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运河与黄河北流、东流示意图，中间河道为运河。当时，德州治所在今陵城区

　　北宋时期，永济渠改称“御河”，是当时中央控制的黄河以北最重要的战略水道。
运河德州段是宋廷北运物资到边疆的要道，屡受黄河水袭扰
　　北宋，运河德州段主要流经武城、漳南、历亭、将陵四地，当时，武城、漳南、历亭属贝州；将陵属德州。对于运河具体走向，成书于宋太宗年间的《太平寰宇记》记载：“武城县，唐调露元年（679）移到永济渠北；漳南县，永济渠在县东50里；历亭县，在永济渠南；将陵县，永济渠在县西10里。”
　　北宋定都于无险可守的开封，直接与辽国接壤的广大河北地区成为前沿地带，屯驻了重兵。来往河北的粮草、军队、钱货、食盐、皮货、布匹等大规模的物资运输，主要就是靠御河。《宋史》记载：“缘边漕运独赖御河，今御河淤淀，转输艰梗。”
　　进入北宋中后期，特别是庆历八年（1048）六月，黄河在澶州商胡埽决口改道后，进入河北境内的走向基本与御河交缠在一起，漕运式微。但宋廷仍不忘当年御河缘边漕运之利，多次疏浚河段，局部实施改道工程，断断续续通航维系到北宋灭亡。神宗元丰四年（1081）四月，黄河于小吴埽决口，黄河北流注入御河。李焘在《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黄河水从恩州临清县西冲进御河，继而冲毁御河堤坝，洪水围城。元丰五年（1082）二月二十一日，提举河北黄河堤防司建议趁着河水未涨，堵塞决口，让黄河回归故道。当年八月提举河北堤防司再次上言，分析了治水利弊。
　　御河通航，水源是关键。《宋史》中有多处记载了关于御河德州段的治理情况。
　　熙宁八年（1075）六月，朝廷令同管勾外都水监丞程昉、权知都水监丞刘璯提议“引大河水注之御河”，认为此举其利有五，其中特别以德州为例，“德、博舟运，免数百里大河之险。”
　　徽宗宋崇宁元年（1102）冬天，御河水枯。为解决水的问题，宋朝廷下诏在临清开坝子口，增修御河西堤，设置斗门，然后引周边积水入御河，解了燃眉之急。但是，没承想第二年秋天，黄河水暴涨，冲入御河，酿成水患。
　　徽宗政和五年（1115），朝堂确定增修御河东堤，提高防洪功能的方案，下令从京西路调来1000多人的专业分沟河夫，配合官兵进行修筑。
　　宣和三年（1121），恩州（今平原、武城、清河一带）赵村坝子决口，御河水注入冀州城东，而在此之前的1081年，宋廷君臣其实已经预测到了这次水患，但并没有及时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
　　这一时期，御河屡修屡坏，最根本的原因在于河道由于长期为黄河所流经，大量泥沙淤淀，御河已不再是原先独立的河流了。
运河漕运及淤田工程建设，促进德州市镇繁荣和农业发展
　　北宋至元，德州作为军事重镇和物资集散地，德州城镇人口增长十分迅速，继而促进了市场消费行为的活跃。运河漕运的拉动以及以消弭水患和引水灌溉为内容的农田水利工程的建设，对德州经济的发展，市镇的繁荣起到促进作用。
　　宋朝建立后，历代统治者一再强调“善政指要，惟在养民；养民之政，必先务农；农政既修，则衣食足”（范仲淹《答手诏条陈十事》）。其中，对德州影响较大的是王安石变法期间的淤田工程建设，促成德州等局部区域的农田水利及土壤条件的改善。由于淤田地力增加，农作物产量增加，淤出的官田受到人们抢购，官府把淤田按品质好坏来定价，给熙宁年间财政收入的增加作出了巨大贡献。彼时，稷谷产量已跃居首位，成为最主要的粮食作物。漕粮中米的数量逐年增加。文天祥过境德州，也留下《发陵州》一诗，诗中“远树乱如点，桑麻郁苍烟。”描绘了当时德州大量种植桑麻，发展经济作物的情形。
