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朔生于汉文帝后元三年（前161年）至后元五年（前159年）间，死于汉武帝太初二年（前93年）。本姓张，字曼倩，西汉平原郡厌次县（今山东省德州市陵城区）人。西汉时期著名的文学家，具有传奇色彩的人物。
　　汉武帝即位后，征四方贤才。东方朔上书自荐，诏拜为郎。后任常侍郎、太中大夫等职。他博学多才、性格诙谐、言词敏捷、滑稽多智，常在武帝面前谈笑取乐。但一生郁郁不得志，汉武帝始终把他当俳优看待，并未加以重用。其行事颇具矛盾色彩，既狂放不羁却又汲汲求用于朝，聪明智心却又不能取得同僚的理解，能言善辩却又不能使汉武帝尽用其策。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他曾多次劝谏汉武帝，言其当时的政治得失，以及陈农战强国之计，“自以为海内无双，即可谓博闻辩智矣。然悉力尽忠以事圣帝，旷日持久，积数十年，官不过侍郎，位不过执戟”。 （1）
　　西汉王朝可谓是一个人才辈出的时代，这也是西汉王朝之所以成为盛世的原因之一。《汉书·兒宽传》记载：“汉之得人，于兹为盛，儒推则公孙弘、董仲舒、兒宽；笃行则石建、石庆；质直则汲黯、卜式；推贤则韩安国、郑当时；定令则赵禹、张汤；文章则司马迁、相如；滑稽则东方朔、枚皋；应对则严助、朱买臣；历数则唐都、洛下闳；协律则李延年；运筹则桑弘羊；奉使则张骞、苏武；将帅则卫青、霍去病；受遗则霍光、金日磾，其余不可胜纪。是以兴造功业，制度遗文，后世莫及。孝宣承统，纂修洪业，亦讲论六艺，招选茂异，而萧望之、梁丘贺、夏侯胜、韦玄成、严彭祖、尹更始以儒术进，刘向、王褒以文章显，将相则张安世、赵充国、魏相、丙吉、于定国、杜延年，治民则黄霸、王成、龚遂、郑弘、召信臣、韩延寿、尹翁归、赵广汉、严延年、张敞之属，皆有功迹见述于世。 ”（2）
　　班固《两都赋序》曰：“至武宣之世，乃崇礼官，考文章，内设金马石渠之署，外兴乐府协律之事，以兴废继绝，润色鸿业，是以众庶悦像，福应尤盛，《白麟》《赤雁》《芝房》《宝鼎》之歌，荐补郊庙。神雀、五凤、甘露、黄龙之瑞，以为年纪。故言语侍从之臣，若司马相如、虞丘寿王、东方朔、枚皋、王褒、刘向之属，朝夕论思，日月献纳；而公卿大臣，御史大夫兒宽、太常孔臧、太中大夫董仲舒、宗正刘德、太子太傅萧望之等，时时间作，或以抒下情而通讽谕，或以宣上德而尽忠孝，雍容榆扬，著补援嗣，抑亦《推》《颂》之亚也"故孝成之世，论而录之，盖奏御者千有怜篇，而援大汉之文章，炳焉与三代同风”。（3）
　　在这两篇谈及西汉时期的人才中，都提到了东方朔，可见他确实是个人才。虽然地位不高，但却星光耀眼，充分反映出反映出东方朔的魅力所在。
　　东方朔的事迹首先记载在《史记·滑稽列传》中，滑稽是指言辞流利、正言若反、思维敏捷、没有阻难之意。后世用作诙谐幽默之意。《太史公自序》曰：“不流世俗，不争势利，上下无所凝滞，人莫之害，以道之用。作《滑稽列传》”。（4）
　　东方朔属于毛遂自荐式的人才，据记载：“武帝初即位，征天下举方正贤良文学材力之士，待以不次之位，四方士多上书言得失，自衒鬻者以千数，其不足采者辄报闻罢。朔初来，上书曰：“臣朔少失父母，长养兄嫂。年十三学书，三冬文史足用。十五学击剑。十六学《诗》、《书》，诵二十二万言。十九学孙、吴兵法，战阵之具，钲鼓之教，亦诵二十二万言。凡臣朔固已诵四十四万言。又常服子路之言。臣朔年二十二，长九尺三寸，目若悬珠，齿若编贝，勇若孟贲，捷若庆忌，廉若鲍叔，信若尾生。若此，可以为天子大臣矣。臣朔昧死再拜以闻。”（5）“朔初入长安，至公车上书，凡用三千奏牍。公车令两人共持举其书，仅然能胜之。人主从上方读之，止，辄乙其处，读之二月乃尽。诏拜以为郎，常在侧侍中。 ”（6）可见他是一个才华横溢、满腹经纶之人。其才学颇得武帝赏识，然其治国理念却大多未被采用。《汉书·东方朔传》云：“朔文辞不逊，高自称誉，上伟之，令待诏公车，奉禄薄，未得省见。”（7）《汉书·严朱吾丘主父徐严终王贾传》亦云：“其尤亲幸者，东方朔、枚皋、严助、吾丘寿王、司马相如。相如常称疾避事。朔、皋不根持论，上颇徘优畜之。”（8）《汉书·东方朔传》谓东方朔“与枚皋、郭舍人俱在左右，诙啁而已”。（9）武帝所用者，以其诙谐善谑可供调笑而已。
