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获后的地瓜田里还能有小小的收获

□浩泉
　　今年春天，我在菜园里又种了两垄地瓜。
　　今年秋季气候很不正常，雨一场接着一场，一连下了十几天，庄稼虽然熟了，却不能进地收割。直到10月下旬，土地不那么湿了，我才去菜园刨地瓜。一镢头刨下去，土块散开，红皮的地瓜便滚了出来。地瓜又丰收了。触景生情，浮想联翩，我边刨地瓜边回想起了有关地瓜的往事……
童年时的劳作
　　最先涌上心头的是1961年秋季随母亲、姐姐逃荒的情景。那是一个同样多雨的秋天，眼看着就要成熟的庄稼全泡在水里，颗粒无收。连续的自然灾害，我们这代人都记忆犹新。我小时候和奶奶同睡一个炕，常看到奶奶挽起裤腿，腿上一按就是一个坑。我们大队小学老师被饿得上不了课，姐姐被迫辍学。那年哥哥14岁，在齐河一中上学。有一天他拄着棍子蹚水40多里路回家拿干粮。家里实在是没有粮食了，母亲和姐姐就捋来一篮子草种子，在锅里炒干，然后在石碾上轧成面，再烙成饼子。奶奶心疼孙子，说什么也不要哥哥去上学了。母亲趁奶奶不注意时，让哥哥带上草种饼子，催他溜出家门，又回学校了。奶奶知道后，和母亲吵了一架，说母亲心真狠。母亲哭着说：“我的亲骨肉，我能不心疼吗？什么是出路啊？只有让孩子们好好上学念书。”（我们弟兄三个，就是在父母这种思想指导下，先后考入大学，走上了工作岗位）。在当时，父亲听说沂蒙山区地瓜多，而地瓜当时就是救命的粮。他把心一横，将家里仅有的财产——三只小羊，放在空风箱里，背着步行七八里路，在齐河县王字庄火车站坐上闷罐车，到沂蒙山区换地瓜干。沉重的风箱，把父亲后背和肩膀都磨破了皮。父亲是家庭的顶梁柱，他这辈子为了我们家，为了我们兄弟姐妹不知吃了多少苦，受了多少罪。几天后父亲回来了，脸上带着一丝笑容，不但带回了地瓜干，还对母亲说：“我在平邑县颛臾村认识了宫茂训大哥，人家心善，同意让你们娘儿仨去那边搂地瓜。”母亲激动地说：“看来咱家有救了。”“搂地瓜”，就是生产队收完地瓜后，到地里捡拾那些漏掉或者刨断的地瓜。再将地瓜切成片晒干，方便储存和携带。
　　动身那天清晨，母亲带着8岁的我和12岁的姐姐从王字庄火车站挤上闷罐车。我和姐姐依偎在母亲身边，心里盼着前方的希望。火车“咣当、咣当”整整走了一天一夜，第二天早上到了平邑县孙村火车站。母亲把买火车票剩下的仅有的5分钱给了我，让我到火车站候车室北边的地摊上去买一个饼子。我买了饼子刚拿在手里，不料被一个彪形大汉一把夺走了一大半，我着急地追，那个人边跑边吃，几口就吞咽了下去，看来他也是饿极了。姐姐把我喊了回来，我们娘儿仨把剩下的那个饼子头一人一口吃了，饿着肚子朝颛臾村走去——前方，还要步行80里才能到。
　　母亲是小脚，脚趾头裹挤在一起，平时走二三里地都费劲，那天她却背着包袱一步一挪地往前赶。我和姐姐扯着她的衣角，看她每走一步都要往地上蹾一下，额头上的汗珠子顺着脸颊往下滚，她却从不说一声累。天黑了，好不容易才走到颛臾村，宫大爷家的炊烟正袅袅升起。他一家人迎出来，端上热腾腾的地瓜粥给我们喝。地瓜粥稀溜溜的，甜丝丝的，顺着喉咙滑下去，整个冻得发僵的肠胃暖和过来了。那一顿饭我记忆最深，觉得那是我有生以来吃得最饱、最好的一顿饭。宫大爷一家早就在他的南房里给我们打好了地铺。我们娘儿仨就睡在南房的地铺上。在颛臾村的两个月，每天天不亮，我就跟着母亲、姐姐下地搂地瓜。我们使出全身力气，一下一下地刨，有时候刨了好几平方米还见不到一块地瓜，忽然刨出一个比拳头还小的地瓜，我们就像捡到了宝贝，小心翼翼地放进篮子里。傍晚回到宫大爷家，母亲和姐姐把地瓜切成薄薄的片，摊在院子里的石板上晒。