　　北宋初年，御河依旧为运送边防备战物资的交通大命脉。此后，伴随着东京驻军人数增长、官僚机构逐渐完备、官吏大量增加，粮食需求迅速增加，漕运重要性更加突出。庆云人李之纯，曾任河北都转运使，转运使所在的衙门转运司亦称“漕司”，漕运、税赋、边防、盗贼、刑讼、金谷、按廉之任等都归转运使负责。随着漕运的发展，德州运河区域人口迅速积聚，手工业发展快速，两岸商贾云集，店铺林立，货物堆积如山，出现了直沽（天津）、德州、东昌、临清等著名的商业城市。在德城区古城内西北隅一带，有占地约10公顷的宋代瓷窑址，属于磁州窑系，烧造时间大体从北宋晚期延续到元代，其红绿彩陶作品名噪一时。《宋史》中记载了和德州有关的一个小故事：宣和四年（1122），遭遇天灾，民众流离失所，来自开封一带的逃难者涌入较为富裕的德州。德州府衙进行了妥善安置，做法得到朝廷认可，并向各地推广。朝廷同时宣布，沿途遇有逃难民众，不立即救助，将受到弹劾。
　　道教和佛教为德州运河沿岸民间信仰的主流，女性可以担任社官
　　唐开元年间（713—741），政局稳定，经济繁荣，德州辖安德、平原、长河、将陵、平昌、安陵、蓨七县。《宋史》记载，当时人口为61770户。后德州饱经战乱，到北宋太平兴国年间（976—983），人口锐减到常住人口11356户，流动人口3568户。随着社会的安定，移民增加，这种情况造成了德州人口五方杂居的情况。
　　风俗上，德州与冀州趋同。《太平寰宇记》中有较为详细的表述：前有唐虞之化，后有孔圣之风；性缓尚儒，仗气任。饮食方面，随着运河航运的发达，南北商品物资的交流，使德州运河区域人们的生活消费品愈加丰富多样，这一时期，大量食用枣油是德州很突出的习俗。
　　信仰上，从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帝和唐武宗著名的“三武灭佛”开始，国家政权打击佛教的政策时有出台。其统治区域主要局限于北方，因此德州区域的佛教在这几次灭佛运动中遭到沉重打击。平原淳熙寺，当地人俗称西大寺，相传为李唐时期所建，规模宏大，但在灭佛运动中也未能幸免。《金文最》卷七十四中的《平原县淳熙寺重修千佛大殿碑》记载：“其殿庑规制宏敞，雄杰靡丽。不惟甲于诸刹，虽善言者亦不能形容。观者自知如在灵山鹫岭，亲睹世尊之妙相。使人人向化，皆起善心，实相法不言之教也。”“值后周时，大毁佛教，像宇尽骥。”北宋初年，沿用了周世宗的政策，直到干德五年（967）才有所改变，这从法律上巩固了周世宗的灭佛成果。但宋元时期，德州运河沿岸民间信仰主流依旧是道教和佛教。
　　宋代德州区域内信仰佛教的群众面广，影响大。这一点，从济南灵岩寺辟支塔上镶嵌的十方功德碑及塔基竖石的记载上可以很清晰感受到。辟支塔唐天宝年间初建，北宋淳化五年（994）重建，修塔的十方功德碑记载的捐赠人数超过3000人，分布在20余个州县，跨度达60多年，有德州地区的大量内容，涉及齐州的禹城、临邑，棣州的商河，大名府的夏津，德州的平原、安德、将陵等州县。从捐赠者的籍贯、职务我们可以了解到，参与修辟支塔的是一个由佛教社邑组成的松散组织。这个组织在德州区域覆盖影响面很广，多以地缘关系结社，一村一社，或一村多社，跨村域的不多。参加社邑的城镇、乡村人员都有，大都以普通百姓居多。有个人，更多的是以家庭或者家族为单位。这其中，很多女性在社邑中独立于男人存在，禹城移风乡阳村社中，几名社官均为女性。这从一定层面上反映了北宋德州运河区域基层群众对信仰的普遍需求，女性相对于社会其他领域，有着较高的地位。
　　宋代，是德州文化教育发展的高峰期，无论是书院教育还是文化交流，逐渐形成了今天济南以北、北京以南核心区域。但是，其后的金朝、元朝时期，德州屡遭战乱，大量历史文献丧失殆尽，留下来的并不多。
□本报特约撰稿人王德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