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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接6版)在人民文学出版社修改《大刀记》的日子,除了与“四人帮”极左文艺思潮作斗争的不快和日夜笔耕的劳累,郭澄清还是有自己的快乐的。在此期间,他结交了可谓知交的一批朋友,除了出版社的总编辑王志远、副总编辑屠岸、《大刀记》的责任编辑谢永旺以外,还结交了一批文人朋友,比如诗人、书法家王绶青,东北作家方波,文艺评论家张炯等。在此期间,他和老乡兼文友、原《诗刊》副主编杨金亭过从甚密,经常引友唤朋到他家小聚,畅谈文学,倾诉友情。
  当时,诗人王绶青正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创作修改长诗 《斗天图》,与郭澄清成了好朋友,他回忆说:
  “《大刀记》开始时给退稿了,是王志远又硬硬地给追回来的。追回来,就换了责编谢永旺。要不是王志远,《大刀记》在当时就出不来了。 ”
  “我跟老郭是好朋友,《大刀记》这个书名就是我给题写的。我们无话不谈,记得那时他跟我说‘文革’开始时,经常有人喊‘打倒反动权威郭澄清! ’他就说:‘反动我是够了,权威还算不上。 ’他就是这样的人,口才极好,又很幽默,人又忠厚老实。他有自己对三种人的划分标准,他说:‘第一种人:为了别人活得好,宁愿牺牲自己,这种人是最伟大的人,这样的人极少;第二种人:我不能什么人都管,自己吃喝都顾不上,哪有能力再管别人?不管你死你活,我只管我自己,这也是好人,这种人属于大多数;还有一种人:为了自己活得好,专门去害别人。不害别人,自己活不成。不害别人,自己不能过。这种人有害人的瘾。 ’郭澄清恨的就是这第三种人,就是专门治人整人的人。不光他恨这第三种人,谁又能不恨呢?
  “他从来不洗衣服。说好听点是没时间;说不好听了,就是邋遢。换下来就往那里一扔,晾着。我老伴就给他收起来,给他洗。他吸烟很厉害,有时衣服上让烟灰烫个洞,她也给他补上。她手巧,衣服上的洞都让她绣成花瓣儿了。很少有人敢去他屋子里串门,怕打搅他。我不管这个,我没事了就去,劝他别光写,累坏了身体可不是闹着玩的。有时还硬拽着他出去走走。那时他吸恒大的烟,吸得很凶,我知道谁那里没烟他那里也得有。半夜,我没烟抽了,推门进去,说:‘别写了,歇会吧。 ’他就知道我是来要烟抽。就向着放烟的地方瞄一眼,我就自己拿了。
  “那时,方波也在那里改一个小说,他和郭澄清不一样,很活跃。我就给他任命了个方团长。郭澄清呢,除了吃晚饭散散步以外,成天几乎不出门,就显得特别稳重,我就给他任命了个郭政委。有一次可能是国庆节,方波黏着王志远,非得让他弄辆车子拉着大家在北京到处转转。郭澄清原不想去,杨金亭一听他不去,当时就急了,说:‘不行不行,你整天写得这么累,得去北京转转。 ’说着,我们就把他硬架出了屋子。车是辆大卡车,大家就把他塞进了驾驶室里,其他人坐在后面。一卡车,载了得有三十几个人。我印象中,他就参加了那么一次集体活动。 ”
  那时的政治气候还非常严峻,说错一句话,做错一件事,找错一个人,都有可能被打成现行反革命,揪出来进行批判。在这方面,诗人苗得雨深有体会。多次运动中受到批判的他,在郭澄清修改《大刀记》期间,他代表山东省委文化局进京汇报山东省委对《大刀记》的意见。那次,他就差一点又一次被打成反革命分子。据苗得雨写的《怀念18年前辞世的郭澄清同志》一文记载:
  作品清样打出后,寄来山东征求意见。那时出版一部作品,出版社定了还不行,还得由当地领导审批。省委分管文艺工作的常委、宣传部长王众音同志亲自阅读,然后责成省文化局组成阅读小组审读。阅读小组有我、任孚先、牟崇光、刘小衡等,由我做召集人。大家夜以继日地阅读。我用一天20万字的速度看了近一周,为这部不多见的有水平的作品而兴奋不已。阅读意见集中后,由省委主管领导拍板,派我为代表进京汇报。两次汇报,各一上午。我讲了作品反映革命历史的波澜壮阔,表现生活的深度,人物形象塑造怎样得鲜明,以及由语言、文字等表现出的艺术风格独有特色等等。并讲省里领导特别交待要向出版社表达谢意:“《大刀记》的出版,既是出版社的一件重要工作,也是山东文艺界的一件不小的喜事。 ”汇报后,到老郭住的小屋,老郭说:“效果很好。他们都表示十分满意。让我按省里的意见稍加修改,书就可以出了。老苗,你这次任务完成得很好。 ”我说:“你这部书有两个稀罕,一是100余万字的3卷本长篇,是建国以来不多见的;二是这几年人们已读不到一部好长篇了,你这是第一部。你一直没有离开生活,作品中不光生活气息浓厚,而且挖掘得深,我读农村革命历史题材的作品不少,但都没有这一次读得过瘾。 ”老郭说:“可以说是我大半生的心血!没拿出的还约有四分之三,它的总名叫《龙潭记》。 ”我说:“我估计,书出来以后会有不小的轰动。 ”老郭说:“出版社也这样想。 ”
