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邢庆杰
　　与先利兄相识，已经28个年头了。
　　第一次和他见面，是1994年的初夏。但在此之前，他的大名已像春雷般在我耳边炸响多日，早有结交之意，只是苦于没有机会。那时，在我老家的那个小县城，有一大批追逐文学梦想的文学青年。一次，县文化馆召开业余作者座谈会，竟然去了100多人，原定于在会议室开会，只好临时挪到了大礼堂。业余作者人数虽多，但文学水平都处于初级阶段，连一个能在省级正式文学期刊发表作品的也没有。在一次会议上，一位文化界的领导承诺，你们好好写，谁要是能在《山东文学》发表一篇小说，我想办法把他调到文化馆，搞专业创作。我们那一批业余作者，大多数是农村青年，还有一小部分虽身在县城，但没有正式工作，都想依靠文学跃上“龙门”的。这个承诺，让我们热血沸腾，点亮了像我这类农村青年的希望。但是，在《山东文学》发表作品，就我们当时的写作水平而言，还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没想到，不久就听一位文友说，国棉厂的程先利在《山东文学》发表了一篇小说。几天时间，消息就传遍了县城文化界，大家见面，几乎都在谈论这件事，这就使我产生了要结识他的想法。但是，文友中认识他的人还不多，问了几个，都与他没有交往。正为此郁闷，他却自己送上门来了。
　　那是1994年的4月份，我由德州地区文联田毅老师推荐，刚刚到禹城市运输公司办公室工作。一天上午大约10点钟，他忽然闯进我的办公室，进门就问，你是邢庆杰老师吧？虽是第一次见面，但我一下子就猜出了他。他留着小平头，整个人干净利落，精神抖擞。我一下子握住了他的手说，程大作家，可算见到你了！当天晚上，他在国棉厂的二食堂摆了一桌，聚集了10多位文友。一场酒喝下来，我们就有了“臭味相投”的感觉，彼此之间再不拘礼。我们认识不久，他就调到禹城市文化馆文学部，有大量的时间从事文学创作和活动。那段时间，虽然我们口袋里的钱很少，但总能因陋就简，弄几个菜，坐在一起“吹吹牛”，谈谈文学，有时也正儿八经地交换着看看作品。那一年年底，我的短篇小说第一次登上了《山东文学》，这极大增加了我的自信，觉得上省级刊物并非遥不可能。我想，这与和先利兄等文友之间的交流不无关系。
　　先利兄长我5岁，正式的场合，我们互称“老师”，当然，这里面夹杂着九成戏谑的成分。喝酒喝到高兴的当口儿，他直呼我的名字，我唤他的小名“利子”。我们经常当面互相揭短、讽刺、挖苦甚至极力贬低打压对方，但在背后，却一直互相维护。尤其是在文学创作方面，都尽力帮助对方。1996年，他有一部短篇小说接到了《岁月》杂志的通知，要求他修改。他放了好长时间，却怎么也找不到感觉，就交到我手里，让我放手来改，算是我们共同创作。我认真地把那篇小说做了修改，把它寄回了《岁月》编辑部。不久，这篇标题为《苦果》的短篇小说就署我们两人的名字发表在《岁月》1996年第10期。
　　1999年春天，我离开老家，来德州工作。我们离得远了些，但每隔一段时间都要聚一下。20多年间，从未断过。这些年，先利兄在工作和生活上，难免有些磕磕绊绊，但无论处于怎样的逆境，他从未离开过文学，也因为文学的熏染和支撑，他看淡了一些世间俗事，风雨过后，潇洒如故。多年来，他一直主攻小说创作，长篇、中篇、短篇、小小说方面都有建树。他最拿手的还是小小说，曾获过文化部的一次征文一等奖，作品被《小说月报》《小小说选刊》《微型小说选刊》等杂志转载过多次。
　　近年来，他又开始涉猎散文创作，收获颇丰。读先利兄的散文，感觉他的作品都是直接从生活中生长出来的，无任何粉饰和雕琢。像《锔大缸》《赊小鸡》《学木匠》《借东风》《打尜尜》《摔瓦屋》等作品，字里行间充满了生活的情趣，而文字背后，无不饱含着人生的哲理，于朴素自然的叙述中，致敬那些一去不返的美好岁月。看罢《油旋》《糖醋鲤鱼》《德州羊肠子》《武汉热干面》《长官包子》《保店驴肉》等与吃有关的篇章，才知先利兄在出没酒楼饭店之间时，也没有忘了老本行，竟一直留意着研究饮食文化。“糖醋鲤鱼的做法是先将鱼去麟、内脏、两腮，收拾干净后，沥干水。在鱼身两面隔2.5厘米各斜切一 刀……（《糖醋鲤鱼》）”他说得头头是道，俨然已经吃成了美食家。而我，只是吃成了胖子。
　　先利兄的这部散文集，分为“往事如风”“爱海泛舟”“人海瞭望”“沧海遗珠”四个部分，共有101篇佳作，每一篇都印证着他的人生足迹和对生命的感悟，是一本饱满而有温度的好书。
　　（本文作者系国家一级作家，德州市作协主席。中国作协会员，山东省作协全委委员、小说创作委员会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