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常应邀为友人新书作序，然而这一次，意义非同寻常。
　　盛夏时节，乐陵市党史史志办公室主任邱同强和葛孚常两位同志，带着一部书稿来京，说是受市委、市政府委派，让我为他们编写的 《红色乐陵——枣林烽火故事集》作序。
　　我何德何能，敢担此重任？本想一口回绝，可心里清楚，人家看重的是我父亲孙轶青的经历和名望，因为父亲走了，才将此事托付于我。想想父亲对家乡的深情，我只能代他命笔，略表对家乡父老和革命前辈的敬意。
（一）
　　乐陵位于冀鲁两省交界处，东临渤海，北接京津，津浦铁路纵贯南北。黄河故道属旱涝之地，《齐民要术》称：“不任稼穑者，种枣则任矣”。 《乐陵县志》记载：“邑有虚心枣，实小无核，一名无核枣，以枝移接，再接者尤胜。移他处，则复生核……”
　　在这样一个战略地位重要且盛产金丝小枣的地方，千百年来留下了数不清的民间传说。到了近现代，齐鲁大地反帝反封建的斗争风起云涌，其中尤以抗日战争中的故事最为动人。葛孚常告诉我：1938年，毛主席派肖华率领东进抗日挺进纵队来到这里，开创枣乡抗日新局面；国民党山东省主席沈鸿烈则委任牟宜之担任乐陵县长，企图挤走中共势力；刚刚率部侵占华北的东条英机，也派遣日本间谍来乐陵活动。三股势力相互胶着，斗智斗勇，在枣林深处演绎了一部侵略与反侵略、投降与反投降的生动活剧。
　　本书收录的43篇故事，大多发生在这一历史背景下。
　　时代塑造角色，战斗成就英雄。错综复杂的矛盾和艰苦卓绝的斗争，赋予这些故事以题材多样、内容丰富、人物各异的鲜明特色。从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到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在20多年的时间跨度里，枣林烽火不熄，革命洪流奔涌。其间，既有中共早期党员为播撒革命火种不惜慷慨赴死的壮烈场面，也有根据地军民打击日伪、除暴安良的精彩片断；既有国民党县长牟宜之因赞成中共主张而抗命的开明之举，也有肖华等坚决贯彻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团结一切力量积极抗战的历史再现；既有鬼子汉奸的凶残与贪婪，也有抗日军民的英勇和智慧。许多故事充满地域特色和乡土气息，诸如“红税”起风波、红枣保卫战、巧借教堂办医院、白手起家创建八路军被服厂，以及孩子借蜂子蛰鬼子的民间抗日传奇等等。一幅全民抗战的历史画卷在这里徐徐展开。
　　书中披露的一组数字更加震撼人心：8年抗战中，乐陵县为国捐躯者多达13775人；解放战争中，全县有2698名烈士血洒神州。
　　《乐陵县志》云：“夫玉生于山，而成珪璋之用者，琢磨之力也；木生于山，而胜栋梁之任者，绳墨之功也。乐陵前辈磊磊落落于天壤间，代不乏人，虽地灵固殊哉，亦由其发愤刻励，能自拔于侪俗也。 ”这部县志是清代乾隆年间的知县王谦益主持编修的。将近200年后，乐陵人民在全民抗战中再次证明了这片大地的人杰地灵，豪气干城。
（二）
　　历史的传承需要载体，而依据史料编撰群众喜闻乐见的故事广为传播，无疑是一种行之有效的办法。从这个意义上说，这部书的编写，反映了乐陵市委、市政府对历史负责的政治眼光和文化自觉。
　　据邱同强同志介绍，现任市委书记鄂宏达、市长王震秀等有关领导非常重视乐陵市的文化建设，把出版《红色乐陵》作为重点文化工程，委托市委组织部长孙丰勇挂帅，副部长宋兆志牵头。同时，又聘请两位作者专事写作，如期拿出了这部25万字的书稿。
　　需要强调的是，书中的故事均有史料为据，原始素材大多来自事件亲历者或知情人的口述回忆。说到这里，不能不提及40年前的一次特殊采访。
　　十年动乱期间，“四人帮”当道，许多在革命战争年代出生入死的老干部被打倒，一些媒体但凡报道党和军队的优良传统，便被扣上“为老家伙评功摆好”的帽子。在如此特殊的政治氛围中，当时的乐陵县领导顶着压力，派人到北京、上海、广州、福州、杭州、青岛、洛阳、兰州、太原、沈阳、绍兴等城市，走访曾经战斗和生活在冀鲁边区的党政军领导，包括肖华、周贯五、邓克明、崔岳楠、贾震、杜步舟、王卓如等同志。
