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金忠
　　围绕着陵县名胜东方朔墓，其正前方应当竖立一通什么样的碑刻，目前有几种意见发生争论。事关“第二故乡”的文化形象，不得不发表一点意见。
　　目前参与争论的几种意见中，有一种观点颇为显眼：说“这是现代人立碑，这是立给现代人看的碑，因此不必拘泥于古礼，直接立一个书写为‘东方朔之墓’的碑就是了。 ”还自我肯定说，这样可以“让人一目了然……”而原来由赵春万同志所拟的、既写有职务又写上尊称的碑文，会“令人不知所云”。俨然“直呼其名”这就是最好的选择了。说句玩笑话，似乎只要是能让当代人好读易记，就是立上一通“东方朔同志之墓”也没有什么不可以。
　　这显然是极为荒谬的。还是和“传统文化是我们共同的精神家园”的观点背道而驰的。这关系到：我们究竟是把东方朔墓当做一件文物来加以复建，还是仅仅把它当做一个可以吸引游客的旅游景点。如果是前者，那么既然是为一个两千多年前的文化名人树立墓碑，那么这通墓碑便也有着不容忽略的文物价值。必须遵循古礼，是修建、重建文物的特定要求。因为文物还有普及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的作用。完全摒弃、全盘否定是自虐、自杀式的做法。我们常说的“两个文明建设”，古代文物起着不可忽略的作用。设或，父母领着孩子来游玩，大可以给他们讲讲中国古代礼制：太中大夫是个什么官职，为什么古代直呼其名是不礼貌的，为什么学富五车的颜真卿会尊称“东方先生”等等礼仪常识。毕竟，我们不能割断历史！
　　这些对于当代的少年儿童来说，是太重要、太重要了。
　　那么，是不是现有的碑刻就不能起到“一目了然”的作用，让人游了半天还不知道我是在汉代名士东方朔的墓前拜谒冶游呢？用他们的话说会“不知所云”呢？
　　这么说，是拿游客的文化知识和智商开玩笑！东方朔是复姓东方的第一文化名人。除了东方朔，我还真不知道东方家还有哪位名人！我在陵县工作了二十年，可以说为了陵县的文化、文物事业做了一些工作，对陵县的有关史料也还称得上熟悉。但那时并不知道东方合其人。从这一点上说，他不像刘姓，刘备和刘邦都很有名，也不像张姓，张飞和张九龄都拥有辉煌的知名度……一提起“东方”二字，大概略有点历史知识的人们的大脑里，就已经有了那个“朔”字了。
　　某些人感到“不知所云”，说明他历史知识的贫乏和鄙陋，那就要学！这是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中国素称“礼仪之邦”，这些礼仪文化、这种礼仪文明就是她的事实支撑。从《礼记》里的诸多礼仪内容到《论语》里的“吾日三省吾身……”都需要我们拿出小学生的姿态，“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 ”……有多少古代经典或礼仪是不经过学习就能掌握的？
　　说到这里，忽然明白了，持上述看法的人，实际上是把作为礼仪设置的“墓碑”碑刻当成景点的标志牌了！一个景区，特别是庞大的景区，会有两大类铭文类碑刻。以东方朔墓为例，第一种是东方朔墓前的墓碑，这是一种循古礼而设的、表示后人的礼敬和祭祀之义的设置。还有第二种，是刻在景区的导游所用的指示牌，也包括作为“文物保护单位”的标志牌和供讲解用的典型材料。这后一类（或后几种）显然可以直呼“东方朔”其名，而不必避讳。而墓碑则绝不可以。既然左邻右舍的逝者我们都必须到灵前吊唁以表示敬意，而完全摒弃他生前曾与我们吵架打仗，那么对于一个两千多年前的老祖先，为什么倒可以直呼其名、而不愿表示一点礼敬之意呢？有人说是以县政府的名义立的，因此不须“客气”。我不能理解。县政府为什么不能做出榜样，对一位先贤表示礼敬呢？这位先贤到现在还为陵县的招商引资、为“鲁北人文第一县”的盛誉增加着资本啊！
　　或许有人会说，东方朔墓是文物，但后人所立的碑刻则不是。此言大谬！记得当年在陵县文化馆工作时，山东省政府下发了一份“关于加强文物保护的布告”，明确指出：“古墓葬上的树木、碑刻等一切附属建筑都是文物！”退一步说，即令今天不是文物，也要为五十年后成为文物做好准备。古建大师阮仪三教授来德州考察运河申遗时，我曾参与其事，他告诉我们：运河沿线的古货栈、木质码头、机床厂一九五八年建的小礼堂，都是文物！如此说来，在我们手里，该毁了多少文物呀！
　　东方朔墓碑，还是以赵春万同志所拟碑文为妥。那些“新派”的意见固然时尚，但不合中华民族的基本礼仪，堂堂皇皇地立出去，是会让人笑话的！古人立碑，事涉当地的政要和闻人，庄重异常，不可逾礼一步。中国古代，礼制是相当严格的。其中的合理、优秀部分，必须得到有效的继承。东方朔墓碑文是最典型、最现实的例证。否则，就是所谓“数典忘祖”。
　　至于有的意见，竟然说到：古代立碑也没有什么通例；还说到“曼倩”是什么“昵称”，古代表示尊重一般不称“字”……这都是些除了在他这里，不可能在其他文史典籍里读得到的句子。属于奇思妙想、天方夜谈一类。不过很难不让我辈知识贫乏者耻笑为没有起码的历史常识，竟然连我们都不如，也是不可避免的了！
　　我们大家都是读过《三国演义》的，请问在这部书里，对于一代智圣诸葛亮，是直呼“诸葛亮”者表示了对他的尊重呢？还是称“孔明先生”者是表示尊重呢？刘备的祠庙上，是署“汉昭烈祠”为好呢？还是署上个“一目了然”的“刘备庙”为妥呢？同理，如果称职务不是一种尊重，那么，你曾否建议过将“毛主席纪念堂”改名为“毛泽东纪念堂”呢……这样的例子，真是举不胜举。不知“立碑并无通例”之说，源于什么国度？用“直呼其名”来达到“一目了然”的观点，何其陋也？不亦惑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