冀鲁边区纪念馆内的军政学校模型

“挺纵”政治部主任、军政学校校长符竹庭

军政学校学生使用的教材

冀鲁边区的“黄埔军校”

　　冀鲁边区的八路抗日军政学校，全称是 “八路军东进抗日挺进纵队军政学校”，前身是军政训练大队，由三十一支队筹办。校址在当时的乐陵县中学内，位于城南路东旧县衙大堂后。在以乐陵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不断扩大和巩固的形势下，三十一支队为了培养党政军基层干部，开始筹办军政训练大队。 1938年7月8日，曾国华率永兴支队抵达乐陵城，与三十一支队会师。八路军主力部队的到来，为军政训练大队提供了领导干部和军事文化教员。他们当中有很多富有战斗经验和受过专门军事教育的干部，特别可贵的是有一些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老红军。永兴支队的朱子伟、李全生分别被任命为军政训练大队的队长和党总支书记。
　　军政训练大队的学员来自多个方面，除三十一支队人员外，还有边区的党、政基层人员；同时，广泛招收冀鲁边区各县的爱国知识分子；出于统一战线的需要，也吸收了当时还是友军的“曹五旅”的人员。第一期学员400余人，编为1个大队、 3个中队，中队以下有3至4个班。训练以1个月为l期，科目有军事训练和政治课。政治课内容有部队政治工作、群众工作、敌伪工作、统一战线等，都以油印的小册子为课本。课程内容对学员来说，都是从未接触过的新课题，听起来很新鲜。也进行一般历史知识和共产主义基本知识的教育，如红军长征的历史、近代史……包括从太平天国、鸦片战争直到抗日战争等。训练大队还有1个简易的图书馆，有很多书籍供学员阅读。在学习期间，很多学员接受了共产主义教育，转变了世界观，由单纯的抗日爱国思想转变为共产主义思想，并在学校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肖华率东进抗日挺进纵队来边区后，在军政训练大队的基础上，正式创办八路军冀鲁边区抗日军政学校。挺进纵队政治部主任符竹庭任校长，曾庆洪任副校长，设有教育处，朱子伟为教育长，王省身为教育股长。学校规模较之前扩大；学制由1个月1期改为3个月1期。
　　军政学校的教师多是兼职的。冀鲁边区特委书记李启华、挺进纵队参谋长邓克明、挺进纵队政治部民运部长李青、宣传部长姜思毅、乐陵县战委会主任王国华等，都给学员上过课。肖华也曾亲自给学员上课。 1938年10月27日，他在军政学校给学员作了题为 《放弃武汉后的形势与当前的紧急任务》的报告，指出，武汉失陷后，日军将回师 “扫荡”冀鲁边区根据地，全区党、政、军、民要紧急动员，筹集钱粮，空舍清野，坚持游击战争，打退日军对边区的进攻，保卫和巩固边区抗日根据地。另外，肖华还对包括军政学校学员在内的边区各抗日团体作过 《游击战术》的报告。肖华的报告从国际反法西斯战争讲到中国抗战、从全国形势讲到边区抗战、从战略讲到战术，有声有色，引人入胜，深受学员和广大抗日民众的欢迎。
　　教育长朱子伟在军政学校并不具体任课，但他对学员讲的话、作的报告，都是一种综合性的授课，既是生动的政治课，也是严格的军事课。为了培养学员不怕困难、不怕艰苦的作风，他专拣烈日炎炎或大雨滂沱的天气，把学员集合到院子里，在日晒和雨淋中经受锻炼。一次，他在烈日下给学员作报告，一个学员晕倒了，他叫人把他抬下去，然后继续讲。平素一声集合，要求学员在几分钟内队列整齐。有时，夜间突然集合，进行军事演习。
　　李全生是党总支书记，负责军政学校党的组织工作。他找学员谈话，了解思想动态，培养发展党员，也亲自给党员上党课。军政学校总支下设4个支部， 3个队各有1个支部，还有1个直属支部。
　　学校的军事课讲授抗日游击战争，以毛主席 《论持久战》为教材，每天早晨和下午在乐陵县中学操场进行军事训练。学员学射击、刺杀，枪支不够便以木枪代替。
　　军政学校以抗大为榜样，提倡 “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作风，吃窝窝头、咸菜。学员们还经常开展文艺活动，燕明、辛国治都是当时的文艺活跃分子。
