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立泉
　　上世纪末的1995至1997年，是我市各级党委政府、广大干部群众、学校教职员工，为实现“普九”而攻坚克难的3年。 1997年12月25日，随着山东省政府“普九”验收组宣布庆云县通过“普九”验收，我市11个县（市、区）全部完成了“普九”任务，“两基”人口覆盖率达到了100%，这是我市教育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
　　3年里，我市为实现“普九”，倾其财力、物力、人力，用智慧和汗水谱写了兴办教育、发展教育的光辉篇章。
形势严峻,痛下决心如期“普九”
　　上世纪80年代，党中央、国务院确定我国要在20世纪末实现基本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和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的目标。国家教委把我省和沿海其他8个省市列为一类地区，要求在1997年率先实现“两基”。而地处鲁西北的德州，是全国42个经济贫困地区之一，地方财政非常困难。尽管从1980年到1994年，德州地区先后投资4.48亿元，使农村中小学校基本达到了“六配套”（校舍、课桌凳、院墙、厕所、操场、校门），城市中小学基本实现了“五达标”（学校规模、校舍、课桌凳、运动场地、校园环境），但与我省东部发达地区相比，办学条件还有很大差距。
　　1994年12月20日，德州地委、行署召开全区教育工作会议，传达贯彻全国、全省教育工作会议精神，研究部署“两基”工作，莫振奎专员与各县（市、区）主要负责人签订了责任状。各县（市、区）党委、政府都把“两基”纳入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总体规划，把实施“两基”纳入党政领导的任期目标，并召开专门会议研究部署；实行“双线”目标责任制，层层签订目标责任书；地、县两级都实行了几大班子领导人分工包点制度。
　　教育部门实行了局长包片，科室包县、乡制度，成立了“普九”工作领导小组和办公室，并到各县（市、区）讲解“普九”的内容、标准。通过学习，大家认识到，这次“普九”不仅内容多，而且标准高、要求严，要实现这些目标，必须重新调整学校布局，进行大量的资金投入和大规模的基本建设，彻底改变办学条件，完善师资队伍，保证适龄儿童少年全部入学。
　　各县（市、区）经过摸排，算出了校舍、师资、经费3笔账：新建校舍100多万平方米，增加初中师资5000余人，大约需要投入8.12亿元。庞大的需求摆在各级党政领导面前，他们制订工作方案，开展“普九”宣传，着手筹集资金、选址征地、开工建设，“普九”工作很快启动起来。
　　经过一年努力，全市共投入2.78亿元，完成校舍建筑面积47.6万平方米，不少学校的办学条件有了较大改善，并涌现出乐陵市双庙赵中学、临邑县兴隆镇中学等一批窗口学校。民办教师工资待遇有了提高，拖欠工资现象得到初步遏制。小学适龄儿童少年入学率为99.34%，小学毕业生升学率由上年的79.04%提高到了91.9%。从1991年到1995年，全市共扫除青壮年文盲153731人，非盲率达到99.24%，巩固率达到95%以上。 1995年9月，省教委副主任刘鸣泽带领省政府扫盲验收组来我市检查验收，全市11个县（市、区）全部通过。这标志着我市取得了实现“两基”第一个战役的胜利。
　　然而，1996年1月，市教委对提出“普九”验收申请的94个乡镇进行评估验收时，只有71个基本合格。究其原因，一是不少县乡领导认识不到位，行动迟缓；二是学校布局调整不到位，小学布点多、规模小，影响了办学效率；三是教育投入不足，相当一部分县乡财政对教育拨款达不到“三个增长”，农村教育费附加征收不足，管理不善，没有做到“乡征县管乡用”，甚至有的乡镇挤占、挪用教育经费；四是办学条件不能满足需求，生均校舍面积和内部设施配套不足。
