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宽云
　　上世纪80年代初，在我的老家——运河岸边偏僻的仓上村，有了第一台电视机。那几年，每到除夕夜，这户有电视的人家比娶媳妇还热闹，屋里挤个满满当当，他们只好把电视挪到屋外的窗台上，但院子里还是容不下一村子的人。
　　1986年，村里又添了几台电视机。这一下，爱看电视的人可以分流了。当年的除夕夜，这几户有电视的人家早早地就迎来了好多乡亲，大家边欣赏“春晚”边守岁，那真是再惬意不过了。
　　不料正在兴头上，意外出现了。由于除夕夜临时灯太多，用电量大增，导致电压过低，电视不出图像了。这太扫兴了，有些人恋恋不舍地回家去了，有些人还不死心，四处打听谁家能看电视，最终发现村里辈分最大的李大坤家，因为事先准备了调压器，电视还能正常收看，于是一窝蜂地拥到这家。
　　大坤老人的屋子里本来已经座无虚席了，但有三个半大小子抢在人群之前进屋一瞧，还是发现了“新大陆”，向大坤老人龇牙笑道：“好爷爷，今儿晚咱就别那么多讲究啦，叫我们几个坐窗台上吧？待会儿拜年，孙子们给你磕个响头！”见大坤老人一笑，三个小伙子也顾不上脱鞋，将坐在炕沿的人一扒拉，蹬着炕沿，一个前扑就坐到了窗台上。大坤老人理解后来者的心情，就动员大家调 剂 一下：坐在炕上的挤挤挪挪，腾出了几个位置；坐在炕沿上的几个小孩儿把位置让给了大人，大人就抱着他们坐在大腿上；还有几个人坐在与电视平行的木箱上，来个“犀牛望月”——也不怕扭了脖子。这时候，不足16平方米的屋子里，足足容纳了30多口子人，地上站满了小孩儿，能在椅子上坐着的，那就是村干部、族长级别的待遇了，可以说是水泼不进了。这时，人流还在不断涌来，里屋容不下，人们就把门帘撩起来，从堂屋向里观瞧；后面有几个看不见，就登上了锅台。坐在窗台上的三个半大小子见状正在得意，忽听身后有人敲玻璃。原来，窗外有几个人站在板凳上、趴在梯子上想往里观看，但被坐窗台上的人挡住了视线。半大小子们见状，中间的高个就和旁边的矮个调了下位置，还特意把头低下来。大坤老人让他们顺便把气窗打开，又把电视的声音开大了一点，好让屋外的人听见。这一连串的体贴举动，竟引起了一阵掌声。
　　春晚结束，初一零时已过，看电视的人走出里屋，在堂屋和当院里呼啦跪倒一片，七嘴八舌地嚷道：“给爷爷、奶奶拜年了。”三个坐在窗台上的半大小子果真磕了个响头，然后众人带着一串欢声笑语走了。
　　李大坤一家收拾了一下，准备下饺子放鞭炮。这时他们发现：墙上的一面挂镜被挤碎了，锅台的方砖被踩坏了，土炕也被踏出了一个凹坑，好在没塌下去。大坤老人赶紧和了一把泥，先找块新砖把锅台上的坏砖换下来，再把炕上的凹坑抹平，用块三合板盖在上面，总算没耽误烧火下饺子。对于这种损失和麻烦，他一不生气二不埋怨，反倒觉得这都是好兆头：过年不是讲究辞旧迎新吗？不是说岁岁（碎碎）平安吗？除夕夜有这么多的人气，才会有一年的喜气呀！
　　时光如梭，一晃三十多年过去了。一台十二寸黑白电视带来万人空巷的场景一去不复返了，但人们不会忘记那个年代看电视的欢乐时光，更怀念那浓烈而纯朴的乡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