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于陵城区颜真卿公园门口的颜真卿雕像

颜真卿《东方朔画赞》局部

位于陵城区颜真卿公园内的《东方朔画赞碑》碑亭

□朱德泉
　　陆游曝光：苏轼点赞德州《画赞》世上第一
　　南宋诗人陆游是苏东坡的头号“迷弟”，仅在《渭南文集》中，他就为苏轼写过14篇跋文，还不包括他的相关随笔、像赞、序文，他甚至把东坡的法帖编成《东坡书髓》以便随时翻阅、赏析。南宋宁宗庆元六年（1200年）九月，陆游在《渭南文集》还讲述过苏轼与德州的一则逸事：“元丰间，有德州士人携画赞示东坡，自言二百年前本，家藏数世矣。东坡为其题之曰：‘画赞世多本，惟德州者第一，君所藏又为德州第一。’”德州因德水（古黄河）而得名，北宋时，属河北东路，治所在安德县（今陵城区）。从苏轼的从政履历及相关史料看，苏轼并没有到过这里，但这并不妨碍他对德州人物念兹在兹。陆游的《为东方朔画赞题跋》，蕴藏着丰富的历史信息。一是此事大概率发生在北宋神宗元丰八年（1085年）年末，苏轼在往返登州路上或返汴京入朝任起居舍人期间。因从北宋神宗元丰元年（1078年）至元丰七年（1084年），苏轼先后经历徐州抗洪、湖州被捉、乌台诗案后被贬谪黄州，无论从地理空间、经历心情等均不可能接待德州人士。二是“二百年前版本”应系唐代颜真卿任平原郡太守（驻今陵城区）时书写的《东方朔画赞》碑文拓本。从唐天宝十三年（754年）十二月颜真卿书写立碑至北宋神宗元丰八年（1085年）为331年，符合藏家“二百年前本，家藏数世”特征。三是东方朔画赞为晋夏侯湛（243年－291年）撰文，至少有三个书法版本。一是小楷书法版，为晋代王羲之题写。二是韩思复碑刻版，为“唐开元八年（720年）原刺史韩思复所立画赞碑”。此立碑距颜真卿驻守平原郡已40余年，碑体“磨损不堪”，上面文字“纤靡、驳藓生金”，“已不可识”。据陵城文史学者孔军先生考证，唐开元八年（720年），时任集贤院修撰官的著名书法家徐浩路过德州与韩思复相会，徐浩将自己“收缀大小二王真迹，得百五十八卷”（《古迹记》）拿出请其鉴赏，其中就有王羲之书写的《东方朔画赞》帖。韩思复邀请徐浩来到治所东北二十余里的东方朔故里古厌次城拜谒东方朔祠庙，韩思复赏东方朔“陵轹卿相，嘲哂豪杰”之性格，赞其“雄节迈伦，高气盖世”之气节，遂以王羲之《东方朔画赞》为蓝本，“勒诸他山之石”，刻《东方朔画赞碑》小楷立于朔庙之前。三是颜真卿碑刻版，为颜在临摹王羲之书法本基础上提升创变的正楷大字版。苏轼称赞那位德州士人手里拓本是最好的拓本，符合苏轼赞誉颜版“最为清雄”史实，也许因拓本早、碑体损伤较少，故苏轼说“君所藏又为德州第一”。
　　苏轼自曝：颜鲁公平生写碑惟《东方朔画赞》为清雄
　　颜真卿于唐天宝十二年（753年）任平原郡太守，至唐至德元年（756年）年末离开平原郡，历时三年有余。颜真卿初至平原郡，即断定节度使安禄山反意，于是以防雨为名筑城储粮备战，唐城墙遗址至今犹存南北两处计近千米。次年十二月（754年），安禄山派幕僚以河北采访使判官名义，刺探平原郡防务，颜真卿陪同来使游览郡内名胜厌次故城（今陵城区神头镇）遗址和东方朔祠庙。当看到东方朔庙中前德州刺史韩思复刻写的《东方先生画赞碑》时，颜真卿借韩的刻碑太小、多有毁损为由，当场重写《东方先生画赞碑》并撰《碑阴记》，以文人姿态成功迷惑了安禄山之流。唐天宝十四年（755年）十一月安禄山叛乱，颜真卿死守平原郡，后统帅河北17郡奋起抵抗。颜真卿又被尊称“颜平原”，被册封为“鲁公”。
