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特约撰稿人 王德胜
　　明清大运河航运鼎盛时期，德州沿河州县社会风气出现前所未有的变化，这其中，嗜酒与尚武之风尤为突出，它与历史习俗有关，更与大运河的兴衰隆替相连，是运河区域社会变迁在民俗领域的重要表现。
　　农业文明发达，善酿和嗜饮自古就有端倪
　　大运河在德州主要流经的夏津、武城、德城区三地，历来就是高粱、小麦、大豆等农作物的丰产区，这些作物是酿酒制曲的主要原料，是酿酒业发展的物质基础。
　　据武城县酒博物馆工作人员考证，早在商代，武城即产国酒“秬鬯”。在夏津，隋末农民起义军领袖窦建德“夏王醉香酎”的传说至今广为流传，显示着这里的酿酒历史，至少可追溯到隋唐时期。宋代酿酒技术得到了很大提高，酒类的品种也越来越多，而且名酒频出。南宋朱弁撰写《曲洧旧闻》卷七载有张能臣著《酒名记》，列举北宋名酒223种，其中山东酒27种，德州碧淋酒名列其中。据考证，这应该是一种以小麦为主要原料的低度酒，属白酒中的一种小曲。
　　与之对应的，则是因地利而饱受战争摧残的德州人性格嬗变，民风也由舒缓知礼变得劲悍刚武，从官宦富商到侠义好汉，再到贩夫走卒，喜欢喝酒的人越来越多。
　　明清时期的德州得到大运河的眷顾。从明洪武三十年（1397）设卫筑城开始，德州便被大运河拉进商贸繁华都市行列。清初，伴随匠籍制度的松绑、酒禁政策的解除，德州酿酒业突飞猛进，酿酒技术全面提高，涌现出一批享誉大江南北的酒类名牌。
　　最有名气的当属罗酒。雍正《山东通志》记载：“罗酒，出德州罗氏，色白而味醇。 ”在德州，除罗氏酒坊之外，很多酿酒者也开始酿制以罗酒为品牌的美酒，从而使罗酒产量逐年增长，并在市场中占据显赫地位。王培苟《乡园忆旧录》、朱文盎《与田纶霞索罗酒》、杨钟羲《雪桥诗话》、王士祯《分甘余话》、田雯《古欢堂集》、徐元文《含经堂集》均从不同的角度赞美罗酒的品质，记述德州酿酒业的繁荣，在文人笔下，德州酒光彩照人。
　　继罗酒之后，德州又酿出著名的卢酒。卢酒产于德州卢家。乾隆时期，卢见曾出任两淮盐运使，他携带家酿美酒南下，轰动南国，世人遂知卢酒之名。当时的品酒家袁枚曾排列南、北名酒的位次，首推南方金坛于酒，次推北方德州卢酒。他在《随园食单》中介绍说：卢酒乃“卢雅雨转运家所造，色如于酒而味略厚。 ”
　　除此之外，德州历史上还有墨露酒。清田雯所著《长河志籍考》中记载说：“又有墨露酒，色如黛漆，味比醍醐。 ”诗人查慎行在《德州同年李文众招集见可园》这样表述：“亭台纵好须贤主，子弟多才必世家。直得此间成茗芋，瓮头墨露不须赊。 ”
　　与 此 同时，德州人嗜酒善饮也开始有了名气。朱国桢，浙江吴兴人，明万历十七年（1589年）进士，累官国子监祭酒。他在《涌幢小品》（卷21）中记载：明代东昌府夏津人栗祁酒量特别大，他在朱国桢的故乡做客，用3斤一个的酒杯，连干4杯，面不改色，就像没喝酒的样子。清代著名学者，淄博人王培苟在其《乡园忆旧录》中记载：“德州萧共辰，嗜酒，饮必醉，醉必吟诗，佳句多有。 ”
　　卫城多兵士，尚武、仗义之风熏染民间
　　尚武与仗义似乎天生与酒有不解之缘。德州土地上，既成就了董仲舒的天人合一，也有隋末起义军领袖窦建德高台点将，更有颜真卿平原郡阻击安禄山的忠义担当。明清两代，运河德州区域更是好汉辈出，民风剽悍。
