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风，即民间的风尚、风气。
　　德州地处黄河故道。德州之“德”，乃德水之“德”，德水，古黄河别名。秦汉至明清，是大一统的封建帝国统治时期，历代王朝的都城都建在黄河流域，这里是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随着黄河改道及经济发展，至民国，德州九易其名，六移其地，塑造了德州民风的多元性。积微而著，由著复微，德州民风在历史进程中悄然发生着变化。
依水而居，农耕文化薪火相传
　　因水而设，依水而居。一段时间以来，德州社会的基本模式是：以个体家庭为单位的小农经济，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思想文化体系，还有发达的农业文明，以及沉静平和的精神世界，人们追求伦理道德和内心的安宁，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这种特质维系了社会的稳定和延续。
　　春秋战国之前，由于黄河的肆虐，德州人口并不多，主要是当地居民。农业生产靠春种秋收，精耕细作，因此传统的德州人勤劳节俭，非常务实，但不关心新鲜事物，缺乏创新和发展意识。许多老德州人最大的愿望就是安安稳稳过日子，不冒头、不张扬，老婆孩子热炕头。他们不擅长与人打交道，不仇富，不媚强。你在深宅大院里锦衣玉食，我在草屋里粗茶淡饭，各过各的日子，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
　　德州人习惯于道德评价，对人性期望值很高，待人热心、忠心。日常生活中请客吃饭要面子，婚丧嫁娶也要面子。
　　受儒家思想影响，德州人崇尚读书上进，被后人评价为“人文飙起，名卿蝉连，实甲山左”。体现在民间就是好读书、尊师重教。明《德州志》载，当年的德州读书人豁达聪明，一心求取功名；农民忙碌于田间耕作，质朴无私；长老有勤俭之范，子弟多弦诵之风。据统计，从隋朝大业二年科举施行以来，山东共考取进士4070人，德州为310人。
移民五方杂处，众多军籍落户
　　德州地处九河流域，水陆交通畅达，自古就是军事屯兵和角逐的战场。根据有关资料记载，自隋大业七年（611）到1948年，德州境内大小战斗千余次。
　　战国时期，燕、赵、齐等诸侯国逐鹿中原，屡屡挑起战争。魏晋时期，南北战乱爆发，德州人口流动频繁。 611年，隋朝征调壮丁东征高丽，强征暴敛引发武城漳南窦建德起义，起义军最多时发展到10多万人，在山东、河北地区持续11年之久。唐朝经常对北方用兵，德州成为军事重镇。唐末的庚子政变，著名的颜真卿抗击安禄山之役就发生在这片平原。
　　元朝虽盛极一时，但统治只有89年。特别是元末，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日益激化，水旱蝗疫不断，民不聊生，山东、河北等地“道路皆榛塞，人烟断绝”（《明太祖实录》卷二十九）。仅到至正元年（1341），山东、河北等地就发生了百余次反元斗争，此后农民起义更加频繁，力量也越来越大。在这些战斗中，元军和地主武装对农民军所据之地，多是“拔其地，屠其城”（《元史·顺帝本纪》）。除兵乱之外，水旱蝗疫也接连不断。据《元史》载，仅元朝末年的水旱灾，山东就有19次。至正二十六年八月，黄河发大水，德州全境被淹。
　　明洪武元年（1368），德州设立守御千户所，由都督韩观统辖。建文元年（1399），韩观屯兵德州，防止藩镇兵变。同年，燕王朱棣起兵，历时4年的靖难之役爆发，惠帝派李景隆为大将，在德州合兵50万攻燕，每败均退守德州。第二年，惠帝任命盛庸为大都督，统兵30万屯驻德州。第三年，盛庸主动出击，与燕军激战于夹河，惨败。至此南军改变策略，主力屯驻德州，相机出击，以遏燕军。由于德州处在运河线上，南北交通便利，燕军自河北南下，始终处在德州的监控之下。燕军南攻时，南军或自德州横出断其归路，或袭扰其补给线，或乘虚北攻。所以，虽以朱棣善用兵，南军再未出现过战争初期的那种大的挫败，燕军势力基本上被阻在山东以北，激战两年半始终未能打开局面。后来燕军绕过德州一线，直趋金陵，半年时间便夺取了政权。靖难之役给明初刚刚有所恢复的社会经济造成很大的破坏，“淮以北鞠为茂草”。