  在北京的几天,我抽空去看望了几位老师。十几年没来北京了,又经过了一次大劫难,十分想念他们。先去看了臧克家,待去田间处时,我向老郭请假。他听了稍有些犹豫,声音很小地说:“好吧。田间也是我的老师,代问好!”说罢走开。我觉出他有些担心。在当时的气候下,做事不能不慎重。我若不同他说,他可以装不知道;说了,明确支持或反对,都不好说。我让诗友戈缨 (另一位高平)陪着去看了田间老师,顺便看了王亚平。待打听清了陶钝地址(芳草地)准备去看时,一场政治风波在北京与山东之间发生了。省里李寿山带曲艺队参加全国调演,排练时请老乡、老领导陶钝去作指导,这下闯了祸,引起了“新政权”——国务院文化组权贵们的大发雷霆,说这是重大政治事件,“不拜红线拜黑线,不拜红色权威拜黑线老头子”。李寿山被押回山东批斗。此时,省文化局给老郭打来电话,说李寿山的问题性质严重,正在开千人大会批判,“老苗北京的熟人更多,去看谁了吗? ”我正在跟前,见老郭脸色刷地变白,朝我会意了一下,镇定了语气说:“老苗……哪里也没有去。光工作的事就够他忙的了!”电话那边没再追问。可是,我心中一直揣个小兔,克家、田间的名气比陶钝大,“新政权”若知道我拜了更大的 “老头子”,那我会比李寿山更“黑”。我是“文革”第一批就揪出来的12名“黑帮”之一,“文革”前就挨过报纸点名批判,“文革”中又反复以不同名义折腾,是最后一个“解放”的,再发生了新事可是不得了。我感谢老郭替我保了密。老郭放下电话,什么没说,回到了自己屋。意思是,我给你保了密,你要是自己透了风可是连我也得牵扯上。此时,我绝对不敢再去看别的什么“老”了,也怕已看过的会不会从侧面透风?我想了一下,田间处没别人,可是克家处,在场的有程光锐、方殷等,他们能否无意中透出,被有意人听到?直到以后什么动静没有,我心中的“小兔”才放下了。我越想越敬佩澄清同志,在那种气候下难有的一种勇气,甚至来不及多想的一种当机立断,其危险程度不次于战争时期在鬼子面前的“两面村长”。我回济时,批陶、李大会还在开着,我赶上参加了一次,心想:“寿山老李,我差一点也遭你这样一下子! ”人生有好多不幸,那时躲过批判不仅是一次庆幸,内中的含义却值得久久回味。
  正如屠岸所言:“像这样有分量的长篇在那个时代几乎没有!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整个中国大地百业凋零,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都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也有的学者将“文革”文化称为一片沙漠,当然在这片沙漠里却一直盛开着八朵 “奇葩”——八大样板戏——成为当时人民的精神食粮。有人曾说过,样板戏看得久了,连平常说话走路,都带着一种样板戏做派——女人不像女人,男人不像男人。如今回看,前后十年,所有的眼睛只能一起盯着8个样板戏。那种精神世界的空虚和焦渴,是一个多么恐怖和绝望的场景呀!
  尽管历尽艰辛,郭澄清和他的《大刀记》还算是生逢其时的。 1975年7月至8月,三卷本长篇小说《大刀记》的第一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和山东人民出版社同时出版发行,震惊了中国文坛!
  《大刀记》的出版距离“四人帮”倒台的1976年10月,还有14个月。在这14个月里,中国又经历了很多灾难——1975年11月,标志邓小平再次被打倒的 “反击右倾翻案风”;因周总理逝世,导致天安门广场上掀起“四五”运动;唐山大地震;毛泽东逝世——这一年可称得上是共和国一个漆黑的夜晚……
  这一版《大刀记》,郭澄清没有得到一分钱的稿费。
  我们在采访作家章永顺时,他说郭澄清跟他说过一句话:
  “我呀,是党的儿子,我要为党做贡献。我是党的儿子,做出我应有的奉献!那么我就靠我这支笔! ”章永顺说:“他用这支笔写出了 《大刀记》,他无愧于人民和他的时代!《大刀记》一出来,势不可挡!电影、话剧、评书、连环画等等。那是全面开花啊!所以呢,那时候‘四人帮’也就挡不住了!这朵奇葩冲破黎明前的黑暗,在那时绽放出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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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07 版:《风雨大刀魂:郭澄清评传》连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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