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殿封
　　然而，乾隆年间查礼的诗中，有 “披图试览江山胜，嘉州城角乌尤偏。衬出凌云四百尺，惜无杰阁栖金山”的诗句，嘉庆年间严学淦的诗中，有 “借菩萨力施神通，百丈金身镌大佛。赤足下踏冯夷宫，圆顶直透光明空”的诗句，都反映了大像阁不复存在的情况。不论大像阁毁于何时，是否重建过，今天的游人无论如何也是看不到了。
　　我们沿着大佛右侧岩壁上人工凿成的九曲栈道，从山顶往下行，所以最先看到的是大佛头部、面部、进而全身。俯视、仰望乐山大佛，他给人以慈祥中有威严、凝思中含智慧的感觉。但见他耳长埵轮，眉如初月，二目微睁，鼻直口阔，双手抚膝，足踏莲花，伟岸之躯端坐于金刚座上。大佛形象除了按照佛典规定受到外来因素影响外，明显具有了许多 “中国化”、 “南方化”特色。
　　从大佛的头部造型看，他有着以中国南方人为摹本来建造的明显痕迹。佛像眼裂的走向处在水平位置上，不向北方人那样呈上斜状。佛像的眼裂开度较大，没有北方人那种发育显著的蒙古褶。佛像的鼻根较低，鼻形偏宽，不像北方人那样高窄。佛像有一颗长胜于宽的椭圆状头形，与北方人短而且宽的浑圆头形不同。
　　从大佛的禅坐姿势看，在印度佛像中，一般皆取 “结跏跌坐，”即修禅者取双脚交迭腿上而坐的姿势。乐山大佛是垂双足坐式，并且大佛坐的位置略高，他的双膝不是斜向前方且高于臀部，而是平直向前，大体与臀部同位。这显然是同唐玄宗时已较普遍使用正四足椅（交椅）当坐具分不开的。
　　乐山大佛的建造过程正如马克思所说：“宗教本身是没有内容的，它的根源不是在天上而是在人间。”人们是按照自身的面貌和愿望修造大佛的，在修造过程中无疑要包括自身的思想情感和现实生活中的追求。也正因为如此，佛教在中国民众的土地上站住了脚，使佛教这一原本外来宗教具有了中国特色，乐山大佛在某种程度上也成了中国化的大佛，在人们心目中凭添了许多与大佛的亲近感。
　　面对这尊举世无双的弥勒大佛，我又一次在心中追问自己：到乐山看大佛，大佛会告诉你什么？大佛本身象征着什么？
　　今天我观乐山大佛，它是一种文化现象。从历史上看，大佛是宗教的产物，是佛教传入中国的产物。太宗贞观年间，高僧玄奘在成都学佛、受戒，并西行印度取经，归国翻译大量佛经，又写成 《大唐西域记》一书。唐太宗大加赞赏，撰 《圣教序》表示 “助师弘道。”于是，佛教大受青睐，开始与道教并行。修建乐山大佛，正是佛教文化在中国发展的时期，没有当时发展的佛教文化的大背景，如此巨大的大佛摹崖造像是难以修造成功的。大佛作为一件中唐时期的宗教雕刻艺术，距今 1000多年，这种时间距离赋予我们以历史审美价值。虽然海通当初修造大佛的主旨是弘扬佛法，显其无边法力，但佛像修成后，大佛就从佛教的小圈子走向了大文化圈，开始与文学艺术、与景观及旅游相融合，不断进行文化的积淀与整合。历代一批批文人骚客纷至沓来，作记、赋章、留诗，像唐代的司马曙、薛能，宋代的苏轼、范成大、陆游，明代的安盘等等文人，都在凌云山写下了许多文章词赋，为地方文化注入了新的血液。人文与景观的水乳交融，使大佛为山河壮色，山河为大佛增雄。以至后来，大佛甚至成为乐山的代名词 ，这是文化传播使然。天南海北的游客千里万里迢迢来到乐山，是淡于宗教，浓于文化的。有谁仅仅只是为了看一眼乐山大佛的形体容貌而来呢？他怎能不接受 “大佛文化”的陶冶？怎能不感受乐山传统文化的魅力？怎能不感受外来佛教文化被源源流长的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不断消化、改造、融合，进而变成自己的文化中的一部分，这种民族传统文化的亲和力呢？
　　悠悠，有着深厚文化底蕴的乐山大佛引得远客游。 （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