　　今年79岁的葛孚常参与了40年前的走访。作为本书作者，他深感庆幸地告诉我，当时，那些老同志大多赋闲在家，有时间回忆和讲述自己的战斗经历。如今，那一代人多数已经作古，如果没有当年的及时采访和今天的再度挖掘，这些鲜为人知的故事恐怕就永远淹没在历史长河中了。
　　另一位作者梁洪涛虽然年轻，却擅长写故事。葛孚常和他一老一小，怀着对革命前辈的敬重与追思，口述笔耕，埋头苦干8个月，终于将先期采访的大量素材提炼为完整的故事，再现了老一代人的战斗风貌。
　　“忽忆故乡树，枣花色正新。 ”“六月鲜荷连水碧，千家小枣射云红。 ”历代文人墨客抒写乐陵的咏枣诗篇，彰显了独特的枣乡文化。两位作者都是乐陵人，深知“斗地打石粮”的枣树对于乡亲们赖以生存的价值，也深知创作反映乐陵革命斗争历史的文学作品离不开枣乡文化的滋养。出于对生于斯长于斯的这片土地的熟悉与热爱，他们紧紧抓住这一特点，将红色文化与枣乡文化自然结合，从而使这些故事植根于枣林，洋溢着枣花的芬芳，读来亲切而清新。
　　当然，对史料进行文学化的加工，既有严格的规范性，又有一定的自由度，特别在一些情节和细节上，只要符合历史逻辑，也是允许再创作的。况且，作为民间流传的故事，人们常常依据自己的喜好进行取舍，或渲染或夸张，甚至赋予心目中的英雄某种传奇色彩，这本身也是民间文学的一大特征。所以，尽管我对某些故事的细节心存疑问，却并不影响对这本书的整体赞赏。毕竟，人们更看重的，是蕴含在这些故事中的革命精神的传承。
（三）
　　在人类的情感世界中，乡情是一种最难割舍且具有遗传特性的情愫。
　　我的父亲孙轶青，是乐陵市黄夹镇人，1938年参加革命，在乐陵投身抗日战争，1940年调任中共沧县县委书记，那时他才18岁，和冀鲁边区抗日军民一起度过了打鬼子的艰难岁月。新中国成立后，父亲进了城，却一直对家乡怀有深情，晚年多次回乡，还出资10万元为他那个村庄修了一条柏油路。
　　父亲喜爱旧体诗，离休后曾任中华诗词学会会长。在他留下的大量诗稿中，吟咏家乡的虽然不多，但篇篇饱含深情。印象较深的有两篇：
　　1985年，肖华同志去世，父亲写了一首 《忆肖华》：“忆昔将军到乐陵，遍燃烽火筑干城。军民日夜同甘苦，冀鲁长留鱼水情。 ”
　　1991年，父亲应邀回乐陵参加小枣节，又写了一首 《金丝小枣之歌》：“乐陵小枣，名声远扬；曾是贡品，堪称枣王。鲜时甜脆，干可收藏；质优味美，远胜蔗糖。可供酿酒，醇如杜康；可做糕点，营养精良。我爱家乡，富民有方；开发前景，小康大康。 ”
　　我虽然没有生在乐陵，但是受父亲影响，从记事起便知乐陵是枣乡。几十年走南闯北的军旅生涯中，我接触过很多人，每当自报家门“乐陵”时，总要认真地补充一句：就是出产金丝小枣的地方。
　　父亲去世那年，正值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母亲对我说，你也该回老家看看了。于是，国庆期间，我陪着母亲、带着妻子，第一次踏上乐陵的土地，第一次强烈感受到，我对家乡包括对父亲的了解真是太少了，太晚了！
　　“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 ”唐人宋之问抒发的这种情感，我已然感同身受。人和树一样，都有根。树的根扎进大地，人的根长在家乡。人生在世，不管走到哪里，家乡总是富含养料的生命之源。对家乡了解越充分，联系越紧密，吸取的营养也就越丰富。如果说那次回乡认祖归宗，让我看到了乐陵的今天，那么细读这部书稿，则让我了解到乐陵的昨天。
　　我为家乡厚重的历史骄傲，也为家乡崭新的今天欣喜。我相信，作为记录和弘扬乐陵革命斗争历史的故事读本，《红色乐陵》的出版，无论对于像我这样常年在外的游子，还是对于守望家园的后生，同样会大有裨益。
（作者系解放军报社原社长少将军衔）□孙晓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