　　1996年1月，省教委党组成员、省政府教育督导室主任马钊来我市检查“普九”工作时，既肯定了成绩，也严肃指出了存在问题。他说，至1995年底，全省139个县（市、区），已有84个通过省政府验收，威海、青岛等5市已全部实现“两基”，临沂、滨州也实现了一半以上；德州如果在1996年没有大的动作，很可能要拖全省的后腿。马主任的德州之行，对我们触动很大，同时，也引起了市领导的高度关注。
　　3月13日，市委常委召开第九次会议，最后一个议题是研究“普九”。我代表市教委把1995年取得的成绩和存在问题作了汇报，强调，必须进一步提高认识、痛下决心、加大投入，打一场普及九年义务教育的“人民战争”。接着，各位市委常委一致表示，“普九”是百年大计，是科教兴国的重要前提，目前我们的经济是困难一些，但再穷不能穷教育，再苦不能苦孩子，在“普九”问题上，一定要千方百计克服困难，坚决完成任务。最后，莫振奎书记作了总结，并讲了4条意见：一是要坚定1997年完成“普九”任务的信心，不犹豫、不后退，不拖全省的后腿；二是在部署今年“普九”工作时，只强调按照规划完成任务，不统一规定义务教育集资的数额；三是对1995年已经收起来的教育集资，要专款专用，不得挪作他用；四是积极争取省里支持，集中使用争取来的资金，加快“普九”进度。
　　3月19日，莫振奎书记在县（市、区）委书记和市直有关部门负责人会议上传达了市委常委会对“普九”工作的意见，强调各县（市、区）委必须在“普九”问题上旗帜鲜明、敢于担当。之后，各县（市、区）迅速召开会议，对“普九”工作进行再动员、再部署。
　　市委成立了全市“普九”工作领导小组，由市长任组长，市委、市人大、市政府、市政协的分管领导任副组长，各市直有关部门的主要负责人为成员，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市教委，由我任主任。
　　各县（市、区）及各乡镇参照市里的做法，普遍对领导小组和办事机构进行了调整充实。各级政府加大了对教育的投入和筹资力度，并采取“干部群众集一点、银行贷一点、建筑材料赊一点、建筑单位垫一点、师生义务劳动省一点”的办法，千方百计克服资金困难，扎扎实实推进“普九”进度。自此，一场轰轰烈烈的“普九”热潮在德州大地上迅速蔓延开来。尽管当年8月份德州市遭遇特大洪涝灾害，216万亩良田被淹，但市委、市政府对“普九”的态度没有改变。在1996年9月召开的全市第十一次党代会上，莫书记在工作报告中，再次强调了确保1997年实现“普九”的决心，使“普九”工作得以稳步推进。
教育部门，既是参谋更是主力
“普九”是政府行为，市教委在“普九”工作中既是参谋助手，更是冲在前干在前的主力。为打好“普九”攻坚战，全市从各级教委主任到学校校长，从普通教育干部到学校教师，人人为“普九”着想，个个为“普九”出力，殚精竭虑、忘我工作，用实际行动谱写了普及九年义务教育的新篇章。
　　首先，进一步加大了宣传力度。市委宣传部和市教委专门行文，把义务教育宣传月由8月份改为4月份，并对宣传工作提出了具体要求；《德州日报》开辟了“县委书记谈‘普九’”“教育话题”等专栏，市县电台、电视台开设了“‘普九’之窗”“‘普九’潮”等专题节目；各乡镇、学校通过出动宣传车进村广播、师生上街宣讲、书写标语口号，印发教育法律法规材料汇编，散发“普九”明白纸等多种形式，营造了浓厚的“普九”氛围。
　　其次，要求县乡教育行政部门在政府的领导下，进一步调整规划设计，优化资源配置。按照“合理布局，减少处数，扩大规模，提高效益”的原则和“一个乡镇建一所初中，5000人建一所小学”的要求，将原先制订的方案重新进行审查、修正，将乡镇中小学、教学点进行了大幅调整和压缩。
　　第三，调整市教委班子成员和各科室包县（市、区）的安排，并提出了新的要求。主要是，督促各县（市、区）按照规划，一定要做到调整到位、建设到位、配备设施到位、学生入学到位，高标准、严要求，不得迁就、不能马虎，发现问题要随时和县分管领导、教委主任进行沟通，及时加以解决，确保按计划完成“普九”任务。
