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生在夏津县城东的刘江庄村 （今属银城街道），1934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后因与组织失去联系，1938年5月第二次入党。 1946年6月，我参军入伍，成为冀南军区14纵队独立三团政治部主任。
　　回望过去，我经历了大大小小无数次战役，唯有1950年在上海的反轰炸防御保卫战让我终身难忘。
　　1948年之后，随着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中国人民解放军迅速扩大，华北兵团成立第70军，我所在团改为629团，到郑州以后由陆军改编为炮兵。随着越来越多北方城市的解放，我军缴获了大批高射机枪、高射炮等防空武器，扩大防空部队的条件已经成熟。因此，我们团又改为高炮17团，我仍担任政治部主任。
　　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以后，蒋介石及残部逃到了台湾岛，但仍有一部分顽固分子躲藏在上海东南约60公里处的高地和沿海岛屿。国民党空军在这些地方拥有两座飞机场，可供战斗机和侦察机起降，而在台湾岛还部署有中型和重型轰炸机。
　　1950年2月6日，台湾国民党空军对上海进行了一次破坏非常大的轰炸。国民党空军从台湾、舟山群岛出动了17架包括B-24、B-25等在内的轰炸机，以上海电力公司、沪南及闸北水电公司为主要目标进行轮番轰炸。上海市遭到严重破坏，群众伤亡1400余人，全城停电，国民党潜伏的特务趁乱进城破坏，造成了极坏的影响。
　　国民党四处扰乱人心，说共产党能打下上海，但永远管不了上海。蒋介石及美国企图通过对该地区的空袭，给刚刚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制造经济、政治混乱。
　　这一阴谋在一段时间内得逞了。凭借一时的空中优势，敌机肆无忌惮地在上海制造恐慌，迫使上海一些企业、工厂和商店关门歇业，造成市内供应短缺，物价飞涨，投机盛行。在此复杂而迫切的形势下，新中国政府一方面急调炮兵部队进驻上海，另一方面求助于苏联政府，希望能帮忙化解这一危局。
　　我奉上级命令，率高炮17团从郑州黄河大桥的防空阵地撤出，乘军用列车，日夜兼程向上海开拔。为了支援中国，苏联政府派出了一个防空集群，由巴季茨基中将出任司令，斯柳萨列夫将军任副司令。
　　1950年2月17日，苏军指挥员飞抵北京，拜会了朱德、周恩来，19日抵达上海，与华东军区最高首长陈毅司令员举行会晤，从而拉开了上海防空组织工作的序幕。
　　按照双方共同制定的计划，上海的空防事务由两国共同承担。我所在的高炮17团，成为中方配合苏方投入防空作战的部队之一，1950年年初进驻上海，负责保卫上海发电厂。苏军防空集群的任务是火速向中国军事指挥部提供城市防空支援，以阻止国民党空军对新中国的猖狂空袭。
　　随着各部队陆续就位，紧张的备战整训开始了。根据安排，我负责带领指战员对苏式装备开展紧张的战前集训，特别是与苏军的协同配合更是从实从严。在苏方指导下，部队对所有作战装备进行了彻底调试，对炮兵进行了瞄准和火力拦截训练，实现了与探照灯、歼击机的默契配合。
　　经过一段时间的磨合，部队的作战能力有了显著提高，双方指挥员建立了良好关系，多次举行联欢。我的女儿李玉琴当时在文工团，她主演的话剧《红军的妈妈》深深感动了双方指战员。
　　由于中苏联合防空部队是秘密进驻上海的，国民党空军对此浑然不知，起初仍毫无顾忌地对上海猖狂轰炸。一次，敌机对上海电厂进行低空飞行投弹时，我团高炮突然对空集中射击，敌机猝不及防，被打下一架。在以后两个多月的时间里，中苏防空部队采取固定布防和机动作战相结合的战法，在上海、杭州和徐州地区，先后击落8架敌机，从此敌机再也不敢低空投弹，高空投弹的破坏力也大打折扣。有的敌飞行员为保命不敢进入目标区域，甚至未到上海就把炸弹随意扔掉，然后兜一个大圈子就回去交差。中苏联合防空作战，把国民党军空军的猖狂气焰压了下去，为稳定和保障人民生活、保障经济起到重要作用。
　　1950年1月至8月，我团因对敌作战成效显著受到苏联友军的赞赏和上级的表彰，期间我也升任高炮17团副政委。随着上海敌情的减缓和抗美援朝的开始，1951年2月我率全团奔赴朝鲜大宁江、清川江等地驻防，投入了新的战斗。
　　□李学实 口述 李印文 侯法雷 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