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8月24日，十一届全国人大第十次会议表决通过了将《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铁路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烟草专卖法》四部法律中有关“投机倒把”“投机倒把罪”的规定予以删除并作出修改，这意味着诞生于计划经济时代的“投机倒把”彻底成为历史名词。
　　从1954年11月开始，德州城镇逐步实行了小麦及粗粮的计划供应，农村实行凭介绍信购粮的办法，不允许有投机行为。1963年5月，德州市建立打击投机倒把办公室。1969年，陵县赵虎公社避雪店大队不少人弃农经商，粮棉有所减产，但总收入增加，大队上认为“这是一小股阶级敌人在煽动人心”，通过一连串的忆苦思甜、斗私批修，进行了斗争。
　　1970年，德州市开展“一打三反”运动——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反贪污盗窃、反投机倒把、反铺张浪费。运动铺天盖地，全民动员。陵县梅镇公社梅镇大队的老贫农齐怀兴在梅镇集上发现一个人行动很可疑，便紧紧跟着，当他发现这个人在倒卖农产品时，立即上前抓住要将其送往集市管理处，倒卖人从兜里掏出20元钱硬塞给齐老汉，老汉当即把钱摔在地上，愤怒地说：“谁要你这臭钱，我要社会主义，要和你们这些坏家伙斗争到底。”
　　1979年中国第一部刑法颁布，明确地将投机倒把规定为犯罪。改革开放初期，为了鼓励企业扩大生产，国家实行价格双轨制，即计划内的产品实行国家统配价，计划外的产品实行市场价。市场价往往比统配价高出很多，由此出现了以统配价套购产品，然后以市场价出售牟取暴利的“倒爷”。他们凭借手中的权力，通过计划或者走后门，搞到平价的紧销产品，然后囤积居奇、翻手倒卖，经过环环转手，层层加码，最后以较高价格卖给最终使用者或者消费者。一时间，投机倒把成风。
　　上世纪80年代，国家进一步加大了对投机倒把的惩处力度。1981年1月，国务院两次发出紧急文件“打击投机倒把”。1月7日，国务院发布《加强市场管理、打击投机倒把和走私活动的指示》，规定“个人（包括私人合伙）未经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批准，不准贩卖工业品”“农村社队集体可以贩运本社队和附近社队完成国家收购任务和履行议购合同后多余的、国家不收购的二三类农副产品，不准贩卖一类农产品”“不允许私人购买汽车、拖拉机、机动船等大型运输工具从事贩运”。
　　到1月30日时，国务院又发文《关于调整农村社、队企业工商税收负担的若干规定》，明确指出：“为限制同大中型先进企业争原料，将社、队企业在开办初期免征工商税和工商所得税二至三年的规定，改为根据不同情况区别对待……凡同大的先进企业争原料，盈利较多的社、队企业，不论是新办或原有企业，一律照章征收工商所得税。”“打击投机倒把”成为当年最重要的经济运动。
　　1983年由全国人大公布了《关于严惩严重破坏经济的罪犯的决定》，把“投机倒把罪”的法定刑提高到了死刑。1987年，国务院又发布了《投机倒把行政处罚暂行条例》，该条例将“以牟取非法利润为目的，违反国家法规和政策，扰乱社会主义经济秩序的行为”，界定为投机倒把。其中列举了11类具体的投机倒把行为。在1983年至1991年的数年间，有不少人因投机倒把被判刑入狱，甚至有人因此被判死刑。
　　1997年刑法修改，取消了“投机倒把罪”。温州人郑乐芬成为最后一个以“投机倒把罪”获死刑的人。她利用“抬会”进行金融诈骗，有30万人卷入其中。□本报特约撰稿人 王德胜