　　新的措施使市教委的同志们精神抖擞、干劲十足，更加积极主动地开展工作。从1996年4月份开始，市教委的多数同志就基本上没有了星期天、节假日。大家和县乡教委、学校的同志战斗在第一线，常常披星戴月，废寝忘食。“普九”办为每次现场会、调度会提供情况、起草讲话，经常连夜加班。市教委办公室李向阳副主任和尹品华同志，坚持深入第一线，及时报道了“普九”的动态、典型和经验，并和“普九”办每年出简报80余期。分管普教和成职教的温启颖和杨少华两位副主任及市教委“普九”办李春厚主任、普教科李德民科长等，为了准备一次会议，参观一个现场，都是事先到达，找问题、提要求，力求做到高质量、高水平。全市193个乡镇，我到了170多个，尽量做到对基层情况心中有数。派驻各县（市、区）工作组的同志和副县级督学、督导室主任鞠恒文，不仅督促指导“普九”的进度和质量，还要为基层的同志进行业务辅导，解惑释疑。根据工作需要，“普九”办的同志如肖勇、陈吉广、鲁书华、牛志敏等，几乎天天活跃在第一线，也基本上天天晚上加班加点。
　　“普九”过程中，我们除了到外地学习先进经验外，还特别注意发现和培养自己的典型。乐陵市原本安排到1997年完成任务，但是市委不等不靠、主动作为，“普九”工作一路领先。我们建议市政府于1995年春、1996年春两次在乐陵召开现场会，树立样板。从1996年5月到10月，市政府先后在临邑、齐河、德城、禹城、宁津、陵县、武城等地召开了调度会，重点解决筹集资金、布局调整、建筑质量、内部设施配套等方面的问题，使“普九”工作环环扣紧、步步为营，起到了重要的示范和推动作用。
　　与此同时，市教委还配合省教育督导组先后5次对各县（市、区）进行初验和复查，听取他们的指导性意见。这些要求和指示，对指导各县市区严格按照标准，尽快完成“普九”任务，发挥了重要作用。
　　为了搞好学校内部设施配套，市教委推行了图书、仪器招标购进和自制相结合的办法，全市不仅加快了设施配套进度，还节约资金2000余万元。
　　在“普九”工作中，战斗在第一线的各县（市、区）教委主任及班子成员、一般干部可谓不辞辛苦。像德城区教委主任张锦初，“普九”期间曾6次到济南开会，每次都是匆匆而去，急急而归，竟没能抽出时间去看望住在省城的老母亲；平原县教委主任张荣忠，曾做过颅脑手术，“普九”时，从头、颈到腹部，皮下还置留着导流管，但他不休息，和同志们一样坚持在第一线。
各界助教，奇迹频出令人动容
　　德州作为经济欠发达地区，是典型的“农业大市、工业小市、财政穷市”。1995至1997年，全市地方财政收入分别是4.7亿元、7.4亿元、9.4亿元，除投资必要的基础设施与民生项目外，只能勉强保工资，属于“吃饭财政”。但就是在这样困难的情况下，市县财政3年内共拨出8.578亿元投入教育，与1994年的 2.055亿元相比，平均每年增加39.14%，其中市级财政有907万元专门用于奖励“普九”先进县（市、区）和乡镇。各县（市、区）党委政府规定，在完成“普九”任务之前，各机关、事业单位一律不准新建楼堂馆所，不准购买小轿车。
　　我市广大农民群众、干部职工，为解决“普九”资金问题作出了重大贡献。 1995和1996年，我市农民人均纯收入分别只有1463元、1824元，城镇职工的年收入也仅在3100至3400元之间，但是为了实现“普九”，他们有钱的出钱，有物的捐物，有力的出力，表现出了令人崇敬的无私精神和高尚情怀。3年来，全市共缴纳城乡教育费附加3亿余元，农民集资捐资3.8亿余元，各机关、企事业单位和干部职工捐资1.178亿元。
　　为了支援贫困县庆云，德州市化肥厂专门召开动员大会，全厂干部职工当场捐款28255元，厂党委把这些钱连同厂里捐助的25万元一起送到了庆云县后张乡，为该乡中学建教学楼添砖加瓦。德州市劳改队、新华书店、百货大楼、邮电、交通、电厂等部门和单位，也纷纷伸出援助之手，支援庆云达120余万元。陵县60家县直企事业单位，在不到4天的时间里，筹资630万元，对口支援14个乡镇的“普九”。