　　明正德五年（1510），刘六、刘七率领数万起义军入德州境内抗击明军。明崇祯十七年（1644），李自成大顺军将领郭升率领万余骑兵攻打德州。
　　清末，太平军、捻军、义和团、红枪会等反清起义风起云涌，先后打了40多年，特别是义和团运动，由平原一带兴起，后遍布京津冀，影响全国。
　　遭受战争反复践踏的德州，赤地千里，原住民减少，德州成为移民城市。民间旧时曾流行着“问我祖先来何处，山西洪洞大槐树”的说法，政府主导的德州历史上的人口大迁移，主要是来自山西。最初是在明朝洪武年间，促进了农业生产的迅速恢复。靖难之役加剧了德州地区的荒凉局面，因而有永乐迁民之举。在《明史》记载的18次移民中，往山东地区的移民记载有：洪武二十一年八月、二十五年十二月两次，永乐元年八月、五年五月两次。主要迁往东昌府、济南府、兖州府、莱州府和德州府。
　　除移民外，德州还有数量众多的军籍落户。在明朝，这些人员主要包括两部分，第一部分为明建立时期的士兵。明初，德州设立城守营，编有左、右两营，军士共2000人。洪武九年（1376），德州设立正卫，初隶山东都司大都府，后改隶直隶后军都督府，5600人。第二部分大多为靖难之役后驻扎下来的士兵，为德州左卫，明永乐五年（1407）设立，5600人。正卫、左卫同时有大批随军家属落户到德州。
　　清顺治元年，德州设立绿营（汉军），马、步甲兵600多人。第二年，德州开始有满洲驻防兵，至清嘉庆十一年，有官兵及其家属2700人。
　　五方杂居，使德州传统民风呈现多样化。元朝大军南下，草原游牧文化表现的尚武外向、纵横不羁、张扬个性、率意等特点，与传统的德州人讲求礼仪、崇尚温和、不喜张扬的性格产生了很大的碰撞，并相互融合，印记无处不在。德州大地上无处不在的“海子”，其名就是来自蒙古语。
　　从饮食习俗看，德州人以面食为主。特别是面条与饺子，就和喜庆聚散有关系，这同山西人以面食为主的习俗是一样的。而德州的很多节令习俗，又与河北、河南、京津的农村类似。
　　这种人口结构在文化上也带来了很大影响。正如《德州乡土志》记载：“德州故无巨族大姓，若所谓诗书绵长堪为旺族者，军籍为多。 ”单从数字上看，也印证了这一点：德州历代进士310名，隋唐五代及宋元时期，仅仅占了20名，其余均为明清产生。
兴办学校，提倡儒家教育
　　德州卫兴于明，衰于清。首先是卫所官员由世袭制改为任命制；然后卫所内部的“民化”过程加速，驻军穿渠引水，开荒种田，以保证给养；最后当政者因势利导，以并入州治的方式使卫所制度变为历史陈迹。
　　卫所制度的取消带来的直接效果就是德州的城镇人口增加，土地面积增加，政府财政收入增加，基础设施投入也增加。为了限制土地兼并，恢复农业生产，清政府采取“重农抑商”政策，把一部分田地归还农民垦种，并在实行开垦荒地之初，“免其杂项差役，三年免科，或通计十年，方行起科”等办法，还颁布“盛世滋丁，永不加赋”令，重视兴修水利。经济的繁荣，人口的激增，手工业的发达是这一时期德州最显著的特征。据考证，德州的第一次人口普查为明洪武二十四年，当时有4830户，28899口人。发展到明万历九年，有8887户，50130口人。到乾隆五十二年，有35550户，160780口人。
　　伴随着社会的稳定、经济的发展，兴办学校，提倡儒家教育，颇有成效，民风也随之一改。地方志上有着“贵德耻争，民淳讼简”“文风日盛，家弦户诵，以气节相高，无论贫富，见义必为，饶有古遗风”等记载。当时的德州设有一种特殊的半官半民的宾兴馆，《德县志》记载：科举时代，生员、举人赴省城、京城考试，路途遥远，交通不便，虽然官府有公车费，但经济不丰者亦常有路费不足之虞。为鼓励科第进取，宾兴馆就应运而生了。科举考试三年一次，在距离考试还有一个月的时候，德州这边就开始忙活起来。地方官员会在公堂内设宴，招待所有准备应试的考生，公堂外，正门前面架设有彩桥，考生到来时，知州带领全体工作人员亲自迎入大堂，把酒言欢，寄以厚望。宴席结束后，德州最知名的艺人会装扮成魁星点斗、嫦娥散桂，在古乐声中簇拥着考生一步一步登上彩桥，进行送别，以表示期盼荣归故里之意。
