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澳集团鸭产品加工车间

　　编者按 庆云县依托中澳集团这一农业龙头企业，成功探索推出了“中澳模式”，这一模式在带动农民致富、发展现代农业、塑造新型农民、推进新农村建设上发挥了重要作用，收到了切实效果，得到了中央、省、市领导的肯定，受到了广大农民的欢迎，并被联合国列为扶贫开发案例。推广这一模式，对于推动我市经济社会科学发展、和谐发展、跨越发展，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为此，市委宣传部组织联合采访组，赴庆云实地采访，深入了解挖掘有关经验。本报派记者参与采访，形成报道，敬请关注。

　　4月16日，中澳集团董事长张洪波随国家领导去非洲考察，推广“中澳模式”。此前，塞拉利昂一个考察团参观了企业以后，对中澳致富农民的经验赞不绝口，邀请他们前去合作。“中澳模式”被联合国列为扶贫开发案例，在全球推广。
　　何为“中澳模式”？其魅力何以如此巨大？它能否保持强大的生命力？

一条产业化的巨龙，筋强骨壮体健，首尾呼应有力，在市场大潮中呼风唤雨

　　4月18日，记者来到庆云镇一陈村养鸭场，陪同采访的中澳集团养殖公司经理张峰介绍说：“这里属于第六批养鸭农场。刚开始养大棚鸭时，人们还不认可，政府、企业要反复做工作。现在，人们看到养鸭真赚钱，纷纷申请上大棚。”说话间，他接了一个电话，说是有一个村子请他去考察建棚地址。
　　农民如此“上赶着”要为企业养鸭子，是因为他们深知“中澳模式”好。中澳集团成立于1998年，历经多年的努力探索，在国内首创了以“1235”为核心的“公司+标准化农场+农户”的订单养殖模式：“1”是指一个龙头，即以集团为龙头；“2”就是“两高定价、农企双赢”，即高价赊销鸭苗、饲料、药品和高价收购农户的商品鸭；“3”就是 “三赊销”，即公司与农户签订订单合同，公司向农户赊销鸭苗、饲料、药品，公司回收农户的商品鸭，实行保护价收购，无论产品走俏还是滞销，保证收购价格不变，现款结算，化解了农民的市场风险，双方形成互惠互利、共同发展的联合体；“5”就是“五统一”，即公司对广大养鸭户实行统一供雏、统一供料、统一供药、统一防疫、统一回收宰杀的服务。这就是“中澳模式”。去年7月1日，中澳集团又推动成立了全国首家养鸭专业合作社，“公司+标准化农场+专业合作社+农户”丰富了“中澳模式”，扩大了农民与企业对话的平台。
　　实践证明，“中澳模式”实现了农企双赢，催生了一条产业化巨龙。农民利益有保障，“龙尾”有力摆起来，仅庆云就有10多万农民从事肉鸭养殖及相关产业，5000多名员工从事肉鸭加工；企业生产原料有保障，“龙头”高高昂起来，中澳集团由一个作坊式的养殖场发展成为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肉鸭存栏和年加工量达到5000万只，居全国第一；标准化农场显威力，“龙身”迅速壮起来，养鸭农场发展到380多处。

一条环环紧扣的金链条，以利益为纽带，契约化合作，标准化生产，集约化经营，把农场变成了企业的车间，农民变成了企业工人

　　庆云镇王知县村过去是个养鸡专业村，由于组织化程度低、防疫不到位等原因，风险很大，有时一棚鸡赔一万多元。2002年，他们与中澳集团合作，改养大棚鸭。养鸭农场场长王怀志说：“这可比养鸡安全省心多了。不会建大棚，中澳集团帮我们搭建。没有钱建大棚，公司就出面协调银行贷款给我们。鸭苗、饲料、防疫药品全部由公司赊销，我们不用拿现钱，还派专车送到农场。公司有技术员专门指导喂养防疫。卖完鸭子，3天内准能结账领钱。可以说只要能干活，就能养鸭赚钱。村里也有搞其他买卖的，但像养鸭这样风险小、难度低的生意还真没有。”
　　显而易见，过去农民闯市场最常遇到的无门路、缺资金、缺技术、缺销路等问题，“中澳模式”予以一一化解。农民抗击市场风险能力很弱，中澳为其撑起保护伞，让他们在近乎“零风险”的条件下进入市场。这一切具体是怎样实现的呢？
　　模式的独创和突破之处是在农企合作的契约化上特别有效。“两高定价、三赊销”，用利益和合同将企业与农户紧密联结为一个整体。东西歪村养殖农场农户张连科说：“高价赊销让养鸭成本变高，市场上鸭价即使比公司高，我们去卖也不合算，公司按合同价高价回收，却使我们旱涝保收，不按合同办那不是傻吗？”公司副总裁张长景分析道：“通过高价赊销生产资料，高价回收产品，实现了养殖业的契约化生产。农企双方形成了互相制约、互信相依的利益共同体。鸭棚就是企业的车间，企业就是鸭农的市场。”
　　模式的难能可贵之处是在生产管理的标准化上格外到位。“五统一”克服了制约农牧业发展的标准化程度低的问题。所有养殖农场都配有专职技术员，公司技术部实行统一垂直管理。方方面面的标准、规程都严格统一、载入合同。比如，成鸭销售前7天禁用什么药、13天前禁用什么药，都严格按合同执行，技术员进行专门监督。就是连取暖的炉子，也要统一。在公司养鸭实验场，技术员王秀环指着鸭棚里的取暖炉说，一开始，鸭农自制的取暖炉各式各样，有的不省煤，有的排烟不畅，导致鸭子煤气中毒甚至鸭棚失火。为解决这一问题，公司派出十几名员工，到东北等地取经，然后通过几十次试验，制造出了现在这种既省煤又安全的炉子，并在养鸭户中统一推广。公司董事长张洪波分析道：“中国农民的分散养殖习惯是家禽业发展的致命弊端，非常难以改变，导致了产品品质质量根本无法保证。即使在‘公司+农户’的模式下，双方只是利益纽带，中间的防疫、养殖等标准不可控，导致药残、品质等方面的隐患，一旦遭遇大城市或国际市场的技术壁垒就往往面临灭顶之灾。而我们通过标准化养殖农场建设，把养鸭变成企业整个产品流水线上的一个环节，从根本上消除了这一弊端。”
　　模式的直接效果是提高了农业生产的集约化。一个鸭棚，集中了农村的人力、土地资源，企业的资金、技术、市场资源，产出了比传统经营模式高得多的效益。鸭农刘学斌给我们算了一笔账：“一个鸭棚占地二亩，如果是种庄稼，一年毛收入最多三四千元。一棚鸭子一年下来纯收入最低20000元。”
　　模式之所以成功的重要保证是龙头企业的管理创新、服务创新。公司把鸭农的困难变成改进管理与服务的契机，借助 “发现问题——反馈信息——解决问题——改进工作”的机制，实现了管理精细化、服务保姆化。以前，鸭农向中澳公司出售成品鸭，需邀请亲朋帮着把鸭子抓到鸭笼里，由于不够专业，既费时又很容易把鸭子抓伤，而伤残鸭的收购价格特别低，鸭农还需花一二百元招待帮忙的亲朋，利益受到多重损失，而公司由于鸭子伤残率高也受到损失。针对这一情况，公司创造性地组织了几支专业抓鸭队，免费为鸭农抓鸭子，抓一棚鸭子用时由一个半小时降到半小时，产品合格率由88%提高到98%。因鸭子合格率提高，公司在付出抓鸭队的各种成本后，每年还可增收500万元，并帮助一部分青壮年就业增收，一举多得。

