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云亭
　　七七事变后，由于国民党军队实行不抵抗政策，日本侵略者便沿津浦铁路和平汉铁路向南进犯，长驱直入，气势汹汹，在较短的时间内就占据了河北、山东等铁路沿线地区。日军每到一地，烧杀掳掠，奸淫妇女，无恶不作。汉奸、土匪、散兵杂团也趁机作乱，致使劳苦大众处于水深火热之中。
1938年11月建立韩寨村党支部
　　共产党员韩哲一，在东北三省目睹了日寇的残暴行径，决心抗日救国。1937年秋，他回到了自己的故乡——禹城县（现禹城市）十里望（现为回族镇）韩寨村。他首先找到了中共禹城县委委员王克寇、杨中一，与党组织接上了关系。随后，他在韩寨、高庄等村宣传进步思想，发展党员，播下了革命的种子。
　　韩哲一，回族，原名韩同臣、韩宝华，1914年7月出生，1932年10月被派往苏联学习并参加革命，1933年加入共青团。1934年6月在黑龙江被捕入狱，1937年6月出狱。1938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国家计委副主任、国家经委副主任兼国家物资供应总局局长，上海市委书记、副市长，第七届全国政协常委、经济委员会副主任等职，2011年7月7日去世。王克寇，禹城市莒镇人，1915年12月生，1944年在对日伪作战中牺牲。杨中一，禹城市房寺镇人，1903年生，新中国成立后曾任河北省人民政府监察厅副厅长等职，1963年3月病逝。
　　1937年冬，韩哲一奔赴冀鲁豫边区工作。根据上级指示，他利用特殊身份不断回韩寨发展巩固这一阵地。经过一段艰苦的工作，1938年11月，在共产党员朱儒、韩宪亭组织领导下，禹城一区区委和韩寨党支部先后建立。朱儒任区委书记，韩同训任党支部书记。区委驻地设在车站秦老庄，党支部设在韩寨小学。为了搞好统战工作，韩寨党支部吸收了几名上层人士为党员，其中有韩同成（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中央民族歌舞团党委书记）、韩襄臣、韩伯英等。1939年3月，鲁西北特委指示，禹城一区区委与韩寨党支部合并，建立津浦铁路地区工作委员会禹城分会。朱儒任书记，韩宪亭任组织委员，韩伯英任宣传委员，韩来荣任青年委员，韩荣亭任交通委员。1940年10月，鲁西区委决定更名为津浦铁路地区禹城县工作委员会，简称“铁路工委”，朱儒调离，赵毅任书记。此后，庞均、王琳亦先后任工委书记，其他成员也有所变动。“铁路工委”建立后，敌伪政权也层层建立，县以下设区公所、乡公所、村公所。他们修筑围墙，驻扎军队，然后便向百姓征敛苛捐杂税，人民群众困苦不堪。
1939年春设立韩寨地下交通站
　　为了搞清敌伪据点的兵员部署、武器装备、军事设施及军事动向，并及时向上级汇报，1939年春，分工委决定建立韩寨地下交通站。韩清泉任站长，站址设在他家。分工委认为，交通站是一个秘密组织，必须严格管理。一是由分工委直接领导；二是党员之间实行单线联系，决不允许发生横的关系；三是交通员要选择可靠人员。
　　笫一任交通员是老贫农蒋德茂。他为人忠厚老实，办事缜密稳妥，无土地家产，每年绝大部分时间用独轮车推着老年人走亲戚，挣点小钱糊口，常年往返于平原、临邑、禹城的村庄，地理环境比较熟悉，而且又不易被敌人注意。交通站就利用他这一有利条件，把这项任务交给他。他对工作认真谨慎，把重要文件巧妙地藏在车轴中间的空心处，往返于平原、临邑、禹城等交通站。他担任交通员1年多，从未出现过差错。
　　交通站的秘密信件，一是来源于上级组织，二是来源于其他交通站。韩寨地下交通站的工作范围是济南、茌平、临邑、禹城车站及平原腰站。
　　1941年5月的一天，日军百余人突然开进韩寨，勒令韩清泉（公开身份是伪乡长）、韩荣亭（公开身份是伪乡丁）、韩翔舞（公开身份是伪连长）来说话。3人到齐后，日军翻译说，皇军请你们到宪兵队去一趟。随后，不由分说就把他们押走了。开始，工委成员和全体党员对情况不详，有点坐立不安。随后，通过地下组织了解到，敌人对韩寨的革命活动未拿到真凭实据，只是想进行敲诈和威胁捞取点线索。敌人对他们软硬兼施，引诱不行就严刑拷打，但他们表现了共产党员坚强不屈的气概，始终没有透露半点党的机密。半月后，经组织营救，他们得以脱险。
交通员常以作小生意为掩护