　　历史上的东方朔是一个具有双面人格的人物，从其直言切谏来说，他是一个刚正不阿、嫉恶如仇的谏臣；但从其滑稽不穷、放荡不羁的言行来看，确实有倡优弄臣之嫌。这是当时的社会背景所形成的。郑杰文认为：“东方朔的矛盾人生和性格悲剧，既是他所受的文化教育和所接受的思想影响而导致的多重矛盾性格所造成的，也是先秦不同文化系统文化精神对知识士子的不同文化影响的反映，又是战国“人本精神”促动下形成的士人人格精神的延续与朝廷现实思想政治政策间矛盾的反映。 ”（10）其观点虽有一定的道理，但笔者觉得不够全面，尚不能完全反映出东方朔双面人格形成的全部原因。而形成这种文化现象应该是是由于客观与主观双重原因共同形成的。
　　与春秋战国时期相比，秦汉以来士大夫阶层的社会地位急剧下降，特别是在秦汉中央集权专制制度的巩固过程中，士阶层所受的束缚大大加强。这一历史性的剧变给士大夫阶层造成的精神压抑增强了。地位的下降在士人的心理上也形成了巨大的反差。汉代士人的活动已不能象战国时的士人那样具有一定程度的自由。汉武帝时期中央集权统治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地步，因此对臣下的态度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过去的用人政策也发生了变化。“武帝时代，抒发这种怀才不遇不平之气的并非个别现象，司马迁《悲士不遇赋》的感情更为激愤，对现实的揭露和谴责更为强烈。此外，东方朔的《答客难》、刘歆的《遂初赋》、扬雄的《太玄》《逐贫》《解嘲》等，都在不同程度上抒发了生不逢辰、怀才不遇的牢骚。这充分说明悲士不遇已成为西汉文士对自身社会存在的一种普遍的否定性情感体验”。（11）
　　正因为如此，汉武帝时期出现了怪现象，连当时“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丞相也没有愿意干了，并视着畏途。在这样的环境下，东方朔只有变换过去做臣子的办法。作为侍奉皇帝的臣子，经常在皇帝的身边，伴君如伴虎，很容易得罪皇帝，君主稍不满意，就可能性命不保。尽管有才，也难保自身。汉初才子贾谊终生不得志，年纪轻轻就被活活气死，可见当时的才华也有它的负面，一不小心就可能起到负面的作用。特别是到了汉武帝晚年，由于老眼昏花，偏听则暗，各种社会弊病都表现出来了，据《资治通鉴》卷二十一记载武帝太初二年“以太仆公孙贺为丞相，封葛绎侯。时朝廷多事，督责大臣，自公孙弘后，丞相比坐事死。石庆虽以谨得终，然数被谴。贺引拜为丞相，不受印绶，顿首涕泣不肯起。上乃起去，贺不得已拜，出曰：‘我从是殆矣！ ’”对于“丞相比坐事死”一句话，胡三省注云：“元狩五年，丞相李蔡有罪自杀。元鼎二年，丞相庄青翟自杀。五年，丞相赵周下狱死。”七年时间，就有三丞相接连获罪死，所以公孙贺被封相时才产生畏惧心理。到汉武帝晚年，社会各种矛盾交织，以至于酿成了历史上著名的“巫蛊之祸”，对汉代政治带来了极为恶劣的影响。客观的大环境促使东方朔改变了做官和谏言的方式。
　　当然东方朔之所以能成为千古名人，也由于他个人的原因，他看到了汉武帝时期的政治形势，看到了士人地位的下降。在当时纷繁复杂的环境中，既要实现自己的梦想，又不至于成为政治的牺牲品，所以他就成为了将滑稽与谏臣集于一身的双面性格人才。从东方朔生平事迹可以看出，东方朔不仅仅是武帝身边的一位滑稽调笑的宠臣，而且更为重要的是，他还是一位敢于进谏、善于进谏的谏臣。