　　一个月后，父亲又来到颛臾村，先背了些地瓜干领着姐姐回了家，家里还有近80岁的奶奶和14岁上中学的哥哥等待这救命的地瓜干呢。我和母亲留下，等着最后一批地瓜干晒干，那是一家人过冬的指望啊！离开颛臾村的那天，母亲把30斤地瓜干分成两袋装，20斤的那袋她背着，10斤的那袋让我背着。走出村头，正巧碰上颛臾村三个叔叔要去孙村火车站推煤。他们看到我母亲是小脚，我又小，连忙说：“你们把地瓜干放到我车子上，空着手跟我们走吧。”哎呀！这下可好了，如释重负。即便是空着手走，80里的山路走下来也是那么地艰难！母亲每走一步都像踩在针尖上，她只好把重心放在脚后跟上，还笑着对我说：“别着急，妈能跟上。”
　　到孙村火车站时，天已黑了。我们娘儿俩就睡在候车室的水泥地上。把地瓜干口袋当枕头，生怕被人抢走。母亲把我的脚搂在怀里暖着，我摸到母亲的脚又肿又硬，就像块生地瓜；我夜里起来撒尿，腿一软竟站不住了，母亲赶快爬起来把我扶住。
　　第二天一早，我们又挤上闷罐车。母子俩坐在装地瓜干的口袋上，我趴在母亲的腿上。母亲解开棉袄扣子，把大襟盖在我身上，我不一会儿就睡着了，感觉浑身是那么地温暖，那么地幸福。下半夜，火车终于到了王字庄车站，母亲和我背起地瓜干，向我们村走去。在离我们村3里路处，有一条水沟，水面上已经结了薄薄的冰。母亲毫不犹豫地脱下鞋，挽起裤腿，先把我背过去，然后又把那两袋地瓜干搭在肩上蹚过水沟。我赶快接过母亲肩上的两个口袋，然后把母亲拽上了岸，娘儿俩又背上口袋，继续吃力地往前走。就是从山区搂来的那些地瓜干，让我们全家度过了那个灾荒年。
田野里的烟火
　　1962年，田野里重新散发出勃勃生机。这一年秋天，我满9岁，终于踏进了小学的校门。可比起课堂上的笔墨纸砚，我和伙伴们心底最热切的期盼，永远是放学后奔向田野的自由时光：挖野菜、割青草，还有最让我们魂牵梦绕的烧地瓜。秋日的田野，地瓜藤在田埂边悄悄蔓延，藤下藏着一串串饱满的惊喜。我们这群半大孩子，最擅长在田埂上挖个浅浅的土坑，村里人管这叫“窖子”。紧接着，四散开来拾捡干枯的秸秆、掉落的树枝，抱回来堆在坑边。火柴一划，火苗“腾”地蹿起，噼里啪啦舔舐着坑壁，把泥土烤得发烫。等烟火渐渐暗下去，我们就把带着泥土芬芳的地瓜埋进热灰里，再顺手丢几个玉米棒、几把嫩豆角在上面。耐心等上一阵子，焦香就顺着风飘出来，勾得人直咽口水。扒开灰烬的那一刻最为热闹，烫手的地瓜、焦脆的玉米、软糯的豆角，大家抢着往嘴里塞。吃完后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每个人的嘴唇都沾着黑灰，活像长了胡子的小老头，我们笑得在田埂上打滚。