　　颜真卿即兴书写这篇作品时45岁，是书风走向雄浑朴厚的传世代表作。碑额篆书为西晋夏侯湛文“汉太中大夫东方先生画赞并序”。碑阳赞12行，阴记17行，行楷30字，大楷字径约10厘米，平整峻峭，深厚雄健，气势磅礴。今神头镇东方朔墓前的牌坊两侧，摹刻着夏侯湛《汉太中大夫东方先生画赞》中的名句：“邈邈先生，其道犹龙。染迹朝隐，和而不同。”
　　苏轼曾作《题颜公书画赞》称：“颜鲁公平生写碑，惟《东方朔画赞》为清雄，字间栉比，而不失清远。其后见逸少本，乃知鲁公字字临此书，虽小大相悬，而气韵良是。非自得于书，未易为言此也。”
　　苏轼赞该碑字体清雄、字间清远。他后来看到王羲之的版本，方领悟到颜真卿是临王羲之小楷，变小字为大字，易清朗俊秀为刚劲雄强，乃师古而不泥古的创变佳作。苏轼位列宋书法四大家之首，他的书法史观有“顶峰论”之说，而他心目中书法的顶峰人物，就是颜真卿。宋元丰八年（1085年）十一月七日，上任知登州军州事五日就接到朝廷召回的苏轼，忙中偷闲为史全叔收藏的吴道子画题跋，称：“君子之于学，百工之于技，自三代历汉至唐而备矣。故诗至于杜子美，文至于韩退之，书至于颜鲁公，画至于吴道子，而古今之变、天下之能事毕矣。”他在《书黄子思诗集后》中说：“予尝论书，以谓钟、王之迹，萧散简远，妙在笔画之外。至唐颜、柳，始集古今笔法而尽发之，极书之变，天下翕然以为宗师，而钟、王之法益微。”他在《记潘延之评予书》中强调：“尝评鲁公书与杜子美诗相似，一出之后，前人皆废。”
　　苏轼师法颜真卿尚意书宗更尚义
　　苏轼是宋代开一代尚意书法的宗主，他曾在《石苍舒醉墨堂》诗中自评：“我书意造本无法，点画信手烦推求。”诗中的“本无法”，强调的是不拘泥于传统法则，追求个性与情感自由表达的创作理念。相反，苏轼能自成一家，恰是取百家之法而内化于心的结果。与苏轼同列宋代书法四大家的弟子黄庭坚《跋东坡自书所赋诗》说：“东坡少时观摹徐会稽，笔圆而姿媚有馀。中年喜临写颜尚书真行，造次为之，便欲穷本。晚乃喜李北海书，其豪劲多似之。”黄庭坚点明苏东坡学书路径，摹临唐人书法依次为：徐浩—颜真卿—李邕。蔡絛在《铁围山丛谈》中披露，因宋神宗喜爱徐浩书法，所以北宋熙丰时期士大夫多尚徐会稽。苏轼倅杭期间便以徐为师。但苏轼晚年对学书徐浩矢口否认，高调宣示自己师法颜真卿。其隐情在于，尚意更尚义。徐浩至晚年政治人格有三大硬伤：一是嗜财贪佞，贿赂权相；二是典选营私；三是惑于女色。苏轼极其爱惜自己名节，连当年对其父子三人有知遇之恩的雷简夫，因贪腐而被苏轼在文集中将苏家与之有关的内容全部删除。颜真卿秉性忠正、刚直不阿的性格和忠臣烈士的功业，体现着儒家至大至刚的入世精神和审美理想。欧阳修赞曰：“颜公书如忠臣烈士道德君子，其端庄尊重，人初见而畏之，然愈久而愈可爱也。”苏轼在《题鲁公帖》称：“观其书，有以得其为人，则君子小人必见于书……吾观颜公书，未尝不想见其风采，其理与韩非窃斧之说无异。然人之字画工拙之外，盖皆有趣，亦有以见其为人邪正之粗云。”苏轼观颜鲁公作品就如同见到其为人刚正不阿的样子。他在《论书》中强调：“人貌有好丑，而君子小人之态不可掩也……书有工拙，而君子小人之心不可乱也。”
　　苏轼眼中的东方朔：绝不仅是幽默大师