　　东方朔一生中在武帝身边服务了四十多年。在如此长的时间里，东方朔利用其接近汉武帝的机会，察言观色，一有机会便直言切谏，对汉武帝的行为举措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在他的政治生涯中，不但具有极为敏锐的政治眼光，也有敢犯上言的切言直谏的胆识。他谏除上林苑，谏武帝躬行节俭，“以道德为丽，以仁义为准”化民，上书“陈农战强国之计”，等等，都能够从当时的国计民生出发，具有善于捕捉缺漏，使防患于未然的敏锐眼光。而面责董偃，贺诛昭平君二事，则表现出了一般臣子难以企及的过人胆识，因为这两个人也是汉武帝不愿意得罪的人。更为难能可贵的是，他能审时度势，能对症下药，能揣摩汉武帝的心思，而“时以正出之，时以婉入之”，总是寻求最佳的方式，抓住最好的时机进谏，以取得最佳的谏言效果。
　　在谏武帝浮海求仙一事上就表现出他的智慧，在群臣皆束手无策的情况下，东方朔一谏则涣然冰释，真可谓知武帝之忌讳，循循然而善诱者也。汉武帝和秦始皇一样，虽雄才大略但害怕死，因而好方士，敬鬼神，不遗余力派人求神仙不死之药。他不惜耗费倾国人力、财力领着浩浩荡荡地求仙队伍到泰山、蓬莱求仙，想借此声势感动上苍求得不死之药。据《资治通鉴》卷二十《汉纪》载：元封元年，汉武帝到泰山举行封禅大典。“天子既已封泰山，无风雨，而方士更言蓬莱诸神若将可得，于是上欣然庶几遇之，复至海上望焉。上欲自赴海求蓬莱，群臣谏，莫能止。东方朔曰：‘夫仙者，得之自然，不必躁求。若其有道，不忧不得；若其无道，虽至蓬莱见仙人，亦无益也。臣愿陛下第还宫静处以须之，仙人将自至。 ’上乃止。 ”
　　针对汉武帝欲扩充上林苑的举动，东方朔谏言：“臣闻谦逊静悫，天表之应，应之以福；骄溢靡丽，天表之应，应之以异。今陛下累郎（廊）台，恐其不高也；戈猎之处，恐其不广也。如天不为变，则三辅之地尽可以为苑，何必盩厔、鄠、杜乎！奢侈越制，天为之变，上林虽小，臣尚以为大也。 ”他列举了三条理由来劝说汉武帝：“故酆镐之间号为土膏，其贾（价）亩一金。今规以为苑，绝陂池水泽之利，而取民膏腴之地，上乏国家之用，下夺农桑之业，弃成功，就败事，损耗五谷，是其不可一也。且盛荆棘之林，而长养麋鹿，广狐免之苑，大虎狼之虚（墟），又坏人家墓，发人室庐，令幼弱怀土而思，耆老泣涕而悲，是其不可二也。斥而营之，垣而囿之，骑驰东西，车骛南北，又有深沟大渠，夫一日之乐不足，以危无堤之舆，是其不可三也。故务苑囿之大，不恤农时，非所以强国富人也。 ”其对问题的分析是透彻的。（12）
　　针对当时社会浮躁，社会奢靡之风盛行，东方朔也提出了批评。“时，天下侈靡趋末，百姓多离农亩。上从容问朔：“吾欲化民，岂有道乎？”朔对曰：“尧、舜、禹、汤、文、武、成、康上古之事，经历数千载，尚难言也，臣不敢陈。愿近述孝文皇帝之时，当世耆老皆闻见之。贵为天子，富有四海，身衣弋綈，足履革舄，以韦带剑，莞蒲为席，兵木无刃，衣缊无文，集上书囊以为殿帷；以道德为丽，以仁义为准。于是天下望风成俗，昭然化之。今陛下以城中为小，图起建章，左凤阙，右神明，号称千门万户；木土衣绮绣，狗马被缋罽；宫人簪玳瑁，垂珠玑；设戏车，教驰逐，饰文采，丛珍怪；撞万石之钟，击雷霆之鼓，作俳优，舞郑女。上为淫侈如此，而欲使民独不奢侈失农，事之难者也。陛下诚能用臣朔之计，推甲乙之帐燔之于四通之衢，却走马示不复用，则尧、舜之隆宜可与比治矣。《易》曰：‘正其本，万事理；失之毫厘，差以千里。 ’愿陛下留意察之。 ”（13）
　　太初二年，东方朔的身体已岌岌可危，仍然劝武帝“远巧佞，退谗言”，“居无几何，……病死”。（14）这是史籍中关于他最后的一次劝谏。
