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浩峰
　　德州先贤董仲舒是汉代著名的政治家、教育家、哲学家和文学家，被誉为“新儒家”代表人物之一。他视“德治”为巩固国家统治的基本治国原则。兹将董仲舒以德治国思想及其现实意义摭论如下：
以德治国思想
　　“调均”与“更化”。为了社会秩序的稳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董仲舒认为要缩小贫富差别，协调各种社会矛盾，提出“调均”的主张。上疏汉武帝，提出限制私人占有土地数额，限制豪强兼并土地，不允许官吏与百姓争抢利益，盐业、金属业都由百姓自己掌控，除去奴婢制度，降低赋税，减少徭役，让人民休养生息，减少民力消耗。董仲舒吸取秦灭亡教训，为了缓和地主阶级和农民的矛盾，提倡德治，革除秦时弊政，进行“更化”。他的“更化”思想，就是以儒家的礼义仁德来限制对人民剥削，维持和巩固汉王朝统治。他认为，严刑峻法给国家带不来稳定的统治秩序，不能维持和巩固政权。他提出，实行礼义，布施仁德的政策，以德治为主，重视“教化”，主张用仁德代替严刑。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董仲舒建议汉武帝实行的统治政策和治国思想。所谓“罢黜百家，表章六经”“推明孔氏，抑黜百家”指的就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在进一步强化中央集权上，儒家的仁义思想和君臣伦理观念与汉武帝所面临的形势和任务相适应。于是，思想领域，儒家取代了道家的统治地位。太尉窦婴、丞相田蚡荐举儒生王臧为郎中令、赵绾为御史大夫，褒扬儒术，贬斥道家，实行改革。元光元年（前134年）汉武帝召集各地贤良方正文学之士到长安，亲自策问。董仲舒在对策中指出，春秋大一统是“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现在师异道，人异论，百家之言宗旨各不相同，使统治思想不一致，法制数变，百家无所适从。他建议，“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董仲舒提出的适应政治上“大一统”的思想统治政策，很受汉武帝赏识。
　　道德教化与个人修养。人才需要加强自身的道德修养，董仲舒认为善和恶两种道德品质都在人身上辩证存在，“天两有阴阳之施，身亦两有贪仁之性”。而人性中的善在潜藏的状态中，必须经过教育加以唤醒，“性有似目，目卧幽而瞑，待觉而后见。当其未觉，可谓有见质，而不可谓见。今万民之性，有其质而未能觉，譬如瞑者待觉，教之然后善”。所以董仲舒对人性看法的经典表述是“天生民性有善质而未能善”。因为人的善性没有被激发出来，所以要靠帝王去教化“为之立王以善之”。这与荀子“化性起伪”的说法是一脉相承的。在明确善恶观念的基础上又受到道家影响提出要克制欲望加强精神修养，“仁人之所以多寿者，外无贪而内清净，心平和而不失中正”。同时，要在日常生活中“目视正色，耳听正声，口食正味，身行正道，非夺之情也，所以安其情也”，通过日常礼仪，训练人们对伦理道德的感性认知能力。
以德治国思想现实意义
　　“调均”思想不仅在历史上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在今天也有合理的价值，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有机成分。对“调均”思想的现代性阐释，为我们如何鉴别优秀传统文化、如何对待优秀传统文化、如何创造性继承和创新性发展优秀传统文化，都有示范意义。从文化价值论的角度看，任何优秀传统文化都要通过创造性诠释，赋予新的时代内涵，才能为我所用、为今所用，发挥正面价值。
　　值得特别强调的是，作为优秀文化的“调均”思想，是在“更化”的治国理政方略引导下形成和发挥作用的。这个“更化”而“调均”的思想文化传统，颇具革新精神，在于不是简单地全盘抛弃否定此前的思想文化要素和价值理念，而是在创造性继承的基础上进行变革、转化，再结合时代条件赋予新的时代精神和价值内涵，从而使“更化”的思想和方略得到创新性发展，使革新精神彰显出新的时代光芒。这种在守正中革新、在创新中发展的思想文化，有利于建立和谐社会，值得我们今天认真总结并汲取经验。
　　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中多次解读春秋笔法中的“夷夏”之分，认为“夷夏”之分更多地强调价值观的选择和践行，认同儒家价值观的就是“夏”或者享受“夏”的待遇，反之，如果是“夏”，却不认同和践行儒家价值观，就用对待“夷”的态度对待。这种观点进一步增加了少数民族进军中原、统治汉族的合法性和合理性。随着董仲舒思想的流行，少数民族主导的政权也以这些思想为指导，认为自己要进行开疆拓土，也要对其他政权的“不行德政”进行征讨。辽金和宋之间关于谁是中国正统的争论，蒙古和满洲在建立元帝国和清帝国时的意识形态论证，都在不同程度上有意无意地使用了“大一统”和“仁义礼智信”等思想。
　　“道德教化”作为国家意识形态的一种制度化推行，其目的就在于使统治阶级的思想成为全社会的主导思想，从而维护社会秩序的稳定。在有阶级存在的社会形态中，国家必然充当着教化实施的主体，而教化的内容便是各种社会规范，这样便会造成两种结果，一是个体接受教化的内容而成功地进入到特定的社会生活中，接受“道德教化”是成功进入特定社会生活的通行证，接受“道德教化”就是个体对社会成员资格的获取。
　　董仲舒提出的“道德教化”思想对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和国家治理体系的建设产生着重要的现实意义。董仲舒注重德治和教化，强调政治家的责任和义务，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和国家治理体系的建设提供了有益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