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汉书》本传，东方朔曾先后“待诏公车”“待诏金马门”“待诏宦者署”。待诏，据《汉书·哀帝纪》“待诏夏贺良等言赤精子之谶”颜师古注引应劭曰：“诸以材技征召，未有正官，故曰待诏。 ”“未有正官”应是指非正式在编的职官。当今，绝大多数学者受应劭这一说法的影响，又进一步提出待诏是具有候补和临时性质之职官的说法。我认为这一说法不能成立，应劭“待诏非正官”的说法也存有问题。
　　第一，从“待诏”有无固定员额看。司马彪《续汉书·百官志》注引《汉官》曰：“太史待诏三十七人……”又曰：“灵台待诏四十一人……”杨鸿年认为，以上太史所属待诏均有固定员额，并以此作为太史所属待诏是正官的证据。其实，此说法无道理。《汉书·百官公卿表序》：“射声校尉掌待诏射声士。”应劭曰：“须诏所命而射，故曰待诏射也。”这里的“待诏”者是“射声士”。据杜佑《通典》卷148《兵一》，汉代每校为800人，是有编制定额的。射声校尉所属的“射声士”虽然有员额限制，但“射声士”仅仅是对善射士卒的称谓，并非官名。据《汉书·百官公卿表序》，汉代的大夫、郎等比秩官则是“无员”的。由此看来，不能以有无固定员额来证明太史所属“待诏”为官名，当然更不能证明其是否为正官。
　　第二，从对“除待诏”的解释看。司马彪《续汉书·律历志》云：“（永元）二年正月十二日，蒙公乘宗紺上书言：‘今月十六日月当食，而历以二月。’至期如紺言。太史令巡上紺有益官用，除待诏。 ”《汉书·景帝纪》注引如淳曰：“凡言除者，除故官就新官也。 ”杨鸿年也认为，“‘除’字乃是汉世任命官吏的用语”。据此，杨氏认为“待诏”可以被“除”，它就应该是正官。其实，此说法也欠妥。《史记·田叔列传》末补褚先生曰：“任安……后为亭长。邑中人民俱出猎，任安常为人分麋鹿雉兔，部署老小当壮剧易处，众人皆喜，曰：‘无伤也，任少卿分别平，有智略。’明日复合会，会者数百人。任少卿曰：‘某子甲何为不来乎？ ’诸人皆怪其见之疾也。其后除为三老，举为亲民，出为三百石长，治民。 ”对此处之“三老”，后人多有解释。元初方回《续古今考》卷十二“县三老”中就指出了“三老”与有秩、游徼的区别：“乡有三老，三老在佐史、有秩上者，以德齿表率其乡，非吏也。”近人严耕望又明确指出，汉代三老“有位无禄”，与正式在编的啬夫、游徼、亭长等，性质“绝殊”。安作璋、熊铁基著《秦汉官制史稿》也说：“三老不是行政职务，也无俸禄。 ”以上古今学者的说法，现已由尹湾汉墓简牍《集簿》《东海郡吏员簿》得到了确证。由此可见，与“除为三老”不能证明“三老”是职官名一样，“除待诏”也不能证明“待诏”就是职官名，当然更不能证明其为正官。
　　第三，从东方朔有“俸禄”的情况来看。《汉书·东方朔传》：“（上）令（东方朔）待诏公车，奉禄薄，未得省见。……（东方朔对武帝）曰：‘臣朔生亦言，死亦言。朱儒长三尺余，奉一囊粟，钱二百四十。臣朔长九尺余，亦奉一囊粟，钱二百四十。朱儒饱欲死，臣朔饥欲死。臣言可用，幸异其礼。不可用，罢之，无令但索长安米。’”据《汉书·百官公卿表序》，西汉末年“吏员自佐史至丞相，十二万二百八十五人”。不难理解，百石以下之“佐史”包括在了“十二万二百八十五人”之中。据颜师古注引《汉官名秩簿》的说法，“佐史月奉八斛也”。又据有学者对居延汉简的研究，一般佐史的月俸为600钱。以此来看，《汉书》本传言东方朔“奉禄薄”至“奉一囊粟，钱二百四
　　十”，未达佐史秩禄的最低标准。因此，
　　不能以东方朔的“俸禄”来证明“待诏”
　　是职官名，当然更不能证明其为正官。
　　第四，从终身为普通“待诏”者的情
　　况看。经检索，武帝时期有名或有名有
　　姓的“待诏”有东方朔、公孙弘、枚皋、吾
　　丘寿王、蔡义、聊苍（《严助传》作“胶
　　仓”）、饶、安成等八人。《汉书·艺文志》：
　　“《待诏金马聊苍》三篇”“《待诏臣饶心
　　术》二十五篇”“《待诏臣安成未央术》一
　　篇”。聊苍、饶、安成等三人的著述或署
　　“待诏金马”，或署“待诏臣”，说明他们
　　三个武帝时人终身未能晋升，一直为
　　“待诏”者。《汉书·董仲舒传》曰：“汉武
　　帝曰：‘……今子大夫待诏百有余人，或道世务而未济，稽诸上古之不同，考之于今而难行，毋乃牵于文系而不得骋与？将所繇异术，所闻殊方与？各悉对，著于篇，毋讳有司。明其指略，切磋究之。以称朕意。’”又据《汉书》本传，吾丘寿王“年少，以善格五召待诏。诏使从中大夫董仲舒受《春秋》，高材通明。迁侍中中郎。”以此看来，吾丘寿王应属董仲舒所率“待诏百有余人”之一。这说明董仲舒所率“待诏百有余人”，除吾丘寿王，其余绝大多数与聊苍、饶、安成等三人的情况相似，也应是普通“待诏”。至于“太史待诏三十七人”及“灵台待诏四十一人”中的大多数，当然也是普通“待诏”，也多终身未能晋升。由此来看，“待诏”不可能是具有候补和临时性质的职官名。
　　第五，从征召的基本条件看。待诏或出于上书求试，或出于大臣举荐，最后由皇帝征召。其征召的基本条件，如应劭所说，是“材技”。在汉代人看来，有“材”主要指能通六艺群书、善作诗赋，有“技”则主要指懂数术、方技。而汉代选官，虽然也重视有“材技”者，但还是更重视有“能”者。《汉书·张敞传》：“元帝初即位，待诏郑朋荐敞先帝名臣，宜傅辅皇太子。上以问前将军萧望之，望之以为敞能吏，任治烦乱，材轻，非师傅之器。”这条史料很具有典型性。从征召的基本条件看，“待诏”也不可能是官名。
　　综上所说，待诏既不是官名，更不是具有候补和临时性质之职官。不过，由于“待诏”是由皇帝亲自征召的，具有特殊性，人们自然会将其作为“官”或“吏”来看待。上引待诏“奉禄薄”“除待诏”等说法，正是这一情形的真实反映。鉴于此，说待诏是一个“非吏而得与吏比”的职位，可能更合适些。
鲁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李炳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