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朔，字曼倩，平原厌次（今德州市陵城区神头镇）人，西汉词赋家，官至太中大夫。汉武帝初即位时，征天下方正贤良文学才力之士，东方朔应征至长安公车上书朝廷，共计三千奏牍，两个人刚能抬得动，汉武帝两个多月才阅完。上书高自称誉，武帝壮其言，令待诏公车，后又待诏金马门。东方朔博学多才，文武兼具，且善辞令，诙谐滑稽，虽公卿大臣，也傲视戏弄。武帝以其多才，颇爱幸，常侍左右。历授常侍郎、太中大夫、给事中。他常在武帝面前借诙谐调笑的话题，伺机进谏，曾上书劝阻武帝修造上林苑。但武帝始终把他视为俳优，在政治上并不重用他。
　　东方朔虽然官位不高，位不显，权不重，但从《史记》以来，历朝史志俱立其传，书其事，载其文，在宋代被封为“智辩侯”，故事不绝后世，传说神乎其神，被后人尊为“智圣”。
东方朔作品流传概述
　　汉代对东方朔作品著录的主要是《史记·滑稽列传》卷一二六、《汉书·东方朔传》卷六十五、《汉书·艺文志》卷三十：“东方朔二十篇”。由于年代久远，东方朔的作品在《汉书·艺文志》和汉朝刘向所集东方朔作品于隋前已失。
　　《隋书·经籍志》卷三十五：“汉太中大夫东方朔集二卷”这是对东方朔作品再一次的收集。这一集子流传时间较久，宋初还有传本，之后渐佚。《新唐书·汉记》《新唐书·艺文志》均收录其作品。对东方朔作品作出全面辑佚的主要有明人吕兆禧、张溥、康王扬，清人严可均等。吕兆禧有辑本《东方朔集》，但此辑本今已佚，只存其目。其所辑《东方朔集》一卷，共收二十六篇作品，从存目可见该书的一个缺点是对所收作品考辨不精。部分作品如《伯夷叔齐对》《善哉瞿所对》等更像是东方朔的逸闻琐事，而不像是他的作品。
　　明人张溥辑有《东方太中集》十五篇，后收入《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共收东方朔作品十五篇。除《十洲记序》学术界公认为伪作外，相比而言，其余作品是收录较精的，是今存质量较高的辑本。另外，康丕扬有《东方先生文集》，见于《汉魏丛书》。清严可均《全上古三代六朝文》卷二十五收其文十七篇，并附《东方朔占》九条。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辑其诗四首，其《六言》《七言》为残句。清康熙版《陵县志·艺文志》共载其文八篇。
东方朔作品的思想内容
　　东方朔作品文体多样。包括书、难等文体，包含了丰富多彩的内容。近代对东方朔作品的深入研究渐多，人们也逐渐意识到东方朔作品的的思想艺术和现实价值。
　　一、思想兼容，博取众长
　　《汉书·艺文志》把东方朔归为杂家，其杂家为：“杂家者流，盖出于议官。兼儒、墨，合名、法，知国体之有此，见王治之不贯，此其所长也，及荡者为之，则漫羡而无所归心。 ”东方朔在《应诏上书》中自述：“年十三学《书》，三冬文史足用；十五学击剑；十六学《诗》《书》，诵二十二万言；十九学孙吴兵法，战阵之具，钲鼓之教，亦诵二十二万言。凡臣朔固已诵四十四万言，又常服子路之言。 ”
　　《史记·滑稽列传》褚少孙补：“东方朔好古传书，爱经术。 ”但又“多所博观外家之语”“外家之语”，司马贞索隐：“东方朔亦多博观外家之语，则‘外家夕非正经，即史传杂说之书也。 ”东方朔行为怪异，如恐吓侏儒、伏日拔剑割肉、射覆谤舍人、岁更娶妻、小遗殿上等等行为，都不合正统的儒家行为规范。而在文章中，提到的一系列的战国人士苏秦、张仪等，似都是与“外家之语”联系密切。可见“博观”“外家之语”即“杂说之书”。正是这样的学习过程，使他博闻广志，狂放不羁，思
　　想丰富，行为怪异。
　　东方朔“好古传书，爱经术。”受儒家
　　传统教育的影响，怀有学以致用、建功立
　　业之理想，故汲汲求用于朝廷。从东方朔
　　一生的谏诤内容看，有反奢侈扰民的内
　　容，如在《化民有道对》中：“贵为天子，富
　　有四海，身衣弋绨，足履革臼，以韦带剑，
　　莞蒲为席，兵木无刃，衣缊无文，集上书
　　囊以为殿帷。”劝谏君主节用爱民；在《谏
　　起上林苑》中反对土地“规以为苑，绝陂