　　农村的集资捐资活动，更加激动人心。齐河县焦庙镇党委政府为发动干部群众集资、捐资，召开万人大会，书记、镇长每人带头捐款500元，一般干部200元，在场的县教委干部每人300元，仅用7天时间，这个镇就筹资170余万元。陵县前孙镇田家村农民田文和，家中有病人，但他两次共捐资1.5万元。临邑县临邑镇王楼村王明兰，丈夫偏瘫在床，儿子结婚，但她只给儿子出了1000多元的彩礼钱，却将承包村里砖厂积攒的3万元和5万块砖捐献出来，帮助村里建起一所希望小学。齐河县焦庙镇姜堂村农民姜立洪，身患食道癌，病重之际听说村里正筹资建校，便执意出院，他对村支书说：“我的病治不好了，还是把治病的钱给村里修学校吧！这也是我给后代尽一份心意。 ”
　　许多在改革开放后富裕起来的农民企业家，带头为家乡政府排忧解难，无私奉献。德城区抬头寺乡前屯村戚洪友，用建冷库的30多万元为本村建了670平方米的教学楼。庆云县庆云镇张桃符村从事白铁加工的张学增夫妇，投资28.8万元建起了一栋480平方米的二层楼房给本村小学做教学楼。乐陵市农民企业家梁希森，为家乡学校先后捐资30多万元。身在江苏铜山县的个体户金永利，解放初已定居江苏，听到家乡“普九”的消息后，托人把两万元钱送到临邑县翟家乡金集村。
　　在革命战争年代不怕牺牲浴血奋战的革命军人，更是主动为“普九”作贡献。原福州军区副司令员郭培庚将军，回原籍探亲时，为家乡的“普九”热潮所感动，当即决定捐资14万元，为乐陵市化楼乡刘集村修建了一所高标准小学。原广州军区副司令员刘存智将军，听到家乡庆云“普九”的消息，寄回1000元，以示支持。夏津县新盛店镇退伍军人黄士荣，年逾花甲。他的两个儿子都患有残疾，家境贫寒，但在“普九”中，老人主动承担起镇中学的保卫工作，又向亲戚借款120元，加上自己的退伍补助，凑齐200元交到镇政府。
　　德州市的“普九”还得到了省内外爱心单位、爱心人士的热情支持。临邑县营子乡政府在“普九”之初，给在外地工作的营子籍人士写了一封公开信，一个多月时间，就收到捐款37万多元。 1995年7月，威海市环翠区团委捐资20万元，在庆云镇前马村开工建设庆云县第一所希望小学——威海希望小学。之后，共青团德州市委联合德州市教委开展救助失学儿童、支持基础教育事业的希望工程，3年间共收到捐款捐物617.4万元，救助失学儿童少年7803人，新建“希望小学”19所。祖籍齐河县马集乡东代庙村81岁高龄的台胞侯拱辰先生，捐款15万元。香港大业制造有限公司董事长沈炳麟，捐资47万余元，在庆云县建起了两所希望小学。身在台湾的退役国民党中将曹树炳先生，听说家乡陵县凤凰店村正在修建学校，也派女儿回家捐款10万元。
　　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由省教委、省高校工委牵头，省属十几所高校派往庆云、夏津支教的同志们，为两县的“普九”做了大量工作。当时从省教委到夏津挂职副县长的牟思伦，回省城发动山大、山师大等10所高校，一次性向夏津捐助20多万元的课桌凳及教学仪器，并与支教队员一起捐款5000元。驻庆云的支教扶贫干部，先后在挂职副县长姜玉亭、林寿彤和挂职县长助理杜德昌的带领下，到省直机关和36所大专院校，为这个贫困县争取无偿资金120万元，捐赠的课桌凳、教学仪器、电教器材、图书资料，折合人民币80多万元，他们还自掏腰包，捐资4600元。驻该县崔口镇的支教干部刘西忠，为学校建设绘制图纸，节约设计费一万多元，并主动承担起工程监督工作。
全省调度，既是肯定更是促进
　　在全市“普九”高潮迭起之际，1996年7月初和11月下旬，德城区、乐陵市和宁津县先后通过了省政府验收，开创了我市“普九”工作的新局面。至1997年1月底，又有临邑、禹城、陵县、平原、武城、齐河6个县市通过省政府验收。这样，我市在1996年度共有9个县（市、区）实现“普九”，占当年全省验收总数的近三分之一。
　　1997年3月25日至27日，省政府在我市召开“普九”工作调度会，与会代表考察后一致认为，德州市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下，领导重视，真抓实干，走出了一条经济欠发达地区实现“普九”的路子。副省长张瑞凤说：“大家和德州的条件差不多，为什么人家能实现，我们实现不了呢？我看主要是主观努力不够。所以这次会议就是要解决大家的认识问题，加强领导、增加投入、积极主动，争取像德州这样，使‘普九’工作有突破性地进展。 ”省教委副主任单兆众、省政府教育督导室主任马钊在讲话中也都对我市的“普九”工作给予了高度评价。
