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数千年的世界文明史上有什么跨越不同国家、民族和历史时期反复出现的经济现象，通货膨胀毫无疑问应名列其中。中国人与通货膨胀的“交情”也堪称源远流长，关于“物重钱轻”的记载不绝于史，而且往往与社会动荡联系在一起。东汉末年董卓之乱，就曾出现了“谷石数万”、“谷一斛数十万”的情形，蒙元和民国时期更发生了天文数字级的超级通货膨胀。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通货膨胀一度淡出国人的生活，计划经济时期中国的通货膨胀率几乎可以忽略。1951年至1979年间，我国消费价格总水平涨幅不足20%，年均涨幅不足0.7%。与改革开放相随回归的是通货膨胀，30年来，大致形成了3轮较大的通胀浪潮：1979年至1985年，通货膨胀开始展露峥嵘；1986年至1989年，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以上年为100）依次为106.5、107.3、118.8和118.0，一度出现超过18%的消费价格指数年度涨幅，触发了横扫全国的抢购风潮；1992年至1996年，消费价格指数依次为 106.4、114.7、124.1、117.1和108.3。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之后，中国通货膨胀压力显著减轻，1997年至2006年间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不曾达到104，其中还有数年低于100，1998年至2006年消费价格指数平均仅有101.1。然而，置身于开放经济环境下，中国终究不能免于全球性通货膨胀压力的输入，2007年下半年以来，国内通货膨胀陡然提速；直至2008年上半年，政府经济管理部门将通货膨胀列为要对付的头号大敌。
　　这本《反通胀战争》不在于提供一个高度理论化的阐释，而是用通俗的笔法记录历史上和这一轮全球性通货膨胀，对通货膨胀的来龙去脉作出通俗的解读。书中所提“结构性通货膨胀”提法之争，研究者当然可以去争议这个概念是否准确，我从中看到的却是政府希望引导公众预期、力图避免奔腾式通胀预期“自我实现”的苦心，至于这种引导方式得失成败如何，那是另外一个问题了。
　　市场风云变幻确实迅速，当这本书稿摆上我的案头时，财经媒体上已经一片“全球通胀见顶”之声了。不错，在发达国家经济增长减速导致需求下降、美元反弹、部分从事投机交易的机构投资者垮台等因素的共同作用下，今年7月以来，国际大宗初级商品市场已经发生了急剧的转折。
　　2008年头6个月，商品市场的表现还是35年以来最好的 （换言之，也就是35年来投机最为炽烈的），价格大涨了29%；到了7月，商品市场的表现就一变而为28年来最糟的了，一个月便暴跌10%之多。2月27日，路透商品指数（1931.9.18=100）为2958.30点，10月6日只有2295.00点，下跌22.4%；2月27日，道琼斯商品指数（1974.12.31=100）期货和现货指数分别为212.68点、425.03点，10月6日分别只有150.86点和316.51点，跌幅分别为29.1%和25.5%。以铜、钛而论，2月27日，伦敦金属交易所A级铜上午市现货结算价为每吨8516.0美元，10月6日为每吨5706.0美元；在此期间，伦敦战略金属市场上鹿特丹仓库交货99.6%海绵钛现货价格从每千克10.00/12.00美元降到了每千克8.00/10.00美元。在此背景下，加之次贷危机冲击日益显露，在“治通胀”和“保增长”两极之间，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的基调已经向“保增长”方向做了一点微妙的移动。
　　然而，且不提即使这一轮通货膨胀压力已告终结，也不表明对以往通货膨胀的记录丧失价值；且不提在较长时间跨度上通货膨胀必将一次又一次重演；就是这一轮通货膨胀究竟是否果真已经结束，也未可轻易断言。由于存在价格管制和进出口管制，国际市场价格的下跌并不能与中国国内通货膨胀压力消减完全同步，因为，即使在国际大宗产品价格已经大幅度下跌的当前，中国食品和能源价格在国际上仍然处于洼地。特别是粮食，国际市场价格往往是国内价格的三四倍之多，以至于去年以来向国外走私出口粮食的案子猛增，各处海关屡屡打破查获粮食走私案规模的纪录。
　　而且，次贷危机固然导致全世界巨额金融资产灰飞烟灭，按照日本《每日新闻》10月11日提供的数据，去年以来全球金融资产损失高达2700万亿日元（约合27万亿美元），但世界各国在次贷危机中的大规模注资救援和降息等操作已经向市场上投放了巨额货币。从去年9月15日雷曼兄弟公司垮台至去年10月13日，短短不到一个月时间，仅西欧国家的救市计划总额就高达2万亿美元，更不用说还有美国高达成千上万亿美元的救市计划了。在未来一定时期，各国政府和中央银行当下注入市场的所有这些基础货币必将发挥推动通胀的作用；我们即将面临的未必会是通货紧缩，而更可能是滞胀。无论是决策者，还是普通的市场参与者，或是作为消费者的普通公众，对此都不可不察。 梅新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