　　军政学校的学员，还积极参加边区的重大政治斗争。 1938年10月，乐陵发生了全县万名群众挽留抗日县长牟宜之的重大历史事件。国民党山东省主席沈鸿烈亲自来乐陵，以与肖华洽商政事为名，企图劫持牟宜之县长去惠民。 “挺纵”司令部和边区特委布置各群众团体，发动群众，拦阻沈鸿烈的汽车，挽留牟县长。在这次事件中，军政学校学员在燕明等骨干分子的带领下，奋勇当先，和全县抗日群众一起，把沈鸿烈的汽车紧紧围住，高呼抗日口号。沈鸿烈的汽车无法出城，只得留下牟宜之。
　　军政学校各期学员虽然都规定了结业期限，但实际上是非常灵活的，常采取不定期结业的形式，分配学员奔赴工作岗位。有时，将结业的一部分学员分配到党政各部门里去，一部分留校作为工作人员，还有一部分留下来继续学习，作为下一期学员的骨干，起带头和影响作用。有时，学员并未到结业日期，没有学完原计划的课程，但是，由于形势变化和工作的需要，便提前结业，被派出执行艰巨的任务。学员学习时间长的，可达两三个月，甚至更长一点，时间短的只有六七天。有的学员在学习期间，因工作需要，暂时离开军政学校，过一段时间，再回校学习，以胜任新的任务。
　　军政学校第二期是军政学校的全盛时期，规模最大，共11个队， 1000多人。学员有的是正规部队的排长、地方部队的连、排长，有的是动委会的干部、县区游击队的干部，还有的是进步学生。这些人经过学习，有的仍回部队，有的回去当区长、除奸部长、民运部长、宣传部长等。另外，还有国民党地方杂牌部队的人员，如保安队长、警备队长，甚至有土匪头子。盐山县警备队长韩书元也来乐陵当过学员。接受他们来学习，是为了搞统一战线，对他们进行改造，共同抗日。
　　第二期虽然学员很多，声势很大，但开学后1个月，得知日军回师华北 “扫荡”的消息，学校即进行了精简整编，大部分学员提前结业离校，只保留了3个队，学校也更名为教导营。军政学校改名为教导营后，人事有所变动。原副校长曾庆洪调 “挺纵”五支队五团任政委，朱子伟任教导营营长，王省身任总支书记。
　　1939年 1月，乐陵失陷，“挺纵”各机关和教导营撤出乐陵城。春节前后，即1939年的2月，教导营驻茨头堡，在这里又进行了整顿，撤消了三队，只保留一、二两个队。领导成员也有变动：杨俊生任营教导员，王省身调任商河县大队政委，钟仁辉任营总支书记。整顿之后，教导营开往无棣的西北部，在高湾以南、海丰一带打游击。 4月间，又回到乐陵境内，在城南二三十里远的村庄活动。此间，军政学校的第二期学员毕业，第三期开始。
　　同年5月，第三期学员入校，活动在乐陵城南到德平一带，即孔镇附近。后向西延伸移动，由宁、乐边界进入宁津，活动于柴胡店、张乃家一带。第三期约在8月结束。第四期开学后，环境日趋恶化，教导营的2个队合并为1个队，徐其江任队长，王猛任指导员。
　　1940年初，第四期学员毕业，第五期开始，这是最后1期。第五期训练了1个多月，即随挺进纵队参谋长邓克明开赴鲁西。随邓克明活动的除教导营外，还有警卫营。教导营跨过津浦铁路，在茬平县小街过春节，之后活动在东阿、阳谷、寿张一带。同年3月，最后1期学员毕业，教导营的干部和学员都被分配到各部队里去。朱子伟到曾国华支队任作战科长，杨俊生到五团任政委，王猛到五团二营任教导员。
　　这样，从1938年9月到1940年3月，共有5期学员毕业，计2000余人。这些干部，对边区各县发展党组织，开辟工作，组织发展抗日武装，建立抗日政权，起了重要的作用。如德县的抗日县长王哲，东光的县委书记周劳工，济阳县大队队长朱宝成，禹、临、陵、平、商、济、齐7县工委书记马冲等，都是军政学校的学员。
　　军政学校的学员，在抗日战争时期曾作为边区党政军基层干部，发挥过很大作用。后来，经过解放战争，直到新中国成立后，很多人成为省、军级的领导干部，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现代化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成为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