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是面对新形势下错综复杂的基层社会矛盾，为什么浙江诸暨的“枫桥经验”就能与时俱进，成为各地借鉴的样板？同样是探索农村产权制度改革，四川成都靠什么保护农民权益、防止基层政府缺位和越位？同样是干部选拔任用，陕西紫阳又是怎样改变“少数人选少数人”的倾向，真正体现民意导向？
　　仔细探寻这些改革探索背后的成功奥妙，无处不体现着创新的强烈冲动，蕴含着创新的无畏勇气，闪烁着创新的思想火花。
　　在现代汉语里，改革创新，已经成为一个固定搭配。 30多年来的改革开放史，就是一部以创新把握机遇的历史。我们冲破观念的桎梏，以思想的解放推动改革的突破；我们创造性地在社会主义国家建设市场经济，以经济体制的根本性创新带动各方面制度的创新；我们把自主创新上升为国家战略，奋力补齐生产力落后的短板。是创新，给了改革无尽的动力，重塑了整个国家的面貌。正因此，习近平总书记才会不断强调创新思维的重要性，要求把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将改革创新贯穿于经济社会发展各个领域各个环节。
　　没有创新的思维方式，就没有创新的行动和实践。面对新情况新问题，不是凭经验翻老黄历，不是循旧例找教科书，而是努力想新办法、找新出路，并且掌握了创新的内在规律和诀窍，我们才算是真正拥有了创新思维。只有让创新思维成为一种习惯和本能，我们才可能以求新求变的活力冲破守成的暮气，在进退两难的纠结中闯出一片新的天地。
　　爱因斯坦说，“常识就是人在十八岁之前形成的各种偏见”。这里所说的“常识”和“偏见”，指的是那些在周而复始的日常生活和工作中形成的所谓“规矩”和“惯例”。依着这些规矩和惯例行事，常常是最省力的，因为它无需绞尽脑汁思考改变，也不用为“异想天开”承担责任。然而惯例最容易捆住手脚，惯性最容易滋生惰性。对于领导干部而言，假如任由思想被“规矩”驯化，由强大的惯性推着走，既没有挑战“常识”的雄心，也没有打破“规矩”的勇气，我们靠什么克服体制的弊端、提升行政效能？又如何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摆脱处于产业链低端的困境？
　　以新方法解决新问题、以新思路谋求新发展、以新眼光把握新机遇，不做墨守成规的太平官，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不仅要克服得过且过的惰性，更须有敢冒失败风险的担当。调查显示，创新意识与年龄、职位呈现出负相关，往往是那些入职头5年的人，最富于创新精神，因为他们试错的风险最小、成本最低。这给我们以强烈警醒：在全面深化改革时不我待的今天，领导干部一定要自觉冲破患得患失对创新冲动的抑制，才能不断提高“创新情商”，实现革旧图新的“惊险一跃”。
　　如果说勇气是“创新情商”，能力则是“创新智商”。创新虽然没有固定的模式，但也决非无规律可循。实践证明，领导干部培养创新思维、提高创新能力，需要强化问题意识，始终对最突出的困难和问题抱有一种“不依不饶”的态度；需要提高集成创新意识，善于到群众中寻找创新的灵感火花；需要对新生事物永远保持高度的敏感，善于寻找新技术、新手段与老问题的对接点……只有不断用这些标尺丈量自己、刺激自己，我们才能摒弃“时代都变了，还是老一套”的旧、克服“群众都过河了，你还在摸石头”的慢、防止“脚踩西瓜皮，滑到哪里算哪里”的乱，真正激发出创新热情、凝聚起创新能量。
　　康有为在《大同书》中，曾构想一个充满创新气质的国家，“创新理者为圣哲，创新术者为慧巧，创新益者为明智”，让全社会“皆创新之是图，无他志焉，无他思焉”。今天，日益强大的国力，为创新铸就了远比当年雄厚的基础，全面深化改革的实践，为创新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宽广舞台。以敢为人先的锐气激发创新热情，以上下求索的执著砥砺创新智慧，我们就一定能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将我们这个有着5000年历史的文明古国，建设成具有强劲竞争力的创新型国家。 （3月20日《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