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四十六年（1618）春，陕西朝邑人翟栋受命为陵县县令。翟栋字礧砢，清光绪版《陵县志》说他是“少而英敏有识度”，是个有才干的人。
　　翟栋经过走访，发现陵县多年来“科举落落如晨星”，别说考出举人、进士，就是秀才、童生也少得可怜，所以他决定先从抓教育入手，遂把闲置多年的县学重新修葺利用起来，同时又在县内设立社学（儿童学校）20余处，由县里出钱高薪聘请老师授课。他要求县里所有读书人都要进学校，所有适龄儿童都要进社学。他还亲自选定教材，制定管理制度。如果有家长阻碍儿童学业，就罚款以示惩戒，并用这些罚款奖励品学兼优的学生。此外，他还坚持每月三次到学校亲自授课，“蔼如师生对焉。”
　　为激励学子发奋学习，翟栋又在城内和城外分别修建了一座奎光楼和两座蟾宫牌坊，规定凡学业优秀者，均将其画像挂在奎光楼内刻于蟾宫牌坊之上以示表彰。县内学子纷纷刻苦攻读，并以留名于楼、坊为荣。县城到处有朗朗的读书声，县试时考生达到300余人。
　　经过一番文治，县城风气焕然一新。然而，文治之下，“善者能更为之善”，而“恶者”却未必“忌恶”。一些不法之徒把翟栋这些举措视为花架子，是书生意气，不足为虑，其中一些人仍继续为非作歹。他们哪里知道翟县令春风雨露之下还有雷霆手段！
　　按惯例，每年十月是县衙集中处理大案要案积案的时节，翟栋先从百姓积怨最重的劳役案查起，往年征役之时，县衙书吏和衙役狼狈为奸，虚报百姓劳役数额，暗中压榨百姓，强行敛财，中饱私囊。而翟栋审问之时，他们又拒不认罪，互相推诿，企图扰乱视听，蒙混过关。不成想，翟县令早已从民间取得第一手证据，人证物证面前，翟栋于县衙大堂之上当众将书吏“立毙杖下”，经此一案，有力地震慑了县内官场，政风一时肃然。
　　而真正改变县内秩序的却是另一要案。
　　陵县与德州城相邻，两地一些不法士绅勾结地痞流氓及恶吏，欺行霸市，垄断经营，多年来陵县百姓深受其害却无处申诉，劳役案后，百姓看到翟县令真正为民做主，于是纷纷报案。翟县令收集证据，将涉案人员一举拿获，然而正当百姓“莫不庆更生”之时，不料此案又牵涉到禹城一恶商，此人吹嘘自己是济南巡抚至亲。这一日，他带领一帮恶奴，扛着几箱厚礼耀武扬威地来到陵县，扬言翟栋要么收下礼物放出关押的同伙，要么就要大闹县衙。面对狂妄之徒，翟栋严辞拒绝。此人见行贿不成，恼羞成怒，竟唆使恶奴在县衙门口狂喊乱叫，谩骂生事，制造混乱，甚至让恶奴故意以头撞门，血溅县衙，耍起了流氓手段。还扬言要让巡抚罢了翟栋的官。翟栋毫不畏惧，把所有闹事之人全部逮捕下狱后，当众在大堂之上写下一纸辞呈随同案情一同上报济南巡抚，表明自己惩恶之决心。围观群众见状，群情激愤，自发选出代表，随信使同赴济南共见巡抚，为其作证。巡抚自不敢违民意，并且“温词劝慰，立究豪奴，肃然慑服其刚直！”
　　经过翟栋一番整治，陵县城内一时“六案风清，四郊雨润”。1622年，翟栋因政绩突出，被朝廷授以济南同知，离任之日陵县百姓纷纷于街头设筵送行，送行之人“二百里外不绝。”□郭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