　　清朝以来，德州中举的有153人，除一部分考上进士外，少数被封为知县，大部分成为学政、教谕和训导。
　　世家多、复转军人多造成了德州官宦人家多、有钱人多。当年德州城西北有“马道街”，清代有“衙门城”之称。这种情况一度也促成了德州人说话办事讲究“外场”的性格。受过别人的好处，总惦记着回报。别人有事相求，先满口应允，然后极力去促成，让人心里热乎乎的。民间历来有自行排解纠纷的风气，请德高望重的出面，将复杂问题简单化，在双方都过得去的情况下来上一句：“看我的面子，就这么着啦。 ”
大运河赋予活跃的商业氛围
　　发达的运河水运带动了德州的繁华，促成了第六次城市的迁移。明洪武三十年，在运河以东筑卫城，形成了如今的德州城。永乐九年，知州何原将德州的行政中心移入卫城内，并逐步规划了城市功能布局。一时间德州成为燕赵之都，文化、经济地位日益突出，商品经济的发展推动了民风之变。
　　德州人热心肠。在这极具码头文化特征的运河两岸，来往的商船、本地的农家无不与无常水势息息相关，人与人之间的帮衬和援手总是无私的。四海之内皆兄弟，长途跋涉的船户们生死相依几千里，平安抵达的喜悦；两岸民众血浓于水，共抗决口洪水的庆幸，这些，自然形成了德州人讲义气、助人为乐、真诚待人的鲜明性格。
　　德州人讲义气。北厂和上码头一带是南北商民最好的聚落点之一。移民而至，五方杂处，南北文化在这里碰撞，潜移默化影响着德州人的性格和习俗。出门在外过日子，难免遇到这样那样的波折和困难，谁家的孩子病了，左邻右舍都过来问候，拿出自己舍不得的鸡蛋给孩子吃；哪家一时揭不开锅，对门的大嫂给锅里添好米，甚至连炉子都生好端过来了。
　　商人逐利，与众多运河沿线城市一样，在德州引领商潮的是山陕商人。当时山东很多地方出现了“西商十居七八”的局面。
　　德州的山陕商人中，行商数量很大，经营种类也很多，可分为4类：一是将德州的商品转运到山陕销售。如明代以来，山西潞安以产潞丝而闻名，潞丝的原料很多便是从德州购买贩运过去的。民国《恩县志》卷六《实业志》说：该县的市镇中都有染房，“惟营业者，多系山西人”。二是将山东的商品发往全国。如晋商在德州、齐河、陵县、禹城等城镇设立布庄、布店收购棉布，然后销往西北口外及东北各地。《齐河县乡土志·商务》说：山西商人在城镇设立布庄收购齐河大布，然后批发给从事长途贩运的商人，销往口外，乾隆年间，这种商贸活动最为盛行。三是将外地运来的商品再运至别处出售。当时转运的商品主要是从南方运来的丝织品和茶叶。四是将山陕的商品运来德州出售。如将山西铁器运来德州、临清，然后转运到高唐、河间等地。运河区域的山西木材，大都是山陕地区商人从家乡转运而来。乾隆《潞城县志》中记载，潞城商人贾庆余在禹城“东西奔驰，恒竟岁无停晷”，暴富成为大商人兼大地主。
　　首先是富裕起来的商人们，在生活上追求他们过去得不到的东西。于是民风渐变，城镇奢华之风出现，“士女嬉游，故户弄珠玑，家称歌舞，饮食燕乐，极耳目之欢”，这些也间接推动了社会崇尚奢靡之风的兴起，“婚丧之仪越礼制而不顾，骄奢相效，巧成伪风”。
　　商潮对于普通老百姓的冲击也是强烈的，外来事物不断涌进，新生事物层出不穷，德州人几乎每天都在接受新东西，见多识广，转化成自我骄傲、夸耀的资本，滋生一种城市人心理上的优越感，特别爱在外地人面前宣扬自己的所见所闻。这种变化，在德州区域分布很明显，紧挨运河的城西部，街市繁荣，民风浮华；而城东相对冷清，民风近于质朴；在远离运河的郊区，居民则崇尚节俭，甚或失之固执；而沿河百姓则机智，却不免失之于奸猾。
　　明末清初诗文家程先贞（1607-1673）在《德州志略》描述到：很多在村里混不下去的人，出来经商富裕后，趾高气昂，应酬、周旋于士大夫之间。一些知道其劣迹的邻里、亲戚，也采取了包容的态度，主动邀请到家做客，给予高规格的接待。还有衙门里的小吏，拿钱捐个官，就感觉自己是个官了。就连奴婢也是哪里有饭吃就去哪，没有常主。清文学家田雯（1635-1704）也曾感慨道：记得小的时候，彼此之间崇礼让、明信义，社会上教化之风盛行，人与人和美融洽。为什么才过50余年，没有遭受战争，没有经历沧桑变化，社会上一切都变了呢。
□本报特约撰稿人 王德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