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百姓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今天，我们说一下票证时代和粮油、煤球有关的那些事。
分片经营的粮店
　　米和油要到粮店去买。粮食统购统销以前，德州市民买粮食，要到由德州粮食分公司委托的9个消费合作社去买。机关团体、工厂企业和学校等集体伙食单位和面食业用粮，则到粮食分公司设在旭升街的粮食销售门市部购买。
　　1953年11月，实行粮食计划供应后，原有粮食销售网点撤销，在其基础上，由66家个体馒头户、火烧铺、小磨坊等组成了18处粮食代销点，从业人员70名，负责供应街道居民粮食。 1955年5月，德州市组建了6个粮食销售门市部，取代了原有供应模式。门市部不仅负责供应居民用粮，同时对私营粮食代销点进行监督管理。 1956年4月，私营粮食代销点取消，店员采用“一步登天”办法，全部转为国家职工，同时增设6个国营粮店，方便了群众购粮。此后，随着粮食供应量的增加，粮店也越来越多，据1985年的统计，当时德州市有大小粮店22家、机关粮店1家。
　　各家粮店均管辖着不同的范围，旭升街的第一门市部管的那一片儿人最多，有3433户、8349人。因为那时候人们都是在周日休息的时候买粮，所以每逢月底开始卖下月粮食的时候，粮店门前总要排起长长的队伍。有的凌晨3点钟就赶过来，坐在小凳子或者砖头上排队，多的时候达到过150多人。家中有小孩的，往往打发孩子前来排队，快排到时，大人拎着面袋赶来。粮店一般是早上8点开门，但人多的时候，早上6点就得开门。如果赶上春节供应花生、瓜子和香油的时候，那人就更海了去了。秋后这段时间，1公斤粗粮可换4.5公斤地瓜，排长队、借板车更是一场大战役。
　　那时候，作为一名粮店员工，不但脸上有光，还有不少实惠。一些人逐渐增长了“官”字号经营作风，工作消极怠工。针对这些，各粮店开展了不同形式的销售服务活动。 1959年，米市粮店在全市首先实现“六好粮店”：执行政策好、服务质量好、业务制度好、安全卫生好、经济核算好、团结学习好。粮店3名职工，负责4条街820户2815人的粮油供应工作，4年销售粮食243万公斤，做到“粮不错斤、款不错分、物不错件”。 1960年开始的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由于粮食库存不足，实行了随调运随供应的办法，按旬限量销售，人们有时候一次只能买到几天的粮食，且供应品种变化不定，计算手续更加复杂，排长队更为严重，各粮店间开展对口赛，出现了不少收款一口清、付粮一秤准的能手。一口清就是营业员对于往来的账目、册籍员对于片区的情况，都要张口就来，一秤准就是要求付粮员能够快速准确地称出粮食的重量。
　　笔者小时候住联云街，因此要去丰华街的第五门市部买粮。进门后，先到东侧屋里办手续，营业员先接过红色的粮证、粮票和现金，随着算盘珠子一阵响，然后熟练地翻到某一页，用圆珠笔快速在本上做个标记。这样，就可以去西侧大殿领面和油了。大殿里有好几盘台秤，两旁是盛满了面粉、大米、棒子面的大木箱子，大殿一角堆着一袋袋的米面，直抵房顶。买面时，穿着深蓝色大褂的营业员验过粮本以后，就抄起一只特大号的白铁皮簸箕，“噌”的一下从面粉堆里铲下一大簸箕，放到秤上称一称，这时候，一般都会习惯性地看着营业员的秤，生怕给少了。营业员把面倒进大漏斗里，此时，我们早已用双手把面袋撑得方方正正，在漏斗的出口处恭候了。随着“哗”的一声响，腾起一团白雾，白面粉就滑了进来。由于重量不同，往往营业员会在散装的面粉和漏斗之间往返好几次。
　　油，是用大铁皮桶装着，自己拿着自家的油瓶子打油。提斗有一斤、半斤和一两、二两的。顾客手中的空油壶放在大油桶的桶盖上，用力按下压油机的手柄。于是，清澈的油便从大桶里吸上来，缓缓地注入到小油壶里。都说是紧打酒，慢打油。如果营业员打快了，就会吃亏。打油的时候更不能错眼珠，少给一点儿也不答应。有的居民觉得自己的油少了，甚至会要求把油倒回去，称完瓶子的重量再重打。
　　进入上世纪80年代，粮食部门根据新形势要求，率先建起了挂面厂、馒头面包等熟食车间，粮店成为销售主渠道。更有一些粮店办起了前店后厂，经营主副食和调料等，方便了群众。
　　1993年，我国取消粮票制度，在这个时候，开始有了议价粮店，也叫杂粮店。而到了1995年，个人也可以开粮店了，国有粮店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
拉煤球和套炉子
　　上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初，德州人做饭取暖都用煤球，每月去煤球厂买煤球是重要的“家庭作业”。
　　煤的供应是按照户口来定量的，大约是每人每月100多公斤。当时德州市的煤球厂在新华路人民公园南门对面，每周只有星期天休息，因此大家买煤球时间非常集中，每次都是一场“战斗”。