　　也许是司马迁把东方朔归入滑稽列传的缘故，相声界尊推其为祖师爷，使现在很多人想当然认为东方朔是个搞笑艺人，其实，在其幽默机智背后，是诤谏、讽谏的名臣风范。东方朔（前161年—前93年），字曼倩，平原郡厌次县人。曼倩，就是高个美男子的意思。西汉时，厌次治域包括滨州阳信和德州陵城，因此一度两地均把东方朔当成“自己人”，直到2002年3月15日，陵城区（时为陵县）神头镇发现东方朔二十八代孙唐代东方合墓，墓志清晰记载：“公讳合，德州安德人也，即汉大夫倩之二十八代孙。”争议遂消。班固在《汉书》中将东方朔与贾谊、董仲舒、司马迁、司马相如、扬雄并列，单独立8000字大传，历数其政德政绩反问：“其滑稽之雄乎！”
　　宋元丰年间，东方朔被宋神宗追封为“智辩侯”。苏轼显然熟读孔孟及汉书。宋神宗熙宁元年（1068年），31岁的苏轼服父丧期满，在眉州作《跋赵云子画》，短短不足80字中见深厚史学功力。“赵云子画，笔略到而意已具，工者不能。然托于椎陋，以戏侮来者，此柳下惠之不恭，东方朔之玩世，滑稽之雄乎？或曰：‘云子盖度世者。’蜀人谓狂云犹曰风云耳。”赵云子是北宋一位长于画道像诸仙的隐士，苏轼引《孟子·公孙丑上》“柳下惠不恭”，以柳下惠为人简慢形容赵画之信笔；引《汉书·东方朔传》“依隐玩世，诡时不逢”“滑稽之雄乎”，意赵不拘泥立法之纵墨放浪。不经意间，苏轼就贡献出“玩世不恭”的成语。后世最懂东方朔的文人可能是李白。他在《玉壶吟》里直言：“世人不识东方朔，大隐金门是谪仙。”苏轼显然也是懂李白的。宋元丰七年（1084年）六月间，47岁的苏轼结束黄州贬谪，移守汝州（今河南临汝）团练副使，途经当涂（今安徽马鞍山市），赴青山拜谒李白墓，在《李太白碑阴记》中，他引用夏侯湛的《东方朔画赞》并将李白与之相提并论：“开济明豁，包含宏大。陵轹卿相，嘲哂豪杰。笼罩靡前，跆籍贵势。出不休显，贱不忧戚。戏万乘若僚友，视俦列如草芥。雄节迈伦，高气盖世。可谓拔乎其萃，游方之外者也。”同年九月，途经润州（今江苏镇江）蒜山，苏轼萌生在丛林中租地卜居的想法，因地属金山，故给金山元长老写诗：“……我材濩落本无用，虚名惊世终何益。东方先生好自誉，孟贲子路并为一……问我此身何所归，笑指浮休百年宅。蒜山幸有闲田地，招此无家一房客。”诗中提到的东方先生就是东方朔。苏轼很羡慕东方朔的自荐本事，“好自誉”，即为《汉书·东方朔传》中向汉武帝上书自荐称集子路孟贲优势于一身的桥段：“臣朔少失父母，长养兄嫂。年十三学书，三冬文史足用。十五学击剑。十六学《诗》《书》，诵二十二万言。十九学孙、吴兵法，战阵之具，钲鼓之教，亦诵二十二万言。凡臣朔固已诵四十四万言。又常服子路之言。臣朔年二十二，长九尺三寸，目若悬珠，齿若编贝，勇若孟贲，捷若庆忌，廉若鲍叔，信若尾生。若此，可以为天子大臣矣。臣朔昧死再拜以闻。”《文心雕龙·铭箴第十一》：“箴者，针也，所以攻疾防患，喻针石也。斯文之兴，盛于三代。夏商二箴，馀句颇存。”古人用针石治病，针是用竹制造的，后来用金属，故“针”即“箴”。因此，借用以指出别人缺点与错误、帮助别人改正的文字叫“箴文”。查张志烈、马德福、周裕锴主编的《苏轼全集校注》，在苏轼各种文写作中，箴仅有一篇《东交门箴并叙》，这唯一的一篇，就是记述东方朔劝谏汉武帝废掉男宠的故事，在舒大刚《斜川集校注》中，此篇也被记到苏轼儿子苏过名下。叙称：“汉武帝为窦太主置酒宣室，使谒者引纳董偃。东方朔以为偃有斩罪三，安得入宣室。上为更置酒北宫而引偃，从东司马门入，更其门曰东交门，而前史无讥焉。”董偃十三岁时跟母亲出入窦太主家，窦太主见其容貌姣好，遂留于府中抚养，至董十八岁时，五十多岁的窦太主寡居中宠幸董偃并将其作为自己的面首。