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炳君
　　那年，距离教师节仅一个多月，我的高中班主任张旭堂老师走了。那天我和同学们来到张老师居住的平房里，心情沉重，默默地忙前忙后。下午，张老师要出门了。我们围拢过来，扶起张老师的灵柩，缓缓移向院外，慢慢抬上灵车……至今，张老师走了已整整10年，我和同学们时不时地想起他，怀念他对我们这些“特殊的人”的那份特殊的感情。
　　我的母校宁津二中是一所普通高中，地处偏远。但上世纪80年代，在广大农村家长和同学心目中，它一点也不普通。因为它最接地气，最能听得进学生和家长的呼声。我们那年的复课班就是应学生的要求，经上级批准筹办起来的，而且从来不把我们这种“夹生班”当成“庶出”，一样的任课老师、一样的纪律要求，而且派出了最优秀的老师任班主任兼数字课。
　　那年张老师48岁，瘦高个，浅蓝色的衣裤洗得有些发白，穿在身上显得有些肥大。他是农民出身，1964年毕业于天津师范大学数学系，是“老三届”本科大学生。毕业后分配到外地一个贫困县支教，一去就是19年。当时，张老师家还种着责任田，3个儿子都在上学。为解决家庭困难，在他的再三请求下，几经周折才调了回来，孩子们就近上学，师母在镇供销社做零工。安顿好一家人后，张老师又面临带好复课班这份重担。我们这个班不同于别的班，极具“特殊性”。首先说是人多。全班80多名学生，把教室塞得满满当当，宿舍里更是人满为患，有着各式各样诉求的学生，经常在张老师门前排起长队。其次是学习基础差。都是当年或上年没有考上的，基础知识参差不齐，层次类别高低不同，需求千差万别，给教学造成相当大的难度。三是心理状况堪忧。这些学生绝大多数是农民的孩子，条件有限，必须在短时间内提高成绩，不然复习无用，家长不满，学生压力很大。再就是复课生常遭人讥讽，自卑心理较重，固执偏激，不易管理。针对这些实际情况，张老师采取了一系列应对措施，“稳”字当先，及时化解并滋润了同学们的心田。
　　张老师给我们上的第一节课看似非常简单，让学生用3种方法来证明勾股定理。这样的题我自觉胸有成竹，不以为然。张老师一眼洞穿了我的小心思，当堂让我站起来作答。之后，张老师说，你这个方法是正确的，但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更不知其三，解题不能会就完事了，重要的是学会方法，拿到“金钥匙”。张老师在传授完另两种方法后说：“基本性的东西看上去容易，但真正掌握却不简单。我们得拿出一段时间来，从基础抓起，打好了基础之后再向深层次拓展，现在的基础阶段是十分重要、十分必要的。”沿着张老师指引的学习思路，我对数学产生了浓厚兴趣。张老师的循循善诱使我进步很大，并将数学方法用到了化学和物理上。另外，在学生位置安排上他更是费了一番心思，将学习好的与一般的交叉安排，嘱咐相互学习，密切沟通，不会的先问同桌，后问老师。我同桌杨龙云品学兼优，热情又耐心，让我深受其益。至今想来，张老师的安排真是细致周到。
　　同应届毕业生相比，复课生的思想较为复杂：自己行吗？复习一年能考上吗？思想顾虑重重。针对这种情况，张老师给我们讲了一个生动的故事。他说：“我们在家里都蒸过窝头，窝头装锅后，用火烧一段时间后，焖一会儿掀锅。可这时发现窝头不熟，怎么办？”我们大眼瞪小眼，交头接耳后，只听张老师大声说：“盖好锅盖，架起更大的火烧！除此以外没有别的办法。”这个故事很贴切——我们要想考上，没别的办法，只有加大火力，加强努力，才会有希望。多年来，我一直记着这句话。无论在学习上还是工作上，都抱定这种信念：加倍付出，永远都是成功的秘诀。
　　张老师对待我们，就像对待自己的孩子，时时处处体现着贴心的慈爱。那时学校条件十分有限，没有锅炉，不供应热水。冬天，我们晚自习后常到老师家倒热水喝。张老师和师母总是提早把暖瓶烧满开水，谁去谁倒。有一次，我倒了热水，坐张老师对面，回答老师的问题，身后棉袄被轻轻拉动了一下，师母声音传过来：“孩子你别动呀，棉袄这里破了大洞。你等一下，我几针就缝上，这样张着个口子不冷呀？”我红着脸扭过头去，只见师母正戴着老花镜，盘着脚，一根黑线已穿行在我的棉袄里。多少年来，我常常想起那个温暖的夜晚，想起师母，想起她母亲般的疼爱。
　　后来，我在县委宣传部当了专职通讯员，一次查阅资料时，偶然发现了张老师的一份典型材料。那是他在全省教育系统召开的一次经验交流会上的发言稿。看了材料才知道，从我们那个毕业班开始，连续几年，他所教的班升学率一直保持在40%以上，成为全省的佼佼者。张老师被评为“全国优秀教师”和省、地、县先进个人。
　　多年来，每到秋风乍起、教师节快要来临时，我就会不由自主地想起张旭堂老师，想起他老人家的音容笑貌：瘦削的个子，高高的鼻梁，慈爱的笑容，温暖的声音，微曲的脊梁，犹如昨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