一艘在万船竞进中始终领先一个身位的巨轮，抗风迎浪，承载起众多的寄托和期望

　　4月17日，我们采访集团负责人。问道：“中澳集团作为龙头企业，实际上代农民担起了风险。万一你们经营不下去了，鸭农们不就破产了吗？”一位副总回答说：“只有倒下的企业，没有倒下的行业。只要我们始终走在行业前列，就不会倒下，农民的利益也就有保障。”
　　中澳集团积极探寻建设百年名企的路径，打造最能抗风浪的禽业航母。
　　敢为人先，勇于创新，总要比别人领先半步。他们把今年设为制度年，成立三个制度部，创新各种工作流程、规范、操作模式。在禽流感未爆发前，就对应对措施进行了提前谋划，把防疫作为企业的生命，实行最严格的防疫制度，结果在禽流感击倒一大批竞争对手时，中澳却乘机崛起，把危机变成机遇。在国家正式推出农业保险前，中澳就提前为鸭农投保。在很多企业对争取“全国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视为畏途或根本没有意识时，中澳人就锲而不舍地跑部进京，靠着一股子韧劲和拼劲，终获成功，成为我市各县市区中第一个夺得这一称号的企业，赢得了与大企业合作的资本与底气。目前，与中澳合作生产饲料的东方希望集团、加工羽绒产品的浙江三弘集团都是国内同行业的前三名。
　　做就做最强，当就当老大，努力抢占行业制高点。集团积极往上延伸产业链，在利润丰厚、市场广阔的鸭种繁育领域频挥大手笔。与欧洲50强企业之一的法国古尔蒙公司合资经营曾祖代种鸭场，项目建成后，将是全国第一个引进国外曾祖代鸭的项目，中澳也将因此抢占行业发展新的制高点。现在他们又积极争取设立国家肉鸭工程技术研发中心，一旦成功将成为行业标准的制定者，取得更大的话语权、控制权。同时，他们努力打造知名品牌，提升市场占有率、品牌美誉度。目前，集团肉鸭产品已经占据了北京市场份额的30%，成为北京市场的定价风向标。
　　良好的发展环境，是企业健康成长、做大做强的“阳光和空气”。庆云县在环境建设上的不遗余力、创造创新保证了龙头企业不断壮大。“中澳集团的成功离不开社会各界的支持和帮助，庆云县几届领导班子都对公司发展倾注了心血。”张洪波说。中澳大规模养鸭之初，县里专门成立了指导委员会，协调用地、贷款等问题，帮助企业对农民进行宣传、发动。后来，在招商引资被列为“天字号”工程的情况下，县领导拍板，对一个有可能影响肉鸭防疫的肉鸡宰杀项目忍痛放弃。县农业产业化委员会副主任、畜牧局局长苗华升去年遭遇车祸，右臂受伤，至今仍然只能用左手和人握手。即使如此，4月18日他仍到中澳集团商量举办畜牧研讨会的事。他对记者说：“各相关部门积极扶持龙头企业发展，已经成为习惯。我们帮助中澳制定了《肉鸭养殖农场标准化生产技术要点》，帮助企业取得了北京、上海、长春等城市的市场准入证，如果仅仅依靠企业自己，这些事做起来很费事。这一类的事儿，太多太平常了。”
　　中国社会科学院畜牧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刘玉满说：“畜牧业生产只有实现规模化、标准化，才能实现流通环节的批量化、市场化。“中澳模式”把农民集中到标准化养殖农场、组织进产业化链条中间，向农业标准化生产迈进了一大步，更符合中国国情，代表了正确的前进方向。”
　　□本报记者 刘同江 本报通讯员 高丽霞 徐洪义 赵洪堃 张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