窦是汉武帝的姑母、丈母娘兼妹妹的婆母，加之董偃乖巧帅气，汉武帝也很喜欢他，称其“主人翁”。一天，汉武帝在正室置酒宴请窦太主，派人接董偃赴宴，东方朔持戟把守东交门阻止董偃进入，并向汉武帝进谏，称董偃有私通公主、扰乱礼制、蛊惑皇帝三宗罪，该斩，有什么资格进入君王的正室。汉武帝无奈换了饮酒地方，并让董偃侧门进入。宴后，汉武帝即疏远董偃，还赏东方朔三十斤金以示褒奖。《东交门箴并叙》评价东方朔：“伟彼臣朔，辟戟趋陛。鬻拳是效，刚而有礼。”东方朔是能把情绪价值发挥到极致的高手，具有很高的从政智慧，敢说话、会表达，因此又被尊为“智圣”。《汉书》点评：“朔虽诙笑，然时观察颜色，直言切谏，上常用之。”
　　苏轼的人生书写：点画推求惟鲁公
　　黄庭坚在《题欧阳佃夫所收东坡大字卷尾》中称：“东坡先生常自比于颜鲁公，以余考之，绝长补短，两公皆一代之伟人也。至于行草正书，风气皆略相似。”苏轼与颜真卿都是因为受到排挤而被赶出朝廷外任的。古人按照《易经》的说法，泰卦的结构是阴在外、阳在内，表示小人在外、君子在内，以此分别邪正才是健康的国家治理结构。《苏诗总汇》记载，宋元祐六年（1091年）八月，苏轼被宋哲宗外派定州路上，想起两任平原郡太守萧望之和颜真卿，尤其是因得罪杨国忠而被外派的颜真卿，不禁同病相怜，遂作《颜真卿守平原以抗安禄山》，阐述重内轻外之弊：“轼以谓古者任人，无内外轻重之异，故虽汉宣之急贤，萧望之之得君，犹更出治民，然后大用。非独以历试人材，亦所以维持四方，均内外之势也。唐开元、天宝间，重内轻外，当时公卿名臣，非以罪责不出守郡，虽藩镇帅守，自以为不如寺监之僚佐，故郡县多不得人。禄山之乱，河北二十四郡一朝降贼，独有一颜真卿，而明皇初不识也。此重内轻外之弊，不可不为鉴。”苏轼的楷书融合了颜真卿、柳公权、李邕等书家的特点。他学习到了颜真卿楷书中宽博、刚健、清雄的特点。对颜真卿楷书用功极深，其书作风神犹如鲁公再世，端厚博大之气勃然于纸上。再加上一些柳公权楷书特点的融入，其骨劲更为突出。对比他41岁的楷书代表作《表忠观碑》则可看出他对鲁公的《东方朔画赞》的用功之深，深得鲁公《东方朔画赞》之洗练、沉着与劲健。
　　宋熙宁五年（1072年），35岁的苏轼任杭州通判，他在所写《孙莘老求墨妙亭诗》中高度赞誉颜真卿的濯古推新，称：“兰亭茧纸入昭陵，世间遗迹犹龙腾。颜公变法出新意，细筋入骨如秋鹰。”苏轼在旅途中、在闲暇时，经常以鲁公书帖为点画推求，其行书草书亦深受鲁公影响。治平年间，自凤翔府还朝的苏轼曾到收藏家安师文府上欣赏他收藏的大量名家法帖。苏轼在《题鲁公书草》中透露了他欣赏颜真卿《争座位帖》的场景：“昨日，长安安师文出所藏颜鲁公与《定襄郡王书草》数纸，比公他书尤为奇特。信手自然，动有姿态，乃知瓦注贤于黄金，虽公犹未免也。”文中提到的《定襄郡王书草》，就是著名的行草《争座位帖》。《争座位帖》是颜真卿写给定襄郡王郭英乂的一封书信草稿。事情的起因是唐朝中兴名将郭子仪凯旋还朝，唐代宗命文武百官于长安城举行欢迎仪式。负责安排百官排列次序的郭英乂为取悦于大宦官鱼朝恩，不顾朝廷规制，刻意将鱼朝恩的座位排在品阶比他高的几位尚书之前。对于这样露骨的献媚之举，一向以正色立朝的颜真卿愤然致书郭英乂，对其所作所为进行严词斥责。原稿用唐畿县狱状磓熟纸写就，共七页，秃笔书，有夹行小注和勾改痕迹，短行不计共六十八行，全文计一千一百九十三字。与王羲之的《兰亭集序》并称行书“双璧”，又与《祭侄文稿》《告伯父文稿》并称为“颜氏三稿”。