　　那时候的煤球厂备有毛驴车、人力地板车，专门用于出租，但由于收入都不高，人们还是选择自己拉车去买。拉煤的工具是地板车，个人没有，要到单位的行政或后勤部门去借。单位的车数量有限，就需要提前“挂号”，由管事的按先来后到或者关系远近安排使用，或上午或下午，几点到几点都是有明确规定的。如果排到自己了，临时有事去不了，就需要重新排号。
　　头一天晚上一切准备就绪，早早就躺下了，凌晨三四点起床，摸黑拉着小车赶到煤球厂去排队。小拉车从煤球厂的门口分两三队，沿着道路排出很远。大约8点钟，煤球厂开门，大家会推着自己的空车冲进厂内，在收费处开票，工作人员在车身上写上一个序号，然后等着叫号。被叫到号的美滋滋来到磅秤处排队，称好自己车的重量，急火火来到厂区晾晒煤球的大棚里，找一把大铁叉子装煤球。煤球根本没有存货，都是现生产现卖，装的时候要找早些时候制造好的煤球，比较干和硬，分量也会轻些。刚生产出来的煤球很潮湿，在冷冷的冬天里，冒着丝丝热气，这时候买，压分量，装车时也很容易破碎。煤球厂的空地上，不少人守着收拢的煤球，等风干。装好车后，需要再拉着返回磅秤处，称重量并出示购煤本、小煤球票付钱。每买一次都要在《居民购煤证》上记录、盖章，以防重复多购。
　　岳父是大学生，毕业后从事教育工作，标准的知识分子，但买煤球这种体力活也是必不可少。当时家在迎春巷，买煤球要到公园南门处，来回十几里路。买煤的车是提前一天就借的，星期天一到，天不亮起床，简单吃一点，就往煤球厂赶。“那时候的柏油路很软，夏天的时候，煤球车一过，就轧出一道印记，真沉啊。”岳父这样告诉我。千辛万苦回到家，就是最幸福的时刻了，用省下雇人的钱犒劳一下自己，买上五毛钱的肉，能吃两顿，一顿包饺子，一顿炒个菜。
　　煤球买回来后，整个的直接填炉子里了，但总要剩下不少煤末，于是家家都和煤饼子，煤饼子松散不成型，便在里面掺些炉渣或者黄土增加黏性。遇到煤球不够用的时候，还要去渣子店买煤渣，当年最大的渣子店在三八路西头路北，不过铁路桥。邻居苑大哥告诉我，小时候每次去买煤渣都累且快乐着，因为家里人会奖励5分钱，3分买根冰棍，2分到城隍庙的书铺里租本小人书看。那时经常见到星期天太阳好的时候，家里的男人们倒腾着和煤饼子，院子里地方不够，就到大街上或人行道找个向阳的地方，先撒上一层干煤末，再将和好的煤灰均匀地摊开，然后用铁锨压平压实，大约2厘米厚的样子，最后切成几纵几横的大块，等到两三天风干后，便可铲起待用了。制成煤饼子后要随时关注天气变化，一阴天就要立即行动，要么用雨布盖起来，要么赶紧挪炉子屋里去。
　　用了一年的炉膛，总会掉下一些炉壁土来，再用炉火就不旺了，并且费煤球，这时就要将炉膛用泥土通抹一层，叫“套炉子”。套炉子一般在10月份快冷的时候，这是个技术活，有请专门师傅的，也有自己动手的。先到大街上找一簸箕黄土，再去土产店买点“麻刀”掺在黄土里，也有的掺理发剩下的碎头发。和好后，把泥分成一块一块的，蘸上淡盐水，用力贴在炉膛上，然后摊平，一层一层糊上，套好的炉膛是肚大口小的坛状，这种炉膛装煤多，烧得旺。炉膛也不能太大，否则太费煤。炉膛套好后，不能慢慢晾干，要用柴火点燃烘干，这样的炉膛经烧也不会产生裂缝或下坠。生炉子要引火，那时候不少家里都在院子角落里堆着刨花，这些刨花，或是从打家具那里买来的，或是直接淘换的。
蜂窝煤是德州人发明的
　　在2016年北京国际设计周上，“经典设计奖”颁发给了蜂窝煤，这可是设计周的最高奖项，设计周是由文化部和北京市政府共同主办，含金量颇高。
　　蜂窝煤，俗称“大煤球”，名称是北京人首先叫出来的，但发明人却是德州市燃料公司退休职工，名叫郭文德。在很多老燃料人的记忆里，郭师傅性格稳重，是个受人尊重的开明长者。
　　郭文德，1916年出生在河北景县四里屯村，目前属于留智庙的西营村。他打小就表现出与众不同的机灵劲，总爱琢磨事，但由于家里穷，仅仅上了3年学。退学后，他先是帮助父亲种地，后来进入工厂当学徒，1937年开始从商。
　　1949年的一天，郭文德随东家到北京，在客店里，他受到火苗从封炉子捅的眼里向上冒的启发，联想到当年侵华日本人用的煤炉，萌生了制作一种既方便又好烧的新煤球的想法。回家途中路过天津，他把想法告诉了舅父，得到大力支持。没技术、没资金、没先例，研制一种新产品谈何容易，郭文德有的是一股钻研劲。回到德州后，按照脑子里的想法，他与另外两个老工人一起，反复推敲，初步制造出一个加工大煤球的机具来，又从煤球的配料上做了无数次试验和改进，大煤球终于诞生了。
　　1950年，在德州市南门外，开张了一家叫工业家庭社的商号，它经营一种很稀罕的商品——经济煤球，由于人们不熟悉，最初的生意并不好，每天销售不过两位数。不久，随着德州市人民政府的大力宣传和推广，经济煤球逐渐流行起来，每天能卖八九百个，到了1956年，更是增加到5000个，商号也改名为利民煤球厂，经济煤球成了城里人日常必需品，更有了蜂窝煤、大煤球的新称呼。这一年，随着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利民煤球厂转为国营企业，大煤球更加广泛地得到群众欢迎。
　　1960年，大煤球实现了机械加工，但在老德州人的记忆里，还常常想起郭氏手工制作的大煤球。
□本报特约撰稿人 王德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