　　从城市渊源看，德州人尚武。明朝初年，随着德州城的建立，第一批原住民就是卫兵，卫城之外，军屯绵延百里。到了清代，又开始设置满洲驻防兵。兵多，就尚武，不仅仅在兵营里面，更辐射民间。久而久之，在社会上形成了浓郁的尚武与仗义之风。昌伊苏，满族正黄旗，德州人。嘉庆二十五年（1820）中武状元。朱彭寿《旧典备征》中记载，有清一朝268年中，产生了109名武状元，只有3个旗人得了武状元。昌伊苏即为3人中之一。中状元之后，他被授予头等侍卫，在德州建了状元府邸，御赐“武魁”牌匾。如今德城区的状元府社区就是由此而来。
　　从民风看，德州人嫉恶如仇。清末以农民为主体的义和团运动，最初流行于山东、河南等地，以设拳场、练拳术等方式组织群众。在平原、恩县一带，义和团第一次统用义和团的名称；在杠子李庄，第一次打败县属兵勇；在大芝坊村的森罗殿第一次与清军正规部队交战，平原、恩县境内的义和团运动在历史的长河中，谱写了极为重要的篇章。
　　从性格上看，德州人仗义刚猛。历史上有名的黄三泰镖打窦尔敦的典故就发生在德州，其地点就在老东门外青龙桥附近。尚云祥，形意拳大师，德州乐陵尚家村人，曾被清朝大内总管李莲英聘请护院，后在李存义北京沛城镖局、保定万通镖局主持大局。 1929年，南京国术擂台赛聘他为仲裁委员。1931年，二十九路军军长宋哲元组建大刀队，专门从老家请来尚云祥传授五行刀法，开展近距离突袭和夜袭。尚云祥年过古稀时还曾说：“我再有三十年阳寿，就再打它三十年刚劲。 ”
　　明清大运河漕运发达成尚武与嗜酒风气的关键
　　德州运河沿岸州县尚武与嗜酒之风的形成与传播，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明清时期运河州卫驻军及运河商业繁荣带来的风气。
　　驻军引领。明初德州因设卫而筑城，清朝有满洲兵驻防。众多的兵丁除漕运、巡堤、护坝、守城外，习武操练是必须的功课，久而久之，周边村民、州民也学会了功夫。除此之外，这些当兵的人，性格粗犷，钱多嗜酒，直接带动运河区域嗜饮之风。
　　历史上，农业文化在德州一直占统治地位。但运河区域文化却独具特色。运河文化最根本的特征是交流。官方漕运和民间运河商业活动繁荣了运河沿岸市镇的经济，催生了酒文化的传播。明代漕军总数庞大，他们在完成官方漕粮的同时，还会明里暗里夹带一些商品谋利，以弥补漕运费用的不足。这些交易主要在运河沿岸市镇进行，繁荣了运河两岸的市镇经济。南北商人沿运河而流动，致沿河市镇,商贸兴盛,商家云集,商事众多,催生了饮酒应酬风气的形成。
　　文人推波助澜。德州文人多。《德县志》记载，明清两朝以来，德州共考取举人466人，进士128人。出现了一门八进士的卢家、一门六进士的田家等仕宦家族，除了入选“金台十子”的田雯、谢重辉之外，更创作了一大批文学精品，仅收入《四库全书》的就达10种50余卷。文人好交友。明清德州一度有“燕齐都会”（李明诚《醇儒书院记》）之称，当时国内的著名文人，如明代的马中锡、董其昌、王世贞，清代的钱谦益、顾炎武、王士祯、高凤翰、郑板桥、纪晓岚、孔尚任等也都纷纷来德州交友、著述、讲学或者挥毫作诗题字。文人接迎送往，诗词应答，美酒成为最好的媒介。这也是德州明清三大名酒都产自文人家族的原因。他们品酒畅聊，对酒文化的传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