　　事实上，苏轼不但观赏，而且还作了摹拓。元袁桷《清容居士集》卷四六“鲁公座位帖”条：“东坡见安师文时，帖尚全，尝手拓数十本。余得东坡拓本于东平王氏，无纤毫失真，旁用‘眉阳苏氏’及‘赵郡苏轼’印记。”今陕西楼观台北宋重刻唐苏灵芝《梦真容碑》碑阴有苏轼、章惇北宋治平元年（1064年）同游题记，与《争座位帖》书风酷似，可见苏轼早年书法的渊源。北宋熙宁四年（1071年）六月，苏轼乞外任杭州通判，七月，行至陈州见到弟弟苏辙，此时，恰苏轼的堂妹夫柳子玉谪官寿春，舟过此地，写诗向苏轼兄弟求粮，苏轼作《次韵柳子玉过陈州绝粮二首》。“风雨萧萧夜晦迷，不须鸣叫强知时。多才久被天公怪，阙食惟应爨妇知。杜叟挽衣那及胫，颜公食粥敢言炊。诗人情味真尝遍，试问于今底处亏。”诗中提及颜公食粥的典故，即颜正卿乞米的悲辛往事。唐永泰元年（765年），值关中大旱，江南水灾，农业歉收。56岁的颜真卿虽官至刑部尚书，但由于京官收入大大低于地方官员，颜又拒绝受贿，以至到了“举家食粥，来已数月，今又罄竭”的地步，于是不得不向同事李太保求告“惠及少米，实济艰勤”。这封44个字的《乞米帖》，于尴尬之处见证了颜真卿清廉气节。《乞米帖》：拙于生事，举家食粥，来已数月，今又罄竭，只益忧煎，辄恃深情，故令投告，惠及少米，实济艰勤，仍恕干烦也。真卿状。
　　宋绍圣年间，苏轼谪惠州，弟弟苏辙谪高安，苏迈、苏迨因得不到父亲苏轼消息万分焦急，苏州定慧院住持守钦之徒卓契顺决定徒步至惠州充当信使。宋绍圣三年（1096年）三月，苏轼问得书将返的契顺有什么要求，契顺表示无所求，苦问之下，契顺遂提出能否效仿颜鲁公写帖赠周济其米的蔡明远，求苏轼一幅书法以令自己名传后世。苏轼以颜真卿行草笔意，欣然作《归去来辞赠契顺》：余谪居惠州，子由在高安，各以一子自随。余分寓许昌、宜兴，岭海隔绝。诸子不闻余耗，忧愁无聊。苏州定慧院学佛者卓契顺谓迈曰：“子何忧之甚？惠州不在天上，行即到耳，当为子将书问之。”绍圣三年三月二日，契顺涉江度岭，徒行露宿，僵仆瘴雾，黧面茧足以至惠州，得书径还。余问其所求，答曰：“契顺惟无所求，而后来惠州。若有所求，当走都下矣。”苦问不已，乃曰：“昔蔡明远，鄱阳一校耳，颜鲁公绝粮江淮之间，明远载米以周之。鲁公怜其意，遗以尺书，天下至今知有明远也。今契顺虽无米与公，然区区万里之勤，傥可以援明远例，得数字乎？”余欣然许之。独愧名节之重，字画之好，不逮鲁公，故为书渊明《归去来辞》以遗之。庶几契顺托此文以不朽也。
　　颜真卿《蔡明远帖》局部以鲁公书体，写《归去来辞》成为苏轼抒发胸臆的一种方式。苏轼乘舟谪居岭南时，尝题陶靖节《归去来辞》后，云：“予久有陶彭泽赋《归去来辞》之愿而未能，兹复有岭南之命，料此生难遂素志。舟中无事，倚原韵，用鲁公书法，为此长卷，不过暂舒胸中结滞，敢云与古人并驾寰区也耶！东坡居士轼并识。”宋元符三年（1100年），奉命北归的苏轼已经63岁了，他过儋州、五六月间至琼州，特意到弟子姜唐佐家告别。在苏轼的教导下，后来姜唐佐考取海南历史上第一位进士，成为“破天荒”的第一人。不巧的是，姜唐佐不在家。苏轼于是取出平时包灯芯的纸张，托姜母转给姜唐佐，那上面是他平时读书随手写的联句：“张睢阳生犹骂贼，嚼齿穿龈；颜平原死不忘君，握拳透掌。”这是苏轼留给姜唐佐的最后礼物，也是他留给后世的与颜真卿惺惺相惜的最后证明。一年多以后，苏轼在常州溘然长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