　　省政府、省教委领导对我市“普九”工作的肯定，对我们来说既是鼓励，更是鞭策和促进。会后，市教委党组进行了认真研究，并报市领导同意后，重点做了以下几方面的工作：一是抓庆云、夏津两个贫困县的“普九”攻坚，全面完成“普九”任务；二是，已通过验收的9个县（市、区），及时把工作重点转移到巩固提高“普九”成果和水平上来；三是，以“四制”改革为重点，多措并举，狠抓教师队伍建设。伴随着这几项工作的开展，“普九”工作最终如期顺利完成。
　　3年“普九”，成果丰硕。第一，全市建立健全了九年义务教育制度。小学初中适龄儿童少年的入学率分别达到 100%和97.01%，残疾儿童少年入学率达到88.5%，15周岁人口中初等教育完成率达到99.1%，17周岁人口中初级中等教育完成率为92.4%，均达到或超过了国家要求，初步实现了教育公平。第二，调整了学校布局，改善了办学条件。乡镇中学由1994年的325所调整到230所，减少了29.2%，小学由6040所调整到3802所，减少了37.1%，3年来，全市“普九”总投入7.88亿元。其中，新征土地1.3万亩，占学校原占地面积的47%,新建校舍111.2万平方米（含新建楼房160栋）；添置6800万元的教学仪器、音体美器材和750万册图书资料，农村中小学理化生、自然等实验设备从过去的空白发展为实现85%以上学校达标；电化教学进入了城镇中小学课堂，不少学校增添了语音室、微机室，微机总量达1400台。教育资源的优化配置和办学条件明显改善，使学生有了较好的学习环境，也为全市开展素质教育、提高办学效益和教学质量创造了有利条件。第三，建立了较为规范的教育投入机制。市县两级财政对教育投入主渠道的体制被确立下来，做到了“三个增长”，学校的公用经费、教师的工资待遇得到了明显改善；农村教育费附加实行了“乡征县管乡用”，城市教育费附加的征收管理步入正轨，征收额逐年上升；义务教育的筹资政策得到落实，并在关键时刻发挥了关键作用。第四，师资队伍整体水平明显提高，素质教育取得初步成效。校长完成了岗位培训，实现了持证上岗。教师通过脱产或函授、自考等学习培训，学历合格率大幅提升，初中达到84%，小学达到96%。清退了不合格民办教师和代课教师，并将2658名民办教师转为公办，初中缺编教师得到了补充。我市先后被评为全省校长培训、师资培训、教师队伍管理先进单位。各县（市、区）全面贯彻素质教育方针，全面落实课程方案，广泛开展目标教学、分层次教学等方面的改革，减轻学生课业负担，提高课堂教学效率，促进了学生全面发展。
　　有人说，那时候的“普九”标准，与今天的学校建设不在一个档次上。这话不假。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各级党委政府、广大干部群众，已经做出了最大的努力和牺牲，他们在不很具备条件的情况下，完成了那样一项艰巨的任务，而且涌现了那么多可歌可泣的动人事迹，应该感到骄傲和自豪。今天，我们每一个人，特别是在职在位的同志，应当继承和发扬当年那股“坚定信心，不犹豫、不后退，勇于拼搏、敢于胜利”的“普九”精神，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征程中，脚踏实地，努力做好每一件事、每一项工作，不辜负历史赋予的重任和人民寄予的厚望。而历史也为“普九”做出了公正结论:正是因为有了当年的“普九”，才为我市教育事业的发展、人才的培养、科教兴德战略的实施，打下了坚实基础，创造了有利条件。“普九”是我市教育发展史上的一座丰碑，是德州人民倾力发展教育事业的一曲凯歌，它的功绩永载史册。这正是：
三载拼搏终“普九”，文盲从此断源流。人才济济复兴路，科教兴德志可酬。
　　愿人们铭记那段历史，愿宝贵的“普九”精神永存！
　　（作者系德州市原教委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