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桂红
　　我家有一台老旧的缝纫机，每次看见它，就会自然而然地想起我的母亲和那个年代。
　　俗话说：“麦子黄梢，饿得蹬脚。”1959年的初夏，那是一个青黄不接的季节。迫于糊口，母亲带着我4岁的姐姐和未满周岁的哥哥，逃荒到天津我姥姥家。
　　姥爷在沉默了几天后，对我母亲说：“看见西邻居家的缝纫机了没？你去学几天，学会了我给你出一部分钱买一台，这是条生财之道。”
　　于是，母亲学会了裁、剪、缝纫的手艺。母亲带着姥爷给的钱回到家，连下蛋的老母鸡都卖了还是没凑齐，又借了大娘家的钱才算刚够。
　　当时是计划经济，缝纫机不是随便可以买得到的。听说邻居保庆叔的哥哥保山叔在天津混得不错，母亲就去求了保庆叔一起去天津买缝纫机。
　　那个年代交通不方便，母亲背着未满周岁的哥哥和保庆叔步行30多里路，来到乐陵县城坐汽车到沧州，转乘火车才到天津。下火车时已经是晚上八点多了，颠簸了一天的母亲想给保庆叔买点吃的，叔说还不知道这钱买缝纫机是不是富余呢，咱们大人坚持一下吧，只给饿哭了的哥哥买了一个包子吃。
　　天津的小胡同迷宫似的，他们按信封上的地址，费尽周折找到小官大街张家胡同保山叔的家时都到后半夜了。次日，保山叔人托人、脸托脸，终于买到了一台牡丹牌缝纫机。
　　可是，运输又成了问题。乘火车汽车还好说，看管好了就可以了。可那三十多里步行路就太难了，缝纫机的头重，由叔叔背着；母亲抱着我哥哥背着缝纫机架子。母亲背得重，使劲就大，抱我哥哥的劲儿同样大，挤得我哥哥直哭。母亲既身累又心疼。
　　正在为难之际，后边来了一辆赶集的小驴车，车把式正是邻村的，赶紧连人带缝纫机都让上了车，送回家里。
　　自从买了缝纫机，每逢四九赶集日，母亲大清早就拿根用布条拧成的绳子占地方出摊儿，收活儿、给人加工鞋帮子。做斜格样子的每双一毛钱，做云子样子的每双一毛五，只缝鞋口每双才五分钱。有拿布料来加工衣服的，母亲就量一下尺寸，在布料的反面用画粉记下来，回家裁缝。
　　母亲手巧，做工精细，总收很多活儿做，增加了家庭收入。尤其是1967年春天，多亏了这台缝纫机陪伴才渡过难关。后来，乡里成立了缝纫组，招收母亲做了工人，不但发工资还管饭吃。那个年代吃食相当困难，母亲每天分到的馒头舍不得吃，拿回家给我们姐弟几个分着吃，自己吃地瓜面的菜饼子。
　　1970年，母亲又参加了生产大队组织的缝纫组，既发工资又记全勤工分。这样，不但平时打煤油买火柴时有零用钱，到年底我们家分的粮食也会多一些。1980年，改革开放的春风吹来，我们家开始做经营布匹的买卖。这台缝纫机又派上了大用场，用于做成衣、缝被罩等。
　　这时，我非常喜欢缝纫，常央求母亲教授缝纫技术，母亲却言辞激烈:“现在吃上饱饭了，可别再受这份累了！”
　　现在，衣服、鞋子、被子，甚至是鞋垫儿，一切都是产业化经营了。我们都过上了小康生活，这台缝纫机也成了过去式。
　　可是，母亲伏案缝纫的样子我忘不了；买缝纫机时的难劲儿我忘不了；缝纫机的贡献我忘不了；母亲和缝纫机共同经历的那个年代我更忘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