　　池水泽之利，而取民膏腴之地。 ”以防止
　　造成“上乏国家之用，下夺农桑之业，弃
　　成功，就败事损耗五谷”“且盛荆棘之林，
　　而长养麋鹿，广狐兔之苑，大虎狼之虚。”
　　以给百姓利益优先考虑。有他反对淫乱
　　非礼，阻止董偃入宣室的内容。上书陈农
　　战强国之计，临终谏天子远奸佞等等，主
　　要都是儒家仁政民本和美俗化民思想的
　　表现。其中，暗含着墨家节俭朴素、强本
　　节用的思想。
　　武帝妹隆虑公主之子、武帝女夷安
　　公主之夫昭平君醉杀主傅，汉武帝忍痛
　　杀之，并“为之垂泣叹息，哀不能自止。 ”
　　“左右尽悲”，惟独东方朔向前奉酒上寿
　　再拜称万岁。这体现了他法家思想之精
　　要：法不分别亲疏，不疏贵贱，一切以法
　　为准则。
　　自古士人在仕与隐之间都存在一个
　　时机与时宜的问题，当他们入仕的时机
　　不利或不成熟时，就毫不犹豫地选择道
　　家的“隐”。《后汉书·逸民传》称逸民“不
　　侍王侯，高尚其事”“或隐居以求其志，或
　　回避以全其道，或静己以镇其躁，或去危
　　以图其安，或垢俗以动其桑，或疵物以激
　　其清。 ”
　　当东方朔一生的奋斗目标不能实现时，他从思想上和感情上开始倾向于道家也是顺其自然的事，他的《据地歌》《与友人书》《诫子诗》和《嗟伯夷》所反映的就是道家的处事哲学。
　　东方朔所选择的隐的方式不是完全照搬古人的隐居于山林、田园之间，而寻找一种适应时代主流特有的方式“朝隐”，即他所谓的“避世金马门”。晋代夏侯湛在《东方朔画赞》中称朔：“染迹朝隐，和而不同。 ”是隐于朝廷之上。《诫子诗》中写道：“明者处事，莫尚于中，优哉游哉，与道相从。首阳为拙，柱下为工。饱食安步，在仕代农。依隐玩世，诡时不逢。 ”
　　孟祥才《东方朔简论》认为《诫子诗》一文实际上是怕儿子陷于同自己一样的矛盾惶遽状态，并不表明他悟出了自己的失误，仅仅显示他对失意的麻醉和自我安慰的心态。这种方式，正是在现实的环境与自身理想不能和谐统一时，选择既坚持自己的人格操守又不消极避世的保全方式。《据地歌》曰：“陆沉于俗，避世金马门。宫殿中可以避世全身，何必深山之中，蒿庐之下？ ”可见东方朔更是在有意或无意中把儒道以更加完美的方式结合起来，取用于自己的人生态度。
　　同样，在《答客难》中从“故绥之则安”至“安知前后”一段，淋漓尽致地说出了在封建帝王的淫威下，知识分子被任意摆布受尽压抑的情景，具有一定的社会意义。东方朔在自己人生道路的不同时期，意识到根据所面临的不同实事情况，“与时迁移，应物变化”，兼收各家之长，并将其有机地结合起来，将其消化为自己思想体系的营养成分，使各家的优势成为自己思想体系不可缺少的血肉。可以说正是东方朔能够兼容各家思想精华，从而构建了具有开放性，有着多种思想内涵、灵活的思想体系。他“词锋竞起，以苏、张为输攻，以荀、邹为墨守。 ”
　　可见，东方朔兼融各家思想，智辩多能，“实命奇伟”。
　　二、以民为本，忠君尚功
　　从汉初开始，亡秦一直是汉代人的一面镜子，总结亡秦经验一直没有停止过。
　　汉高祖刚刚立国，便急不可待地让陆贾“试为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何，及古成败之国。 ”（《史记·贾生列传》）自此以后，“过秦”“剧秦”遂成为汉代思想长谈。西汉贾山《至言》，晁错《贤良文学对策》，刘向的《谏营昌陵书》等等，都深刻认识到了无止境的享受追求带来的严重后果。
　　正因为两汉思想家们对于奢侈与节俭的十分重视，将秦所以亡的教训归于奢靡过度，所以两汉思想界倡俭之风极盛，节俭之君备受赞扬。在如此社会风气下，加之东方朔出身于平民家庭，对下层百姓的疾苦有着真切的体验和感受，更加赋予了他对节俭爱民思想的深刻认识。
　　他“喜为庸人诵说”“以道德为丽，以仁义为准，于是天下望风成俗，昭然化之。 ”《化民有道对》向汉武帝提出如何以德化统治国家、崇尚节俭、反对骄奢淫逸。