　　最难忘的是村南那棵老柳树，粗得一个成年人还不能合抱，树干中间不知何时空出了一个大洞。听村里老人说，早些年就有人在这洞里烧火烤地瓜、烤玉米，我们这群孩子自然也把这里当成了“秘密基地”。钻进树洞里，里面竟宽敞得能容下三四个人，我们照样燃起柴火，把地瓜埋进余烬。火苗舔着洞壁，映得每个人脸上红彤彤的，香味在狭小的空间里愈发浓郁。神奇的是，这棵饱经烟火熏烤的老柳树，从未显出衰败的模样，每年春天一到，枝头准会抽出嫩绿的新芽，夏天便枝繁叶茂，撑起一片浓密的绿荫。放羊时要是遇上刮风下雨，我们就钻进柳树洞里躲避风雨，听着外面雨点打在柳叶上的啪嗒声，叽叽喳喳聊个不停——那真是个无忧无虑的年代啊。没有精致的零食，没有新奇的玩具，一块烤得焦香的地瓜、一个柳树洞里的避雨角落，就足以装满整个童年的快乐。如今回想起来，那带着烟火气的甜香，那老柳树的斑驳身影，还有伙伴们脸上的黑灰和纯粹的笑声，依然清晰得仿佛就在昨天。
田埂上的成长
　　时光匆匆，转眼我上了初中。有段时间，学校经常停课，我们这群半大孩子，便成了生产队里的“小劳力”，跟着大人们一起下地劳动，而种地瓜、侍弄地瓜，成了我那段时光里最深刻的记忆。
　　春天的田野还带着凉意，种地瓜的活儿就开始了。队长站在田埂上，手把手教我们插地瓜秧：“秧苗要斜着插，埋进土里三分之二，根须舒展开，这样，地瓜才能扎根多，产量高。”我们蹲在田垄间，小心翼翼地按着队长教的法子，把一株株嫩绿的地瓜秧插进刨好的坑里，浇上水，再用手捂上土。那时候还没有抽水机，浇地瓜秧全靠人力。我们用扁担挑着沉甸甸的水桶在田埂上行走，桶里的水晃晃悠悠溅出来，常打湿了裤脚和鞋子。裤脚和鞋上都是泥巴，肩膀被扁担压得又酸又麻，走不了几趟就直不起腰。担心插好的地瓜秧干枯了，只得咬咬牙继续挑水，不敢有一丝懈怠。夏天的日头毒辣辣地烤着大地，地瓜秧长得很快，藤蔓顺着地面蔓延，四处扎根。这时候，翻秧就成了顶重要的活儿。队长说：“地瓜秧不能让它长得太旺，不然养分都被藤蔓抢去了，地瓜就长不大。”人们弓着腰把一株株爬蔓的地瓜秧翻过来，扯断那些乱扎的气生根。毒辣的太阳晒得人头晕眼花，汗水顺着脸颊往下淌，滴进泥土里瞬间就没了踪影；身上的衣服湿了又干、干了又湿，黏在皮肤上难受极了。一趟翻下来，腰都直不起来，胳膊和腿上也被地瓜叶的边缘划得满是细小的口子，又疼又痒。
　　就是在这样日复一日的劳作中，我不仅实打实地学会了种地瓜的全套手艺——从选秧、斜插，到挑水浇灌、夏日翻秧，每一个步骤都烂熟于心；更在弯腰、挑担、翻秧的重复动作里，真切体会到了农民的辛劳。那沉甸甸的水桶、毒辣的日头、弯腰劳作的酸痛，从此刻在了我的心里：每一颗地瓜的收获都浸透着汗水，每一份粮食的来之不易都藏着农民的坚韧。
　　这段种地瓜的经历，像一颗种子在我心里扎了根。这么多年来，我始终把农民的辛苦记在心上，那些在田埂上挥洒的汗水，不仅教会了我耕耘的意义，更塑造了我踏实肯干的性子，成为我人生中最宝贵的财富。
田间的采访
　　时光荏苒，十年光阴弹指而过，转眼来到1976年。命运给了我一个全新的机会，我有幸来到齐河县华店公社，成为一名通信报道员。这份工作让我告别了单纯的田间劳作，常常穿梭在各个先进单位、高产生产队，用笔墨记录下农业生产的火热场景。而地瓜，依然是这段岁月里最耀眼的“主角”。那时，全国正掀起“农业学大寨”的高潮，“上纲要，跨黄河，过长江”的口号响彻大江南北，成为每个农民、每个农业工作者的奋斗目标。至今我仍清晰记得，当时的产量标准格外明确：亩产达到400斤叫“上纲要”，500斤叫“跨黄河”，800斤叫“过长江”——这响亮的口号里，藏着北方农业追赶南方产量的迫切与决心。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地瓜凭借耐贫瘠、产量高的优势，在大面积土地上扎根，成为高产攻坚的主力军。