　　1941年至1943年期间，在铁路工委领导下，建立了青年抗日先锋队，由唐德昌任队长。他们的任务是破坏敌人的交通和通讯。有一次，在交通委员韩荣亭配合下，青年抗日先锋队一夜之间就掐掉敌人电话线300多米，使敌人通讯中断。他们还在庄稼地里踩成小道，使敌人误认为此处有大部队经过，消除他们对附近村庄的怀疑。青年抗日先锋队还动员青年积极参军，并通过交通站向外输送。3年多的时间里共输送兵员20多人，如韩寨的韩同富、韩在瑜、周廷甲、范吉德，窦王村的韩同德等。输送学员10余人，如韩寨的韩曙光、左士安，金庄村的金在安等。
　　在此期间，由于敌人的封锁，交通站的工作难度增加了，其重要性也增加了。不仅对敌人的情况要及时汇报，而且上级指示也要及时取回来。因此，又先后吸收了韩同林、何云富、韩同龄、韩东明4人担任了交通员。韩同林以卖小百货为掩护，来往于秦老庄、济南和韩寨之间。秦老庄党支部受铁路工委领导，秦吉明（后改名龙光成）任党支部书记。秦的父亲是大商业主，在车站开煤厂、粮栈，与敌伪联系较多，对日本宪兵队和警备队的兵员、武器装备及军事动向等均有所了解。所有这些情况都由韩同林传递出去。韩同林还与济南馆驿街交通站有联系，相互传递密件。何云富、韩同龄、韩东明3人分别与平原腰站、沙庄等交通站相联系。对方联系人有王金才、马和、韩光明、沙永凤等。他们常以串亲戚、做小本生意为掩护，有时拿着假账本赶集以讨债为名，有时以交换褡裢的方式交换密件。有一次，鲁西北领导发给韩寨党组织4支短枪，让交通员带回来。他们用独轮车，装了两筐鲜桃，把枪藏在底下，以贩运鲜桃为掩护，把枪顺利带到了韩寨。
日伪处处设卡盘查，险象环生
　　1943年春，党组织派何云富、韩东明两人去平原腰站送情报。他俩推着一辆小车，打扮成做买卖的就出发了。为了避开程荆璞、邓歇臣、刘宝忠等伪杂团的盘查，他俩绕道铁路东行走。当走到平原城东官庄时，被日本特务发现。敌人怀疑他俩是共产党的密探，便把他俩带到栾庄区公所，绑到马棚里。一会儿，过来一个人，上下打量他俩，问他俩是哪里来的，干什么的，有良民证吗？他说：“看样子你们像是回民。”“是回民，禹城韩寨的！”他俩回答。那人接着说：“好吧，只要有骨气，坚决不承认，到城里我就有办法。”听话音，他俩觉得这人想救他们，但又不认识他，一时好生纳闷。午饭后，区公所的特务把他俩押到平原城里去，他们看见饭前同他俩说话的那个人，骑着自行车也去了平原。他俩被送到日本宪兵队，锁到一间屋子里。第二天开始审讯，何云富被吊起来，韩东明被绑在椅子上，敌人用皮鞭、木棍抽打他们。敌人边打边哄骗，但他俩始终咬定是干小买卖的。他们虽受了些酷刑，但丝毫未露出破绽，敌人无可奈何。后来，电话铃响了，日军宪兵队长接了电话后说，下午再说。
　　原来在栾庄区公所见到的那个人是所长，回民，叫钱明仁。他出于民族同情心，在何、韩二人被押往平原县城时，提前来到城里，找到了与他要好的白文玉（回民，地下党员），说明了情况，商量营救的办法。一是请钱本人找到任平原县伪县长的伯父，请他帮忙。其伯父给宪兵队打了电话，想从中说情。二是请白文玉的弟弟白文臣（平原西域城铁器铺掌柜）、白文善（平原西域厚清真点心铺掌柜）出面担保。经调停和担保，宪兵队决定先放何云富回家拿500元（伪钞）钱，才能放走韩东明。何回到韩寨，向党组织汇报后，工委决定集资500元，派工委成员韩同儒（白文臣的舅父）送去，韩东明终于被释放了。
交通站时常接到其他接急任务
　　1945年8月15日，日本政府宣布无条件投降，韩寨全村人民欢欣鼓舞，奔走相告。中秋节前，鲁西地区敌工部负责人牛子义交给韩寨交通站一个紧急任务：为解放禹城作准备，掐断敌人电话线。范围是禹城车站至大程段、禹城车站至张庄段。党组织派韩同龄、韩东明两人去完成这项任务。出发前，领导要求，回来时一定要带回4个线杆上的瓷瓶。他俩到了预定地点，爬上线杆，掐断了8根电话线，并卸下带有4个瓷瓶的2根横担，扛了回来。此后，八路军很快靠近了铁路沿线，控制了禹城周围地区。10月下旬，津浦铁路敌占区工委派共产党员韩同营进入程荆璞团三营九连（回民连）作起义动员工作。在禹城武工队的接应下，回民连举行了起义，韩同营任连长，被编入渤海二分区回民支队独立连。随着禹城周围的敌伪据点被拔除和革命形势的进展，韩寨地下交通站的各种活动均由地下转为公开，韩寨地下交通站从此撤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