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本报又发表了石贤圣同志《再再谈东方朔墓碑文（名）》一文，读后感慨不已，想法多多。
　　一、我早在大学读书时就聆听过安教授的学术报告，安教授领衔主编的《中国皇帝全传》也是我案头常置的书，2008年6月，安教授一行来陵县做文化考察，县委安排我做导游，在神头汉墓群旁，向教授介绍了自己经多方考证，初步判断该墓群有可能是富平侯家族墓地，教授思忖后，点头说：“有道理。”然而对于安教授的身体状况、近年所取得的一系列耀人头衔全然不知，我在尊师方面可谓逊色了。
　　二、石主任在文章中详细记述了安教授同他电话讲了23′3″，他带着电话记录稿请教授审查别字1个，修改字、词、标点符号5个，去掉标点符号5个，增加标点符号2个，删掉汉字98个，增加汉字73个，总字数（含标点符号）由788个减少为760个……石主任的认真精神值得钦佩。然而，精确的统计数字并不能掩盖理论上的错误，教授是人不是神，比如电话记录稿中就有这样一句话：“东汉、三国时期，才对字比较重视。 ”错，这是用量体裁衣的办法把东方朔排出。说东汉、三国才开始重视用字，东方朔是西汉人，这不就恰好把东方朔排除出重视用字的历史时期了吗？其实早在西周，人们就重视取名用字了。《礼记·檀弓上》“幼名，冠字。”孔颖达疏曰：“生若无名，不可分别，故始生三月而加名，故云幼名也。冠字者，人年二十，有为人父之道，朋友等类不可复呼其名，故冠而加字。 ”《礼记·曲礼上》“男子二十，冠而字。”《礼记》是先秦学子的著作，《檀弓》、《曲礼》都是《礼记》中的一部分，前者记述孔子及弟子之间杂事，后者记述有关仪礼的格言名句。“男子二十冠而字”都成了格言名句，能说孔子时代对字不重视吗？其实西周时期有名有字是贵族青年子弟的特权。越是特权越会受到人们重视，就象“非农业”曾是少数人的特权时候，人们会花钱买“非农业”；当户籍制度放开时，非农业也就不被人重视了。“再再谈”用大量篇幅、若干精确数字要证明经教授审阅的资料是金科玉律这样目的难以达到，若出现差错，反而让人怀疑其华而不实的文风。
　　三、教授的基本观点无疑是正确的：墓碑用名用字没有固定格式，可以直书东方朔墓；用曼倩命名不能算错；用字、用名没有固定格式，但一般多用其“显名”。我在前两篇文章中都提到，用东方朔之墓或东方曼倩之墓的名称都不为错，这应该说总体精神和教授意见是相符的。听取教授的意见，对照个人的见解，总得认为：教授提倡用“显名”，这是顾及大众，是接“地气”；我主张的用字或官号这是用“隐名”，是为了对接历史文化传统，是接“天气”。接地、接天，侧重点不同，都不为错。
　　教授还举了四个例子：司马迁、班固的墓碑用的是显名，司马光、屈原的墓碑用的是官名（官名应属于“隐名”。我在前二篇文章中都提到尊重他人要称呼其字或官号，别号、官名应属于隐名类）。现在的问题是，为什么司马光、屈原的墓碑用隐名还安然无恙的竖立在那里，而陵县出现了东方曼倩的墓碑后，有人却建议非要砸掉再重竖一个“东方朔墓碑”？以至于逼政府不吝财力搞重复建设？
　　四、古代人为什么有名有字，名和字的习惯用法有什么不同，这一文化传统对今天还有什么影响？这些问题，笔者在文章中一再强调，而“再再谈”的时候仍对上述问题一再回避，电话记录中也没有涉及到这些问题，这里面有无采访导向问题起作用？是否烦请再请教一下安教授或其他知名人士，就上述问题给出明确答复。
　　岁末年初，光阴似箭，如果没有人对上述问题作一回答，新一年到来之际，我们真应该考虑干点其他正事去了。
　　五、我在第一篇文章中就指出，人们讨论的是东方朔墓碑名称，而石主任用的文章题目是《东方朔墓碑碑文》，有文不对题之嫌。后期却在《再谈》、《再再谈》中用的是“碑文（名））”这样不伦不类的题目，读者如果通读了石主任接连发表的几篇文章，会发现没有一点提到“碑文”的内容，而用“碑文（名）”这种不伦不类的提法，令读者难以理解。再者，我曾指出，小名（乳名）的使用有一定的阶段性、隐秘性，可是石主任断然否认，两次举出毛泽东小名为石三伢子例子来否认小名的隐私问题。毛泽东是公众人物，用公众人物说事有扯大旗作虎皮之嫌，试问，有谁对自己的领导人直呼小名，恐怕是连大名也不敢直呼吧。文过饰非是要不得的。
　　名与字的问题，看似简单，区区两三个字而已，实际上每个人的名字却背负着几千年的文化积淀。厚重的文化要求人们认真学习思考，希望静下心来，多看几本书，愿与所有同仁共勉。
□赵春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