　　在华店公社郭庄大队采访时，我意外发现了一个地瓜高产的“妙招”，当地人形象地称之为“窝瓜下蛋”。这法子打破了以往插地瓜秧的传统模式：春天不栽秧，而是把小地瓜直接整块埋进地里。神奇的是，每个小地瓜都会抽出好几株健壮的地瓜秧，每株地瓜秧都会结地瓜。等到秋天收获时，扒开泥土，一窝窝饱满的地瓜簇拥在一起，像一个个沉甸甸的“金蛋”，看得人满心欢喜。当时大队总结经验，还喊出了“窝瓜下蛋，不是八千（斤）就是一万（斤）”的豪迈口号，这口号虽带着时代的烙印，却真切反映了高产带来的希望。
　　我被这新奇又实用的高产经验深深打动，立刻沉下心来认真采访：从选种、埋栽的细节，到田间管理的技巧，再到实际产量的对比，每一个环节都问得仔细、记在实处。随后，我连夜整理素材，写成一篇充满现场感的报道。没过多久，这篇稿件不仅在齐河县广播站播出，更登上山东人民广播电台，随电波传遍齐鲁。当听到自己笔下的“窝瓜下蛋”经验被广泛传播，成为推动周边生产队地瓜创高产的参考，我心里满是自豪——原来，笔墨也能成为助力农业生产的“农具”，为地瓜高产、为“农业学大寨”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这段采访经历，让我对地瓜的情感又深了一层：它不仅是童年里的烟火甜香，是劳动中领悟的艰辛印记，更成为一个时代农业奋斗的象征。
菜园里的晚晴
　　时光不饶人。岁月的指针悄然拨到2012年，忙碌了大半辈子的我，终于从工作岗位上退了下来，开启了悠闲的晚年生活。和几位志同道合的老同事、老朋友一拍即合，我们在城边租下了一块小菜园。这里，便成了我们晚年生活的乐园。我们每天迎着晨光到菜园里松土、浇水、施肥，累了就坐在树荫下歇歇脚，聊聊天、喝杯茶，日子过得惬意又充实。在这片充满生机的小菜园里，我每年总会特意留出几垄地，种上地瓜。对我而言，种地瓜早已不是为了温饱，而是一份难以割舍的情怀。回想过往，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正是这不起眼的地瓜，用它朴素的身躯拯救了无数人的性命，撑过了那段艰难的岁月；而如今，生活富足了，再种地瓜、吃地瓜，早已不是为了果腹，反倒成了一种奢侈的享受——其中既藏着对过往的追忆，也含着对健康的珍视。
　　我愈发懂得地瓜的好：鲜嫩的地瓜秧、翠绿的地瓜叶，都是营养丰富的时令小菜，焯水后淋上香油蒜泥，便是最爽口的美味。南方的餐桌上，地瓜叶常是一道时令菜。成熟的地瓜更是宝，蒸、煮、烤皆可，绵密香甜，富含膳食纤维，是天然的健康食粮。从夏季到秋季，我几乎每天都从菜园带回一包地瓜叶，老伴儿有时蒸一笼地瓜叶菜糕，有时炒一盘地瓜叶菜，有时煮一锅地瓜叶粥，吃起来十分可口，也益于健康。每到收获的季节，亲手刨开泥土，看着一窝窝饱满的地瓜从土里滚出来，仿佛看到了岁月里的一个个印记——童年的烟火、劳动的汗水、时代的奋斗，都浓缩在这沉甸甸的果实里。这地瓜，也成了我晚年菜园里的“老伙计”。这份对地瓜的深厚情感，早已融入我的血脉，成为我人生中最温暖、最珍贵的馈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