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尽管才智平庸，却深得赏识，石庆官至丞相。史书记载：“庆为丞相，文深谨慎，无他大略。 ”輥輲訛
　　张汤治狱以严苛著称，但他一味揣摩武帝意图，“所治即上意所欲罪，予监史深祸者；即上意所欲释，与监史轻平者。”輥輳訛把皇帝的意志放在法律标准之上，被武帝任命为御史大夫。
　　作为抗匈名将，卫青虽屡立奇功，但在武帝面前却表现的谦卑顺从，毫无生气。有人建议他招贤养士，卫青毫不犹疑地拒绝：“彼亲附士大夫，招贤绌不肖者，人主之柄也。人臣奉法尊职而已，何与招士。”輥輴訛在卫青看来，用人权掌握在皇帝手中，别人不能分享，否则就是犯了君臣大忌。卫青媚从武帝，在君主面前毫无个人尊严气节可言，也难以赢得士人的敬重。史称：“大将军为人仁善退让，以和柔自媚于上，然天下未有称也。 ”輥輵訛
　　为了建立“非常之功”，汉武帝需要人才，并任用了各方面的人才。然而这些被任用者只被当做武帝实现自己政治理想的工具。武帝时期的君士关系表现出以下特征：
　　第一，国家完全垄断了士人的入仕之路。遵循君主所订立的标准，接受国家选拔，成为了士人走向通达的唯一途径。如果说，战国时期的士人奔走四方，朝秦慕楚，合留舍去，凭借自身的道义谋略赢得君王的敬意，那么，武帝时期，士人除了服务帝王外，再也找不到安身立命之计了，只好自卑身价，低眉顺首于皇帝。第二，帝王的至高性与圣神化。战国时期，普遍的认识是，帝王在能力与道义上都有缺陷，需要士人的帮助与指导，“为帝王之师”成为了士人的自我期许。大一统的君主专制时代，帝王在拥有政治上的至高权力后，还在精神和道德层面被圣神化。儿宽称赞汉武帝：“陛下躬发圣德，统楫群元，宗祀天地，荐礼百神。”輥輶訛皇帝道德最为高尚，统治天下百姓，神圣无比。“帝王既是神，又是圣，又至高无上，拥有绝对权力，士人在这样的帝王面前还能拥有什么呢？除了卑贱和顺从之外，士人将一无所有。 ”輥輷訛第三，士人的工具化。在武帝时代，士人不再被视为关乎国家兴亡，不可或缺的贤才，而降为了帝王的犬马和工具。汉武帝曾经比喻说：“夫所谓才者，犹有用之器也，有才而不肯尽用，与无才同，不杀何施。 ”輦輮訛对于君主来说，士人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即可选择，又可替代，因此不值得珍惜。第四，士人的精神倍受压抑。战国时期，士人与君主双向选择，士人可以自由流动。能否留住贤才，得到士人的支持与帮助，成了各国政治的晴雨表，“六国之时，贤才之臣，入楚楚重，出齐齐轻，为赵赵完，畔魏魏伤。 ”輦輯訛他们在政治舞台上意气风发，昂扬奋进，备受尊重。到了汉武帝时代，丧失了选择权的士人，要想取得功名利禄，在政治上有所作为，只能主动接受君尊臣卑的原则，持禄保位，苟合取容。即使位居丞相高位，也只是君主的犬马与奴才。汉武帝任用的13位丞相，3人被杀，3人自杀，3人被免，1人不得善终，只有公孙弘、石庆、田千秋等3人因材质平庸，谨慎小心，毫无建树而老死任上。汉武帝虽然下大力气网罗人才，但对进入仕途之人或猜忌鄙视，或凌辱诛杀，并无尊重可言。
　　汉武帝时期，在专制君主面前，士人始终处于被动、惶恐、压力之下，进入仕途者唯唯诺诺，求容皇帝，精神难以伸展；力图保持人格独立、不愿屈从权势者更感备受压抑。所以，在人才济济的武帝盛世，士人却不断发出“不遇”的感慨。
《答客难》一文的思想价值
在汉武帝时代，士人的不遇情怀是普遍的，其中写成专门文章的有董仲舒、司马迁和东方朔等。董仲舒、司马迁的成就及影响力都远高于东方朔，但在对士不遇现象的认识中，东方朔思想的深刻性则远高于二人。
　　董仲舒是汉代大儒，因贤良对策得武帝器重。他提出的独尊儒术，兴建学校，举茂才贤良的主张都被武帝采纳。但在政治上，董仲舒先后遭到主父偃和公孙弘的嫉妒陷害，两次出任诸侯国相，后为保全自己而辞官回家。刘向说：“董仲舒有王佐之才，虽伊吕无以加，管晏之属，伯者之佐，殆不及也。 ”輦輰訛董仲舒在学术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在政治上却无所作为，因此在晚年，写成了《士不遇赋》。“呜呼嗟乎，遐哉邈矣。時?曷迟，去之速矣。屈意从人，非吾徒矣。正身俟時，將就木矣。 ”时光流逝的太快了，受重用的时机却迟迟不来。放弃气节去屈从别人，那不是我们这些人该做的事情。坚持己见等待明主的赏识，恐怕自己已经没有更多的时间了。这里表现的是董仲舒强烈的忧患意识，一心报国，却难得君主重用，时不我待，唯恐丧失为国尽忠的机会。是什么导致了这样的结果？“生不丁三代之盛隆兮，而丁三季之末俗。末俗以辩诈而期通兮，贞士以耿介而自束，虽日三省于吾身兮，繇怀进退之惟穀。彼寔繁之有徒兮，指其白以为黑。 ”在董仲舒看来，是自己生不逢时，没有遇到明君贤主。这样的时代花言巧语的小人仕途通达，而贞士却因为正直而束缚了自己。他们颠倒黑白，朋党成奸。董仲舒屡遭嫉妒与陷害，对君主的不明与奸佞小人的得志感受深刻，并把这些归结为自己不遇的主要原因。为了寻求自我安慰，董仲舒认为即使清明的远古时代，廉洁的士人也难有好的归宿，他给自己确立的人生准则是：“孰若返身于素业兮，莫随世而轮转。虽矫情而获百利兮，复不如正心而归一善。 ”輦輱訛