　　在《谏起上林苑疏》中，他首先强有力地提出扩建上林苑的“三不可”，这三个不可中有两个是从危害百姓的利益为出发点而不可为之的。其一，“取民膏腴之地，上乏国家之用，下夺农桑之业，弃成功，就败事损耗五谷。 ”从百姓的生存基础土地出发，占用土地则危害农业。其二，“又坏人冢墓，发人室庐，令幼弱怀土而思，耆老泣涕而悲。”从百姓的风俗思想上出发，占用土地不能让百姓在精神层面安居乐业。由“奢侈越制，天为之变”到“故务苑囿之大，不恤农时，非所以强国富人也。 ”
　　可以看出，在东方朔看来，要想使国强民富就必须以“民利”为核心，不要逞一己之私欲，疲天下之民力，骄奢淫逸，奢靡无度。东方朔一心出仕，为的是“民”之利益。他看到了“民”在国家治乱兴衰中起着关键的作用，君主的行为必须符合民心，这种儒家的仁义观中已带有强烈的民本主义色彩。
　　尽管在汉武帝时期是汉代社会的上升时期，但并不是每个人的理想都能够实现，于是贤人失志之作时有出现，“士不遇”成为汉代文学的一个重要主题。这是在皇权高度专制下发出的回应之声，也是当时文人的普遍心声。
　　作品如贾谊的《吊屈原赋》《鵩鸟赋》《惜誓》，董仲舒的《士不遇赋》，司马相如的《美人赋》，司马迁《悲仕不遇赋》，杨雄的《解嘲》《逐贫赋》等，均成为这一主题的名著。东方朔的《七谏》《非有先生论》《答客难》也是这类作品。这是在盛世之下文人心态的另一种表现。他们渴望在盛世之下施展自己的才能，但由于种种原因不能实现，失望随之而来，因而常常以不同的方式排解由于不遇而带来的心灵上的痛苦和壮志难酬的悲愤。
　　东方朔在大一统的政治下，认为可以实现自己的理想，发挥自己的才能，于是满怀希望，精神饱满，表现出积极向上的情怀。而当社会矛盾和个人理想不相统一时，难免把自己的情感写在文章中为自己的心灵寻找出路。
　　在《答客难》的开头一段，他用与人对答、自我嘲解的方式来阐述自己怀才不遇的深层原因。作者分析了政治形势变化对士人的影响，深切发出“此一时也，彼一时也”的感慨。在这种“时异而事异”的背后隐藏的是不得志的无奈。
东方朔作品的艺术特征
　　东方朔现存的作品有多种文体，刘勰在《文心雕龙》的《辨骚》《论赋》《祝盟》《杂文》《论说》《诏策》《书记》等篇中，论及他的各种文体近十种之多，并充分肯定了他在这些文体创作上的杰出成就。张溥的《东方大中集》收录其作品十五篇，就分骚、疏、书、序、论、设难、颂、铭、诗九种文体。可以说，东方朔运用多种文体进行创作，并在许多文体的创作上取得了艺术成就。
　　一、文体多样，句式灵活
　　1、首创“设论”文体
　　东方朔是武帝时有名的赋家，其赋作的成就较高，对汉赋文体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答客难》首开赋体中的设论文体，在艺术成就上很突出。它继承宋玉《对楚王问》，也有重要发展创新。在表达方式上先设客难己，而后加以答辩，巧妙地寓正与反，寓沉痛的控诉与滑稽风趣之中，往往能发人深省。这篇文章博得后世许多知识分子的认同，影响十分深远。后来，杨雄的《解嘲》、班固的《答宾戏》、张衡的《应间》、蔡邕的《释诲》，以至唐代韩愈的《进学解》等等，都是受其影响的模拟之作。
　　从内容上看，《答客难》就汉赋而言，不同于以司马相如《子虚赋》为代表的对统治者表示规谏的散体赋，也不同于正面抒发遭世不遇的骚体赋，而是以散文笔法通过反话正说、对比映照，在似是而非之中进行耐人寻味的发泄和嘲讽，名为“客难”己，实则为独出心裁地“难”皇帝。和贾谊《吊屈原赋》以来的骚体士不遇赋相比，前者沉郁悲慨，后者则辛辣尖刻，从而更加丰富了汉赋的的艺术表现力，对后世产生了很大影响。
　　2、书信类文章别具一格
　　其《上书自荐》开创了一代上书文体。正如钱钟书先生所说：“朔此篇干进而似勿屑乞怜，大言不惭；后世游士自炫自媒，或遥师，或暗合，遂成上书中一体。”唐李白《与韩荆州书》《上安州裴长史书》、韩熙载《上睿皇帝行止状》等皆所谓“高自称誉”者，朔《书》之遗意也。
　　3、诗歌创作体裁多样
　　逯钦立先生首肯其六言诗残句：“计策粜捐不收”“合蹲促席相娱”和“计策弃捐不收”，这是有文献记载最早的六言诗。其《诫子诗》是一首典型的四言诗，而《据地歌》诗兼有四言、五言、六言、九言，是一首杂言诗。《汉书·东方朔传》记载其作品还有《八言》《七言》（上、下）。七言诗至今留有残句，即“折羽翼兮摩苍天”和“迫窘话屈几穷哉”。他还有八言诗《嗟伯夷》:“穷隐处兮窟穴自藏，与其随佞而得志兮，不若从孤竹于首阳。 ”
