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桥口街依稀保留着“御路”的影子。记者李玉友摄

桥口街一侧树龄600年的古槐。 记者李玉友摄

德州古城“御路”示意图 马惠彬 绘

　　春秋战国时期，德州居齐晋之交，“控三齐之肩背，为河朔之咽喉”，地理位置重要。隋唐以来大运河的贯通，尤其明永乐年间朱棣迁都北京后，德州城在南北水陆运输中的地位更加重要。当时的河南、河北、山东、江苏、安徽、浙江、江西、湖北、湖南等省，都是通过运河或陆路，经德州城向北京运粮。故德州史称“京畿达九省御路”，有了“九达天衢”之誉。
　　“御路”给德州人送来了文明、智慧和财富，给德州城带来了繁荣昌盛。民间所称的“御路”一般是指自德州古城大西门起经剪子股街、顺城街、米市街、过“九达天衢”牌坊、从西关街（今桥口街）西首过运河的这段路。“九达天衢”牌坊就建在米市街、桥口街这两条街的中间。
“九省御路”形成于明初
　　德州城从前有“先有桥口、后有德州”的民谣。意思是说桥口街是先于德州古城发展起来。据德州史志记载：“明正统六年(1441)，德州知州韦景元在小西门（广川门）外、‘回龙坝’附近重修文庙时，挖掘出隋代‘董子读书台’石碑，即在石碑出土处重新修建了董子读书台”。其位置距桥口街不足百米。另外，据民国《德县志》记载：“慈氏寺本在运河西岸，建于唐贞元元年（785）。因该寺主殿房顶所用的瓦出自制陶大家，瓦色光白俗称‘银瓦寺’。元代遭兵燹，明永乐十年（1412）重建”。而重修的“慈氏寺”就位于桥口街的北邻。由此可以看出，至少自隋唐时期，桥口街周围就已经是较繁华的区域了。
　　元代建都北京后，开通了“济州河（汉代称屯氏河，隋朝叫永济渠）”，官府在桥口街东侧的运河上修了桥，这座桥遂成为南方部分地区北上京城的陆路要冲。进出京都的官员、传递诏书谕旨的驿使、赶考的举子、来往的车轿、商贾在此路上络绎不绝。这条路上旅馆、饭店日渐兴盛起来，名闻四方。
　　明洪武三十年（1397），都督张文杰、指挥徐福建起德州砖城。桥口街旁的运河桥翻修成了广宁桥，并在此处修建了德州城的标志性建筑——“九达天衢”牌坊，使这段通往京城的“御路”名震天下，德州自此获得了“九省御路、神京门户”的美称。
　　桥口街因它地处“御路”的西端，是进出德州城的咽喉。清雍正十二年（1734）德州运河北段改道西移后，德州的综合性码头便落户于桥口街西首，这里随之快速地发展起来，从而获得了德州“西关”的街名。
　　据民国《德县志》载：“雍正十二年（1734）该河西移，浮梁亦随之而移，故至今西关渡河处，名浮桥口。”文中的“浮梁”指原在小西门外的“广川浮桥”，它随着运河的改道，也被移到了这条“御路”上，建在桥口街西头的运河上。
　　正是因为这条“御路”和水路的交汇处有了这座浮桥，桥口街才很快形成了各种设施齐全的商业网点和服务网络，其繁华程度才达到了历史顶点。当时的桥口街西头的运河里“舳舻蔽水，辐辏舟舫，舟樯如林，百舸争流”；沿河的商业街上饭馆、商铺、磨坊、客栈鳞次栉比，来往行人摩肩接踵；码头周围盐厂、糖坊、煤场等一家挨着一家。“御路”上，官员、商贾车来车往忙碌穿梭，路两侧皆是板搭门的店铺，仅大车店就有六七家，磨坊就有十余家，各种商业店铺比比皆是。可说是人声嘈杂、语笑喧阗、车水马龙，一派繁华热闹、欣欣向荣的景象。
漕运衰铁路兴“御路”亡
　　清咸丰五年（1855），因黄河在河南铜瓦厢决口，黄、淮、运河交会处的河口被淤塞，运河漕运开始步入衰落期；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运河漕运全线停止。
　　1908年修建津浦铁路时，在桥口街的东头将“御路”截断。为了该路畅通，官府在现天衢路铁路地道桥南侧的桥涵处，修了个“单孔桥洞子”，使这段“御路”在剪子股街和顺城街中间向西拐，经大、小竹竿巷、董子读书台，在现“天衢路运河桥”处与桥口码头南端衔接，构成了新的“御路”段。但“御路”繁华不再。
　　1912年，津浦铁路全线通车，运河里的客运全线停止。1942年前后，侵华日军修建石德铁路期间，在今天的天衢路运河桥处建了座木桥。1946年德州城解放后，运河码头开始南移，桥口街成了居民区。
　　随着城市建设的飞速发展，“九达天衢”牌坊于1952年前后被拆除；上世纪70年代末，广宁桥拆除；随后顺城街、剪子股街也在城市建设中消失了；2013年米市街危房改造，这段“御路”也消失了。往昔繁华的“御路”只剩不足两百米的桥口街段遗迹了。虽然那些古色古香的民舍不见了，但仔细辨认还能看出当年的痕迹；虽然那些磨坊、大车店和板搭门的商店不见了，但他们的方位还印在人们的心中，古老的大槐树还在，老枣树还在。
□马惠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