　　司马迁的人生经历更为坎坷，他想在伟大的时代有所作为，也想完成父亲著一代之史的宏愿，但却遭遇李陵之祸，身心蒙受巨大屈辱。为此，写了《报任安书》，表达自己的悲愤与痛苦，又写了《悲士不遇赋》，分析自己不遇的原因，寻找解脱的途径。司马迁在文中写道：“悲夫，士生之不辰，愧顾影而独存。恒克己而复礼，惧志行而无闻。谅才韪而世戾，将逮死而长勤。虽有形而不彰，徒有能而不陈。”感慨自己没有遇到一个好的时代。尽管时刻按照周礼的要求约束自己，也时时担心思想和行为会默默无闻。自己才华出众而世道衰微，只能选择到死都辛勤努力。有一个身体名声却不能显扬，有杰出的能力却难以发挥。是什么造成了如此的境遇，使司马迁感到活下去的艰难。“何穷达之易惑，信美恶之难分。时悠悠而荡荡，将遂屈而不伸。 ”是社会不分美恶，让处于困厄与通达中的士人都很纠结。司马迁最担心的是随着时光的流逝，使自己的理想难以实现。司马迁感慨：“天道微哉，吁嗟阔兮；人理显然，相倾夺兮。”天道已经衰微，显得疏阔遥远；人间事理表现得很清晰，那就是相互倾轧。这样的社会，“理不可据，智不可恃。”既没有道理可言，个人的智慧也不足依靠。他最担心的还是默默无闻，一事无成。“没世无闻，古人唯耻；朝闻夕死，孰云其否！ ”自己的出路在哪里？“无造福先，无触祸始。委之自然，终归一矣！ ”輦輲訛还是顺应自然，仰俯于时吧。
　　董仲舒和司马迁都把不遇的原因归结为生不逢时，遭遇乱世。是由于君主的不明，导致善恶难分，忠奸不辨。社会风气的败坏，使小人得志，忠臣志士进退维谷。这种分析，仍然纠结于君主本身的圣愚，个别奸佞之人的谗言和社会风气的颓废。只看到了表面的社会现象，没有寻找到问题的本质。董仲舒给自己确立的应对之道是：不为功利所惑，不随世风沉浮，正身修己，去追求世间的真善美，这是儒家的处世哲学。司马迁最担心的是在君主不能赏识自己的情况下，一生默默无闻而过，有着一种在不遇境遇下寻求体现人生价值的紧迫感。为此，他不惜隐忍苟活，矢志著史。但由于心灵所受创伤过于深重，也只能以道家的无为作为解脱，“委之自然，终归一矣。 ”
　　东方朔在《答客难》中对士不遇现象的认识则深刻的多。他并不认为自己生不逢时，身处乱世，也不认为是君主的不明造成了自己的境遇。相反，在他看来，自己生逢一个伟大的时代，遇到了一个圣明的君主，而这正是造成士人不遇的根源。东方朔站在思想的高度，从社会变迁，政治体制的不同去分析战国时期士人的纵横张扬与大一统时代士人的悲催压抑。在列国竞争的环境下，获取贤才成为国家的生存之道，君主的政务之首。士人的价值得以体现，才华得以施展，人格受到尊重。凭借才华和谋略，取功名富贵如探囊取物。而在大一统的条件下，天下归于一体，君主掌控一切，士人完全丧失了主动权。他们摩肩接踵，竭力向君主表现自己的能力和忠心，“夫天地之大，士民之众，竭精谈说，并进辐凑者不可胜数。 ”君主则以自己的好恶评价选拔人才，“尊之则为将，卑之则为虏；抗之则在青云之上，抑之则在深泉之下；用之则为虎，不用则为鼠。 ”士人完全处于君主的操纵之下，能力与智慧不再起决定作用。在东方朔看来，这将成为士人生存的常态。如果苏秦、张仪生活在汉武帝时代，恐怕连自己的处境也赶不上。在对士人不遇境遇状况的分析中，东方朔抓住了问题的关键，认识到大一统的君主专制的政治体制是造成君士关系的变化根源。“乱世出英雄”的时代已经过去，贤与不肖不再有客观的标准，而是由皇帝的意志决定。“圣帝流德，天下震慑，诸侯宾服，连四海之外以为带，安于覆盂，动犹运之掌，贤不肖何以异哉？ ”輦輳訛与董仲舒、司马迁相比，东方朔对士不遇现象的认识更接近本质，《答客难》一文的思想价值更高。
注释：
　　輥輴訛《史记》卷111《卫将军骠骑列传》，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946页。
　　輥輵訛《史记》卷111《卫将军骠骑列传》，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939页。
　　輥輶訛《汉书》卷58《儿宽传》，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630页。
　　輥輷訛葛荃《权力制衡理性——士人、传统政治文化与中国社会》，南开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37页。
　　輦輮訛《资治通鉴》卷19
　　輦輯訛王充《论衡》效力
　　輦輰訛《汉书》卷56《董仲舒传》，中华书局，1965年，第2526页。
　　輦輱訛严可均辑《全汉文》卷23，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228页。
　　輦輲訛严可均辑《全汉文》卷26，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266页。
　　輦輳訛《汉书》卷65《东方朔传》，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864-286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