　　从文献记载中可以看到，东方朔的谏言，虽然有的汉武帝采用了，有的没有被采用，但是他却坚持如一，反映出他的责任和使命感。“朔虽诙笑，然时观察颜色，直言切谏，上常用之。自公卿在位，朔皆敖弄，无所为屈”。（15）
　　从东方朔的身上可以看出，其滑稽是手段，讽谏是目的。滑稽是实现他政治追求的一个进身之阶，是他取宠求仕和“在尊贵面前维护一个卑贱者的道德和尊严”，“在严酷的统治形势下取容活命”的手段，而讽谏则是体现他政治思想和才能的载体。所以，东方朔首先是一个出色的谏臣，其次才是一个滑稽调笑的宠倡。
　　到汉昭帝时，东方朔已经被仙化，只是还处在人仙之间;刘向时则进一步仙化，其岁星精的说法，则为后来的小说如《汉武故事》所采，并敷演出其与西王母的故事。在《汉武故事》《洞冥记》《汉武帝内传》中，东方朔则直接被作为一个神仙来刻画，其作为神仙的故事情节也逐步丰富，形象也逐步丰满了起来。
　　如何评价东方朔，班固评价他“诙达多端，不名一行，应谐似优，不穷似智，正谏似直，秽德似隐，……其滑稽之雄乎？ ”（16）晋夏侯湛为其撰写了一篇千古绝唱《画赞》，称其：“雄节迈伦，高气盖世。可谓拔乎其萃，游方之外者也。 ”费振刚先生认为：“东方朔行为的乖张，正是他才智不能施展，反遭鄙视，内心极度悲哀、愤懑的变态表现”，其“言论虽然诙谐，但也有他深刻、尖锐的地方，更不是一味阿谀颂扬，以顺遂汉武帝的心意为目的”，“既显示了他的机智，也表现了他不肯违心谄事皇帝、权贵的傲岸不群的性格。”（17）孟祥才先生认为东方朔：“生性滑稽，常能将严肃的话题化为轻松的一笑……。东方朔满腹经纶，自视甚高，终生因得不到重用而抱憾。其实他的自我定位一开始就错了。因为汉武帝看中的是东方朔的滑稽，用他的目的是在繁忙的政务之余以其滑稽松弛一下神经，对东方朔的正话反语皆不认真对待，对其一本正经的劝谏一笑置之，对其逆耳之言也曲意容忍。在汉武帝的心目中，东方朔不过是一位高级俳优，与那些养于宫廷中的侏儒在性质上没有什么区别。而东方朔则老想做朝廷重臣，在治国安民方面一展雄才，所以一生也没有从失落中超脱出来”。（18）
　　东方朔的一生虽然算不上伟大的一生，也不是光辉灿烂的一生，但却是成功的一生。要不然班固不会专门为他立传。
注释：
（1）司马迁：《史记》卷126《滑稽列传》中华书局1959年，第3206页。（2）班固：《汉书》卷58《公孙弘卜式兒宽传》，中华书局1962年，第2634页。（3）清严可均辑：《全后汉文上》，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235页。（4）《史记》卷130《滑稽列传》，第3318页。（5）《汉书》卷65《东方朔传》，第2841页。（6）《史记》卷126《滑稽列传》，第3205页。（7）《汉书》卷65《东方朔传》，第2842页。（8）《汉书》卷64上《严朱吾丘主父徐严终王贾传》，第2775页。（9）《汉书》卷65《东方朔传》，第2863页。（10）《东方朔矛盾人生的文化解析》，《管子学刊》2007年第4期。（11）池万兴：《从西汉“士不遇”赋看西汉文士的“不遇”现象》《西藏民族学院学报》1995年第4期。（12）《汉书》卷65《东方朔传》，第2849－2850页。（13）《汉书》卷65《东方朔传》，第2858页。（14）《史记》卷126《滑稽列传》，第3208页。（15）《汉书》卷65《东方朔传》第2860页。（16）《汉书》卷65《东方朔传》第2874页。（17）《可悲的地位，可贵的人格：漫谈东方朔》，《文史知识》1986年第1期。（18）《齐鲁思想文化史·先秦秦汉卷》，山东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536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