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是中国竞技体育无限风光和荣耀的一年，唯独中国足球一步步下滑，让球迷心碎，招万民责难。从各支国字号球队“四大皆空”，在世界赛场上的全线溃败，到武汉俱乐部中途退出中超联赛的奇闻，加上职业赛场上赌球、假球、暴力事件的屡屡上演，再到青少年足球人才队伍的急剧萎缩，引发了外界对中国足球职业化改革成败及中国足球发展态势的广泛讨论和深度反思。近期，新华社记者奔赴武汉、北京、山东等地，采访了相关足球俱乐部、专家学者及体育界人士，以期查找中国足球乱局的根源，探寻今后的改革发展之路——
　　本年度的中超联赛在寒风中，或许在一种求之不得的情绪中落幕。但这一次，继续将头埋进沙堆里试图度过严冬，恐怕不容易了。中国的足球再不改革，以后连 “猫冬”的机会都很难再有。
　　对于诸事不顺的中国足球圈来说，武汉足球俱乐部中途退出中超联赛，无疑是今年中国足坛最具爆炸性的新闻事件。这支曾获得中超联赛杯冠军荣誉并声称打造百年俱乐部的中超劲旅，竟然选择以 “自杀”的方式退出联赛舞台，令人震惊，其背后的深层次原因耐人寻味。
　　近日，武汉足球俱乐部董事长沈烈风、总经理徐志强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讲述了退赛的幕后故事，虽是一家之言，对我们了解中国职业足球现状仍有所启发。

　　“武汉俱乐部本来雄心勃勃，但身不由己”

　　9月28日武汉光谷队与北京国安队的比赛中，武汉光谷队的李玮锋与国安球员路姜发生冲突，主裁判将路姜出示红牌罚下。30日，中国足协对李玮锋追加处罚，停赛8场，罚款8000元。10月1日一早，徐志强和李玮锋赶赴北京寻求申诉未果。当天，武汉俱乐部宣布退出中超联赛。
　　徐志强说： “李玮锋违规应该处罚，但中国足协的处罚过于严厉，让俱乐部今后没有生存的空间。更关键的问题是，处罚程序极其草率、极不公正。”
　　他提出，首先，当值主裁判没有认定李玮锋的犯规行为，比赛监督的报告中也没有李玮锋犯规的相关记录，而足协有关负责人当时正在日本出差，并没有正式召开纪律委员会全体会议，仅通过通信的方式就武断地认定李玮锋的犯规行为并作出处罚，这是很不严肃的。
　　沈烈风对新华社记者说： “俱乐部这次选择退出，实在是非常痛苦的选择。今年以来我们加大了资金投入，本来准备干一番事业，仅引进李玮锋，我们就花了400多万元，没想到没打几场比赛，就不能用了。作为一家小俱乐部，我们感到极其失望。”
　　沈烈风表示，除了李玮锋事件，今年联赛中武汉俱乐部已经受到了一系列不公正待遇， “中国足协执行双重标准，对大牌俱乐部纵容，而无视小俱乐部的权益。在这种极其恶劣的竞赛环境下，武汉俱乐部实在难以坚持下去。”沈烈风说。此外，现在中超联赛的社会形象和商业价值都已差到了极点，投资足球完全是赔本买卖，俱乐部作为一个企业，大量的投入得不到回报，长期下去也无法为继。

　　“要想改善中国足球的环境，就必须从体制上去思考”

　　对于武汉俱乐部的退出，中国足协纪律委员会声称，清除赛场暴力、整肃赛场环境是其重要职责，在任何情况下都坚决反对球场上违反体育道德的行为，对李玮锋的处罚也是适当的。武汉俱乐部的退出损害了球迷、参赛俱乐部、教练员和运动员的利益，给职业联赛带来了无法弥补的损失。
　　济南日报报业集团副总编辑、资深足球记者尹波认为，武汉退出事件如果放在一个成熟的联赛中，错肯定在武汉，因为破坏了游戏规则。但在中超联赛中，足协难辞其咎，其中对李玮锋处罚的程序确有问题，没有严格按有关章程办事，并且不透明。在欧洲足球联赛中，足协要处罚一名队员，要开听证会，并提前公告，听证会的参加人员和结果是向媒体公开的，处罚决定作出后当事人还可以申诉。但中国足协的处罚往往是几个人私下就定了。
　　沈烈风说： “足协不公、裁判偏哨、球员赌球、教练打默契球，这些丑陋现象在中超联赛中非常普遍，已经成为圈内人人皆知的潜规则。武汉俱乐部就曾有3名球员被公安部门查出参与赌球，而俱乐部很多时候对教练和球员的不轨行为是失控的。在这种环境中，武汉俱乐部提出的 ‘阳光、健康、规范’的宗旨某种程度上是一句空话，这是我们选择退出的重要因素。”
　　沈烈风表示，要想改善中国足球的环境，就必须从体制上去思考，重新构建运行机制。
　　武汉光谷俱乐部中途退出中超，凸显中国足球的非职业性。
　　舆论普遍认为，武汉俱乐部和中国足协都有过错，在此次事件中可谓两败俱伤，同时对中超联赛、中国足球、球迷都造成了巨大的伤害。从武汉方面和中国足协方面的“对峙”中起码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就是主管部门和俱乐部方面的矛盾几乎到了不可调和的地步。由于特殊原因，中国的职业联赛并不是由纯粹的联赛组织来管理的，但主管部门和会员机构势同水火却极不正常。
　　□新华社记者赵仁伟 李鹏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