　　由以上论述可以得知，东方朔诗歌形式创作多样，四言、六言、七言、八言以及杂言，这在汉代作家中极为少见。东方朔在诗歌创作方面做出的努力是不可以忽视的。
　　二、言语谐谑，直切不逊
　　历来都把东方朔看成是一个诙谐滑稽的人，《史记》褚先生，于《滑稽列传》补文六章，其中就有东方朔一章，说是可以让“后世好事者读之，以游心骇目。”《汉书》专为东方朔列传，其中引刘向语说东方朔“口谐倡辩，不能持论，喜为庸人诵说。 ”
　　《汉书·东方朔传》载：“朔虽诙笑，然时观察颜色，直言切谏，上常用之。 ”就在董仲舒已经以《贤良对策》提倡醇儒之风后，东方朔在《上书自谏》中仍以游谈之士的口吻尽力铺排己能，并不理会那种谦谦君子的典雅含蓄：“臣朔年二十二，长九尺三寸，目若悬珠，齿若编贝，勇若孟贲，捷若庆忌，廉若鲍叔，信若尾生。若此，可以为天子大臣矣。 ”语言恣意，毫无谦虚之意，自信的样子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这种自我表现的的心态与文学风格可以说是承继战国余风，具有纵横家的气魄。在《答客难》中利用主客问答的形式，自我嘲解的方式表现不遇的感情，文章中充满了诙谐幽默的气氛。
　　东方朔借客之口，自我表明德才兼备、忠于国君，却旷日持久，官不过侍郎，用自己的才智和官位对比，形成了强烈的反差，更加烘托出自己不遇的悲惨的现实处境。这种反差充满了自我的嘲讽，尤其是“唇腐齿落”一语，更淋漓尽致地展现出一幅怀才不遇、狼狈不堪之像。
　　正如东方朔自己所说，是“避世于朝廷间者也”，他是“以仕易农”“依隐玩世，诡不逢时”，而所以如此，他对士这一阶层地位有着透彻的认识，并由此认识到自己所处的时代、所处的位置、所面临的选择。他们的命运不过面对如此境遇，是握在掌权者手中，“用之则为虎，不用则为鼠。”在《据地歌》中他说“避世金马门”，表示甘于朝隐，同样也是无奈的自嘲，正是这种自嘲，却使东方朔颇具有幽默的谐谑。
　　作为文学侍从，他的文章大都有讽谏之意旨，而且他完全没有婉言之词，凡是关系到百姓疾苦，涉及到朝廷的大事，他会就事论事，直截了当，表现出独特的风格。其文的应用性较强的，当属《谏起上林苑》及《化民有道对》。这两篇议论文在内容上与汉赋的颂圣以谏完全不同，直陈谏止之意，而在笔法上全为汉赋的的铺张扬厉，文势滔滔，气象磅礴，旨意直率而析论透彻，具有泰山压顶之势，如《谏起上林苑》中直谏“三不可”。面对汉武帝这样的一世雄主，如此切直毫无顾及地从政治、民生等方面剖析利害，指陈弊端，最后还以“夫殷作九市之宫而诸侯畔，灵王起章华之台而楚民散，秦兴阿房之殿而天下乱”直言警告，其胆识过人，言辞不逊，震撼之重，前所未有。
　　《史记·孝武本纪》引《汉武故事》云：“东方朔言方士栾大无状，上发怒，乃斩之。 ”东方朔劝皇上不要逾制对待以色求荣的董偃，不要不肯诛杀恣意妄为的昭平君，都表现了他不畏权贵、直言正谏的品质。
　　总之，他的作品富有人民性。从内容上看，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人民的利益，同情劳动人民的疾苦，暴露封建统治阶级的黑暗残酷，以玩世不恭的滑稽言辞与封建社会的现实相对抗；从形式上看，他不仅在数量上是一个多产的作家，而且善于运用多种文体，多种形式创作；从影响上看，他的作品和传说在人民群众中有着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他“引于众庶”，喜为“庸人俗夫”诵说，为广大底层人民群众所喜闻乐见。这一切都使他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特别是散文史上理所当然地占有一席之地。让我们去伪存真，去粕留精，让东方朔先生的仁爱、正气、旷达、智辩的品格和形象，在新的历史时期重新放射出奇光异彩！
德州东方朔文化研究会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