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些天，我去了一趟贵阳。在那里听到了一件新鲜事，贵阳市政府有关部门召开价格听证会，将出租车起步价由原来的10元下调至8元。对此，出租车行业几无异议，老百姓更是交口称赞。
　　说它是“新鲜事”，是因为时下的听证会几乎成了 “涨价会”——某项价格调整上涨，开个听证会，听取社会各界的意见，这似乎是政府有关部门涨价的 “前奏曲”。降价也开听证会，贵阳市此举前所未闻，岂不 “新鲜”？虽说仅仅是2元钱的降价幅度，但它毕竟走出了国内诸多听证会 “逢听必涨”的怪圈，打破了听证会单一呈上走向的格局。
　　我在与贵阳市出租车驾驶员闲聊中得知，该市的出租车起步价之所以下调，大体基于这么两个因素：一是贵阳地区的生活水平相对低于像北京、上海那样的大都市， 10元的出租车起步价显然过高；二是贵阳乃至贵州省周边地区的出租车起步价都低于10元。贵阳市政府尊重实际，尊重民意，通过听证会的行政程序，适度下调出租车起步价，不仅彰显了 “执政为民”的行政理念，也是其 “依法行政”的一个徽识。
　　“执政为民” “依法行政”不止是口号，它不能停留在宣传鼓动的层面上。按照现代行政学的说法，政府必须在法律的框架内行使权力，尽最大努力、以最大限度为民众谋福利。而听证会便是政府部门践行 “执政为民”“依法行政”现代行政理念的载体。
　　如何让价格改革更得民心，在一定程度上起到社会财富再分配的功能？答曰：政府决策部门应该更加贴近地区的实际，更加充分听取公众的呼声和意见。□沈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