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玉梅
　　1977年2月8日，农历腊月廿一，我的母亲去世了。母亲的离世，让我陷入深深的悲痛之中，那个冬天成为我生命中最无助、最寒冷的冬天。对于母亲的去世，我的悲痛心情已经难以用语言表达，然而这之外，我还面临着一场更为严峻的考验与艰难抉择：传统观念与移风易俗。
　　1976年底，夏津县修建的火化厂竣工了。1977年1月21日，夏津县委发出文件：1月、2月集中进行殡葬改革的宣传，3月1日起，逝者均要实行火化。
　　数千年来形成的木棺土葬习俗，在广大农村中根深蒂固。所以，要想改变这种习俗确实很不容易。实行科学文明的火化形式，当时人们从思想上还很难接受。甚至个别老年病人害怕火化，竟想提前结束生命。母亲在火化宣传发动阶段去世，还没有到实行强制火化的日期。如果按传统方式土葬，谁也不会有异议。但是，县委对实行殡葬改革已有专门文件规定，移风易俗宣传已经全面展开。在这个时候，我身为领导干部，如果我的母亲仍然实行木棺土葬，必然会对全县推动殡葬改革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可是，如果带头实行殡葬改革，我又将面临族人和亲戚的责难，人们会不会在背后指指点点？处在进退两难境地的我，几乎要崩溃了。
　　困难之中，我感受到了来自同事们的温暖，他们默默地陪着我，给了我巨大的支持。经过极为矛盾的心理斗争，我最终冷静下来：我是共产党员，又是县委领导班子新成员（我从1977年1月起担任夏津县委常委），从全县移风易俗的大局着想，必须率先垂范，勇开新风之先，勇于站在科学文明的一边，不应该向陈规陋习妥协。相信随着时代的发展和进步，人们迟早会理解并支持科学文明的殡葬方式。这是大是大非问题，绝不是个人感情和家庭的小问题，思来想去我痛下决心，带头实行火化。
　　我的决定得到了哥哥的支持。哥哥是个明白人，毕竟他在省城济南工作，更容易接受新生事物。更何况我们兄妹情深，他很理解我的心情，积极鼓励和支持我的正确选择，使我坚定了信心和决心。
　　我同哥哥一起向近支族人和亲戚做了大量的说服和解释工作，最终得到了他们的理解和支持。本族兄弟们把母亲的遗体抬上地排车，用自行车拖着奔向县城。
　　从房庄到县城的土路凹凸不平，有22公里，那是我一生中所走过的最漫长的一段路了。那天，北风呼啸，一次次吹落我的泪水。哪怕一次微小的颠簸，于我而言就是一次揪心，感觉对不起母亲。
　　母亲那慈祥的笑容似乎又浮现在我的眼前，母亲那温暖的双手似乎又在抚摸我的面颊，母亲那亲切的召唤似乎又萦绕在我的耳边……慈母最大的心愿是女儿有一个好的归宿。年满24岁的我，在当时的农村已属大龄姑娘。直到她弥留之际，我的婚姻还没有着落，竟让她老人家带着未了的牵挂离开了人间。想起这些，望着地排车上母亲的遗体，我禁不住一次又一次哽咽着。我知道，母亲的在天之灵一定会理解我，一定不会怪我，一定会支持女儿的选择。
　　途中我绕道到县委办公室作了汇报，就急忙向火化厂赶去。县委书记辛庆林得知消息后，推出自行车与办公室的李东庆冒着寒风，急忙赶到火化厂表示慰问。他说，你们兄妹克制自己的感情，为全县推动移风易俗、实行殡葬改革带了个好头。
　　就这样，我母亲成了全县火化第一人。
　　（选自作者著《马颊河的女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